申论二、给定材料 1．中国在2001年加强了高层反腐工作力度。3月10日，中国国家审计署透露，从2001年起，中国将对省部级领导干部试点进行离任审计。4月26日，中纪委透露，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5月17日，媒体披露说原中共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大肆索要收受他人钱物、求神拜佛被查处。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以成克杰为例，告诫高级干部“要留清白在人间”。9月24日至26日，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石兆彬问题的审查报告》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嘉廷问题的审查报告》，并决定撤销石兆彬、李嘉廷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10月10日，沈阳“慕马大案”宣判，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被判死缓、原沈阳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判死刑，其他涉案人员14人也分别被判刑。12月19日，马向东等被执行死刑。10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李纪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1月2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立案审查。11月15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免去原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丘广钟的职务。12月5日，中纪委公布原中共广西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刘知炳被开除党籍，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 2．2002年7月23日，被人们称为“五毒书记”的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走上被告席，开始接受为期3天的审判。2002年1月29日，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省委召开的典型案例通报电视电话会议上痛斥张“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从此“五毒书记”之称不胫而走，成了 2002年反腐的标志性词汇之一。2月底，湖北省检察院对张二江案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张被指控的罪名主要包括：1995年至2001年，张二江在担任丹江口市市长、市委书记和天门市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39次，共计人民币77万余元，美元4300元，先后14次支取公款10.8万元用于个人开支和送给亲戚朋友。这些数字，与时下某些贪官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犯罪数额相比，并不足以引人注目。所以，在张的“五毒”中，“贪”被排在最后一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吹”。“吹”主要指的是1998年前后发生在丹江口市的“统计浮夸风”，其时张二江正担任丹江口市市委书记。而“五毒”中传播最广的是“嫖”。张在接受纪委审查时供认，他从担任丹江口市市长开始，10余年间利用职权玩弄女性超过百人，其中有想升职的下属机关干部，有希望办“农转非”的宾馆服务员，也有从街上带回的“三陪女”，其中细节令人发指。 3．时至今日，张二江数字造假、数字升官的丑闻已大白于天下，但记者到丹江口采访时，丹江口市工业局一位干部谈到此事时轻描淡写地说：“丹江口前几年工作做也做了一些，吹也吹了一些，浮夸风各地都有，只不过把丹江口做了一个典型，有的地方可能比丹江口更厉害。”张二江的继任者张达华就在全市统计工作大会上说： “现在弄虚作假的各地都有，我们丹江口的问题，好比几个人横穿马路，有交警值班，其中有一个人被抓住了。”丹江口市纪委一位领导并不认为张二江在丹江口十年有什么明显的堕落轨迹。就工作能力而言，“在同级干部中算是优秀的”。但“能干”和“能贪”则一点都不矛盾，经常是同时进行。在他主政的丹江口市和天门市，买官卖官已是公开的秘密。此次张二江事发，因涉嫌行贿而受查处的就有8人，被查处的显然只是行贿者中的少数。丹江口市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说，在张离开丹江口前，提拔干部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对想提拔的人，他通常示意组织部“考察一下”，但是，“有的干部考察一次不合格，考察两次不合格，他还坚持提拔”，“组织部只起到盖章的作用”。而提拔的动力，不言自明。以春节“拜年”来说，要想保住官的，一般送5000元左右，“要求进步”的则要数万元乃至更多。在天门官场一则流传颇广的故事是：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想做交通局长，送上10万，以为十拿九稳，哪知最后安排到一个“非要害部门”，遂感叹道：“行情变了，行情变了。” 4．让人感兴趣的是，如此一个“五毒俱全”的人物，十几年间是如何在官场上平步青云，由代市长而市长，由市长而市委书记的呢?1993年，张二江还在担任丹江口市市长时，与人合著了一本书《下级学》，由湖北某出版社出版。张二江在后记中说，这本书是根据他的“初步思路”撰写的，作者把“下级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并称“创立下级学的宗旨，是使人们成为优秀的下级，在于探讨、帮助并使每一个下级获得成功，而且争取最大的成功”。在“下级的晋升与成功”一章中，作者写道：“与上级领导关系如何，是下级晋升成功与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些人单纯地认为，是太阳总会发光的……而不屑顾及与上级关系如何，这是一种十分幼稚而不切实际的想法。”至于如何赢得上级的好感，作者提供了许多技巧和方法，有些探讨得相当细腻。“很讨上面喜欢”，是许多人对张二江的评价。一位知情人士说，以前有上级领导下去检查工作时，张二江往往亲自下厨，交待师傅谁的口味重谁的口味轻。不少曾为张二江下属的干部也有机会在张二江身上实践他的“下级学”。张二江要钱，就给他送钱；张二江好色，就给他送女人。 5．经济学家胡鞍钢在其著作《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中指出，在坚决打击腐败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防止腐败，转向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抑制各类腐败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防腐败和反腐败应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相协调，应发挥它们的互补作用，即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防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通过防腐败、反腐败来保障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今后解决腐败问题的重点是通过制度建设预防腐败。“反腐败”是治标，“防腐败”才是治本。 6．2002年7月9日，中共中央发了两个正式通知，在党内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7月22日，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习和贯彻这个工作条例的电视大会。这个大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曾庆红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校校长胡锦涛发表了讲话。23日，该条例公开发表。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表了一个答记者问，把这个工作条例里面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做了一个介绍。 7．中央最近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是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5年中央颁布实施的《暂行条例》，对于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质量，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党委(党组)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要求，认真执行《暂行条例》，选拔了大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政绩突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增强了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暂行条例》颁布7年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党的建设及干部工作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六大，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陆续换届，党的干部队伍正处在一个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比较多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我们必须认真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面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暂行条例》在内容和形式上已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需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央决定重新修订并颁布《干部任用条例》。《干部任用条例》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对于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集体，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干部任用条例》，共 13章，74条。从明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选拔任用条件开始，通过规范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职，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交流，回避，免职、辞职、降职，纪律和监督等一系列环节，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出了全方位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各章之间相互衔接，形成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完整体系。其中，总则、选拔任用条件、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纪律和监督，是《干部任用条例》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 8．安徽省委决定，对在2001年度考核中不称职票超过30%的省直9名领导干部(厅级干部8名)，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了职务调整，其中3人予以免职，4人改任非领导职务，2人转任其他职务。此举在安徽引起了震动，普遍认为，安徽今年开始实行的干部年度考核，在领导干部能下上动了真格，使长期困扰干部制度改革的一些难题得以解决，这一新探索将为干部制度改革带来新突破。

申论二、给定资料 “如果你能够组织到3 200元一支的注射用抗癌药物乐沙定卖给我，我保证你每支可以赚取 1 000元钱!”日前，网络遍布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非法贩药团伙潜入山城，在各大医院门外打着广告大肆低价回购高档公费药品，然后以较高的价格返销给其他医院，牟取暴利。记者连日暗访揭穿其中交易黑幕，药监重拳出击，使正在进行非法交易的一对东北男女被现场擒获。医院门外低价收购公费药品 “回收药品、国产进口……13896164***”，半个月前，一块块小型字牌广告悄然摆进了沙坪坝、江北等大医院大门外。 5月23日，记者通过沙坪坝某大医院门外一张广告字牌上的联系电话，与回购药品者、自称叫周晓芳、来自哈尔滨的妇女取得联系。记者表示家里有一些药想卖给她。周在电话中说，她专门收购公费医疗药品。 此后，记者通过连日的跟踪暗访，发现周在江北、沙坪坝等大医院大门外，都在进行同样的交易。5月25日下午两点，记者弄了一大箱天麻丸，准备卖给周晓芳。周一边察看药品，一边拨打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当对方告知这药利润太低，在医院销不动时，周立即拒绝了记者的药。她同时掏出一张罗列了40余种药品的名片递给记者，直言不讳地说，她都是以半价回收公费药品，一般都是专门治疗癌症、白血病、糖尿病的高档药品。周同时“点拨”记者，如果将公费医疗开出来的药以牛价卖给她，记者将获得30%以上的利润。 她希望记者多联系一些享受公费医疗的癌症病患者，并怂恿这些患者从医院大量开药，然后低价卖给她。 周还夸耀，她有兄弟姐妹在重庆和北京、深圳等城市的医院大门外做同样的生意，都是以低价收购高档公费药品，然后通过各种渠道以较高的价格将这些药品返销给医院。她说，跟她一起做此业务的兄弟姐妹们都发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都有车有房。 跟记者交流不到10分钟，周匆匆道别，称她在江北某医院门外收购了一大批药，必须赶在3点钟之前去接货!临走前，她又特别提醒记者，如果有人要买高档药品，也可以通过她买，价格保证比医院和药房的低得多。非法交易药监执法逮了现行 5月26日中午，记者借故朋友家有癌症患者，因为是自费，希望能够从她那里得到价廉物美的高档进口抗癌药物。记者首先求购紫杉纯胶囊(381元一盒)和紫杉纯注射用针剂(849.7元一支)。周回答这些药品暂时在重庆缺货，只有从北京总部去调。记者马上追问周有没有96.8元一盒的复方斑蝥胶囊，周当即回绝：“我手头没有这么便宜的药，只有4支乐沙定，在医院处方上开价都是3 200元寻支，我卖你只收2 500元一支，图的是跟你交个朋友。” 当天下午，记者接到本报热线，家住江北的刘女士热线中说，她在医院门口看到了一妇女打的小型字牌广告，想为父亲买一些便宜点的抗癌药物，又怕上当受骗，想请记者去作个“见证”。 下午5点钟，记者随刘女士如约来到沙坪坝某医院大门外不远处，发现周和一位身高1.8米左右的东北大汉，正蹲在花台底下小声说着什么，显得很诡秘。刘女士向周打过招呼后，东北大汉从公文包内掏出一支玻璃瓶给刘女士看，并示意刘交钱。记者发现这瓶价值3 200元的乐沙定底部装有少量不规则白色凝固物，玻璃瓶外面印着：乐沙定注射用奥沙利铂，分装企业为杭州某制药公司。 刘女士怀疑药品有问题，东北大汉拍着胸膛保证，他是刚从医院患者手头买来的药，绝对不会有假。站在一旁的周同时打起圆场，称东北大汉是她的老公，他们还有两个弟弟在江北和沙坪坝的大医院门外，长期收售处方药品。周对刘女士说，如果他们卖假药，哪里还敢在大医院门前混?见刘女士反复察看药品包装，东北大汉强调：“可别把包装弄坏了，值钱的就是这包装，药品用完后，你可以把包装拿来还我，我给你钱!” 大约过了一刻钟，刘女士索性购买一瓶乐沙定。周紧跟着她到对面的工行内取钱出来，回到花台旁边，东北大汉一手拿钱，一手交货，正当他点完钞票揣进衣袋准备逃跑时，接到记者举报的沙坪坝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稽查大队大队长陈中明带着3名执法人员赶来。 5：30左右，东北大汉和周晓芳被稽查大队带到办公室，接受调查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14条第1款，东北大汉和周属于非法经营药品，应被处没收非法所得和现场赃物，并处违法销售货值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东北大汉自称叫张福林，从事非法收售公费药品的生意长达10多年，网络遍布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他自称5月7日才来到重庆“发展”。收售公费药中间有暴利 他们是怎样获得利润的呢?暗访中，周以抗癌药物乐沙定给记者举例：医院处方上一瓶要卖 3 200元，但她通常以1 600元左右的价格从患者手中买来，然后以2 0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医药公司或者医药代表，再通过这些销售渠道，以2400元左右的价格返销给医院。 周透露，回购公费医疗药品，损失的只是国家的公费医疗保险金，对收购者、对患者、对医药公司和医院都是多赢的。她向记者一一道来：以半价收购乐沙定为例，收购者本身可以获得至少四五百元的利润；患者如果享受90%的公费医疗报销比例，就相当于以320元买了一支3 200元的乐沙定，然后就算以半价出售，从中也可以获得1 280元的利润。如果将乐沙定以2 0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医药公司或医药代表，他们卖给医院时至少还可以获得三五百元的利润。 她告诉记者，回购药品再返销医院，通常要交给医药公司、医药代表或医院的药房来进行，其销售通道相当隐秘，一般不可能被暴露，这之间至少要经过4道程序。打击药贩子法律有空白 沙坪坝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稽查大队陈大队长无奈地告诉记者：不法药商回购公费药品，目的在于高价出售，从中牟利。但目前从药监执法的角度来说，法律法规只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购销渠道进行规范约束，尚未涉及对私人收购药品行为的制裁。因此，单纯打击不法商贩收购公费药品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只有抓住其非法销售的证据，才能对他们以非法经营论处。但陈队长表示，无论这个非法组织有多高明，只要他们在辖区范围内从事非法交易，药监部门绝不手软，将联手公安机关共同行动，直到将他们赶出辖区市场。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调研员苟万林针对收售公费药品的现象说，收售公费医疗药品是一种新的现象，目前尚未纳入“公费医疗保险条例”的范围加以约束，但这种行为肯定该受到制裁。他说，从医院开处方药品再出售，实际上是不法骗取公费医疗保险的行为，将直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行为人一经查实，将被取消公费医疗保险资格，并以诈骗、侵占国家财产的行为论处，参与收购公费医疗药品，从中牟利的，也将同案论处。 (材料来源：新华网)

申论二、资料 1．2004年上半年，四川省全省发生各类伤亡事故201667件，死亡3120人，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19.54%和5.22%。全省亿元GDP死亡率为1.0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23，总体形势比较平稳。值得警醒的是：特大事故强劲反弹，共发生6起特大事故，同比上升100%，全部为交通事故。此外，自贡“3.31”特大公交车事故、“5.29”泸州城市燃气爆炸等公共安全事故抬头，危化品事故呈扩大化趋势，煤矿事故也逐月上升。四川省安监局表示，事故的高发，暴露出在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未落实、专项整治走过场、安全投入不足等问题。2004年下半年，四川省将把握隐患排查整治这个核心，下决心抓好道路交通、煤矿瓦斯、危化品等重点专项整治。　　2．2004年7月，时隔仅十二天，湖南湘潭和涟源相继发生两起特大矿难。被矿井吞噬的二十六条生命让人们不得不再次聚焦“生产安全”。在发生矿难的煤窑业主和相关责任人相继被捕问审之时，人们更期待的是一部完善的安全生产法来保障脆弱的生命。　　3．2003年1月6日，中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首次向媒体披露“12.22”甘肃兰州小南沟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情况：2002年12月22日晚9时20分，位于平川区宝积乡党家水村的兰州金城旅游服务集团公司小南沟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井下作业的刘永奇等1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矿长张营等人未向有关部门上报情况，而是采取私下了结的办法，向死难家属支付3万～5万元不等的费用，到2003年1月2日已向10名死难者家属支付了费用，而尸体仍埋在井下。得知事故真相后，中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对此极为重视。赵铁锤副局长今天指出，“十二.二二”事故为特大事故，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公布实施后仍故意瞒报、企图私了，性质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属于知法犯法，因此必须严肃处理，以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　　4．2003年2月14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一小煤窑发生瓦斯爆炸，井下7人全部遇难。据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汪小青介绍，事故发生地是一家挂靠在该市宝鼎街道办事处的一口小煤窑。该矿证照齐全，正处于整改之中，尚未恢复生产，事故发生前已被封闭。小井口承包人不遵守整改规定，擅自安排来自凉山州雷波县的7名民工下井施工，瓦斯爆炸后，致使7人全部遇难。尸体已被全部挖出，停放在殡仪馆。　　5．2003年2月24日，鸡西市煤业责任有限公司下属小恒山东采四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井下作业的6名矿工仍然下落不明。据鸡西市煤炭工业局局长邹景听介绍，事发煤矿现场有有毒气体积聚，巷道冒落严重，增大了救护队员的抢险难度。6名井下作业矿工目前还未抢救上来，估计生还无望。　　6．2002年6月22日，山西繁峙金矿发生爆炸事故后，私人矿主指使手下与家属谈判，在不见尸体的前提下，每人赔偿25万至6万元。遇难矿工何永春的妻子王显翠回忆：6月23日凌晨，矿工遗体被运走后，随即疏散家属。当时，王显翠发现，在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有两个矿上的人下了车。她满心狐疑，要求下车解手，但车上的工头死活不肯。当时，家属们不信任繁峙政府，因为，仅他们县就死了20人，而当地政府仍然报告“死2人，伤4人”。　　7．国家安监局安全监督管理一司副司长周彬说，全国有采矿证的矿山达13万个，其中，煤矿4万个，而非法矿山大约有7万个。多年来，我国对煤矿安全监察一直采取垂直管理，人、财、物三权归中央，共有煤矿监察人员2800多人。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市都没有完整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只能到省一级，这使得这一部门实际上成为“灭火队”，不能预防事故的发生，只能事后处理。

申论二、资料 　 1. 2004年4月份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曝光后，浙江乐清被查出是劣质奶粉的生产源头之一，包括虹桥和赛诺在内的5家奶粉生产厂家也全部被查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乐清的167户奶农的供奶链突然断裂，每天生产的15吨牛奶“无家可归”，一时间白花花的牛奶被奶农含泪倒进阴沟地坎。就在乐清奶农束手无策之际，7月份当地一家名叫“小家伙”的食品企业作出惊人之举，以每公斤2元2角的高价收购乐清所有奶农的牛奶。4个月过去了，当初雪中送炭的这位救世主如今却突然和奶农反目成仇，11月10日，“小家伙”称部分奶农的牛奶质量有问题，开始拒收部分奶农的牛奶，于是在乎息了4个月后乐清又重新上演了“倒奶事件”。　　2．11月10日天下大雨，乐清的奶农吴总银和往常一样挤完了牛奶，准备送往“小家伙食品有限公司”。下午，“小家伙”公司来电通知他“奶不用送了”。这个突然袭击使得吴总银措手不及，也就在同时，另外的10多家奶农也接到了同样的拒收通知，其中乐清奶农协会会长傅昌友家的牛奶也在被拒收之列。一时之间，200多头奶牛每天生产的几千斤白花花的牛奶没有了去处，奶农们开始把牛奶分给附近的村民喂猪，甚至倒进阴沟。　　11月19日，在与企业经过多次协商无效的情况下，17户奶农聚集在乐清的清江镇镇政府，在政府的协调下开始商量对策。对于此次的倒奶事件，“小家伙”公司坚持认为是部分奶农的牛奶质量有问题，据“小家伙”食品公司的潘笃华总经理介绍，根据技术人员检测，被拒收的牛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掺水，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二是牛奶里面加了小苏打，以避免被检出这是母牛刚生下小牛后的初乳；三是因为奶农做不到及时送奶，导致蛋白变异。不过，潘笃华承认这只是少数奶户的问题，“但奶农都是几户一起送奶的，所以我们只能拒收一部分牛奶。”乐清市清江镇农办的吴修尧也承认有奶农掺假，但他分析，“小家伙”拒收的真正原因是，现在天气冷了，饮料销售量下降了，“小家伙”减少了产量，当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奶了。乐清市农业局畜牧站站长方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7月份以来，供奶的质量问题一直是企业和奶农的焦点，现在矛盾激化了。　　面对这个困境，乐清市政府、奶农和“小家伙”公司开始了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11月20日，在小家伙公司里，三方开始了正面交锋，奶农方认为“现在牛奶都没人要了，我们还掺水干吗?”他们希望企业有先进的牛奶检测设备，不要象现在那样“一户不行，就停一组，这样对诚实的奶农不公平。”　　负责本次协调工作的乐清农业局畜牧站站长方妙华说：“牛奶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也说不清楚，奶农方要防止掺水掺假，防止牛奶的二次污染，并对奶牛进行疫病普查。企业方也要把好质量关，不能一味地指责。”　　3．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奶农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何在关键的时候能平等地与企业谈判，在这方面乐清奶农有着深刻的教训，在阜阳毒奶粉事件后，正是由于奶农面对突然到来的危机毫无办法，才不得不把辛苦生产的牛奶一倒了之。于是在首次倒奶事件过后，乐清奶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乐清奶农协会，167位奶农在政府的牵头下成立了协会，选举了奶牛大户傅昌友作为第一任会长。　　危机再次来临，刚刚成立的奶协突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小家伙”拒收部分奶农的牛奶后，会长傅昌友开始代表奶农与企业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小家伙”的总经理却坚决不承认谈判方的合法地位，他认为正是傅昌友一组的奶农出现了质量问题，他停收的也正是傅昌友那组的奶农，所以傅昌友不能代表乐清奶农。与此同时，奶农协会也面临着尴尬的境地，部分奶农为了自己自身的利益，私自和“小家伙”公司联系，并将以自己的名义与公司签订新的合同，新生的奶协在危机面前被“个个击破”，乐清奶协在二次倒奶的考验下已名存实亡。　　4．奶协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会长傅昌友认为，资金是个大问题，由于协会只是个社团组织，资金力量不足，所以能提供的只是些技术上的指导和奶农间的相互交流。针对本次倒奶事件暴露出来的牛奶检测问题，傅昌友表示了无奈，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请质检部门来检测牛奶质量，“但检测需要一笔费用，奶农们是凑不出这笔钱的。”他有些底气不足。　　当初代表政府牵头成立乐清奶农协会的乐清农业局畜牧站站长方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奶协其实已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认为一方面作为一个农民成立的社团组织，资金有限，更重要的是奶协在自律性方面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机制，造成部分奶农在掺假后没有有效的惩罚办法，最多也只能是批评了事。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奶农倒奶事件，乐清市政府不得不充当了奶协的角色，当起了企业和奶农之间的调停人。市长多次给“小家伙”企业打电话交涉此事，农业局也派专人调解，就在三方的协调会上，“小家伙”公司希望以后和部分的养牛大户单独签订收购合同，对只养少量奶牛的散户，“小家伙”公司的总经理认为“由于散户的牛奶质量难以保证，他们并不欢迎。”同时他还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有选择原料供应商的自由。“说到底，我们并不是一个慈善机构”。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时，“小家伙”公司已经表示在质量保证的情况下，重新收购奶农的牛奶。解决二次倒奶事件似乎出现了转机。但乐清农业局畜牧站站长方妙华却还是疑虑重重，他说：“谁能保证将来不会再出现类似的质量争执呢?”　　5．乐清奶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倒奶事件，伤透了奶农的心。据养牛大户吴总银介绍，乐清市虹桥镇有位奶农因牛奶卖不掉而“得了精神病”，他本人也表示“如果没办法，只能宰杀高价买来的奶牛”。两次倒奶事件看似解决了，但“治标不治本”，乐清奶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依然脆弱。　　为了摆脱倒奶之困，乐清的奶农也曾去温州、金华、上海等地寻找新的收购企业，但考虑到运输成本和牛奶质量问题，企业均表示只愿意收购规模化养殖户的牛奶。但乐清奶农中大多数都是小散户，他们的未来依然面临“倒奶之困”。　　浙江省农业厅郑水调先生对乐清奶农的倒奶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乐清奶农和“小家伙”公司间的关系是一种“农户+企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前几年确实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这种模式在执行过程中常常遭受“违约之困”，农产品价高时农户违约，农产品低价时企业违约，造成双方纠纷不断。浙江省农业部门经过多年的实践，认为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缓解农户困境，他介绍“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由生产、经营、推广同一农产品的农民发起的经济组织，相当于“农户企业”，由相关农产成立股份制组织，进行农产晶的统一收购、统一包装、统一营销。针对乐清奶农的现状，他认为，乐清奶农应该成立“奶农专业合作社”，由奶农投资加上政府的补贴，制定严格的自律机制，统一选购饲料、质量检测和挤奶设备，以企业化的模式进入市场，打破现在只有“小家伙”公司独家收购的垄断局面，开拓更大的市场，这样才能避免“第三次倒奶事件”。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06年新学期刚开始一周，华南农业大学相继发生四起自杀案件，其中三个是大学生，一人是教工。学校领导对于记者的追问三缄其口，学校的 BBS网站因为对此事的热议一度被关闭，学校的公告栏上不知何时挂出了“心理健康”讲座的通知。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仍然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个说起来不轻松的话题。 2月28日，华南农业大学发生一起女研究生自杀事件，这是该校开学一周来发生的第四起自杀案。据形容，“该校目前已笼罩在一片阴影当中”，广东所有高校都在谈论这几起发生在同一学校的连环自杀案。据该校一学生向记者透露，死者为林学院一名女研究生，死因还不清楚，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近来，学校所有班主任、辅导员均下到学生宿舍与学生谈话，密切关注学生动态。 27日，在华南农业大学五山校区研究生4号楼宿舍，一名女研究生从9楼坠下身亡。据了解，这名女研究生是该校土壤化学专业三年级研究生。据她同学反映，由于研究生三年级面临毕业就业，且土壤化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向实验繁多，紧张劳累，就业前景又很不好，因而难免心理压力比较大，她很有可能一时想不开而选择自杀。之前，华南农业大学已有一女教工因为下岗后生活不顺而跳楼自尽。 21日，华南农业大学一位理学院的大一新生在他所住的大学生公寓坠楼自杀。据该校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位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时在父母的强迫下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直至上了大学，对专业的不满仍然耿耿于怀。他一度想转专业，但又没有成功。于是又一次在电话中与父母就专业问题发生口角，一气之下顿感绝望，无奈之下用跳楼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连续发生了四起自杀事件后，学校师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受了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就学生死因展开调查，并就如何处理自杀大学生善后事宜作了部署和安排。但是，该校拒绝就这一事件向媒体做出任何回应，学校的BBS网站也因此被封查而无法登录上，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及班主任甚至一些知情学生也被要求“对外封口”。一时间，该校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变得讳莫如深，外界的种种猜测接踵而至。 2．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日前对广东省部分本科院校的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16份，调查结果令人担忧。 在对大学生“你是否觉得自信”的调查中，有47%的人选择了非常自信和自信，而53%的人选择了有时不太自信，不自信甚至自卑；在“你觉得目前压力大吗”的选项中，选择“大”和“快要崩溃”的占39.4%。其中大四学生和研究生选择这两项的比例明显高于低年级的学生。在“上学后遇到的最大挫折”调查中，“学习成绩不理想”和“就业竞争太激烈”选择率最高，道出了广东大学生不轻松的两个主要原因。 压力之下，大学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你认为自己常处在哪种情绪中”的调查中，26.3%的人选择了郁闷、无聊、烦躁：而“对你的日常生活方式评价”的调查中，65.9%的人选择了很一般和枯燥。最令人担忧的是，大学生遇到心理问题缺乏交流途径，“如果你遇到不顺心的事，如何解决”，54.2%的同学选择“强忍”和“逆来顺受”，而选择“找父母倾诉”和“找心理咨询机构”的仅占8%。 在“是否参加学校心理健康课程”的调查中，只有3.6%的人经常参加，不知道或没参加的比率高达69.8%。而“是否去过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的调查中，经常去的比率低至0.8%，92.6%的人表示没听说过或没去过。 从自杀大学生自身的表现和周围同学、老师的反映来看，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应该是促使他们轻生的主因。据湖北省教育厅曾经的一项统计显示，平均每年每所大学都有一人自杀，而且这个数字正在呈上升趋势。为什么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如此脆弱?为什么他们轻易地放弃生命? 3．华南农业大学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记者，该校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并不成熟和完善。据他介绍，该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才2～3人，且都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老师；并且该校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目前的心理咨询室仅仅是挂靠在学生处的一个小科室，相关工作人员的待遇较低，也不是专业队伍出身。 记者也常常在一些高校BBS网站上看到很多大学生抱怨，他们有一肚子的“苦水”是“投诉无门”，说指望心理辅导的老师根本指望不上，一是不知要等待到何时，“花开又花谢，咨询谈话遥遥无期”；二是“那些老师水平不怎么样，说不出什么门道”，“还不如把心事烂在肚子里作罢”。

申论二、给定资料 1．日前，我国SARS病毒起源研究工作取得突破，研究结果表明SARS病毒来自野生动物。专家们从蝙蝠、猴、果子狸和蛇等数种野生动物体内检测到冠状病毒基因，已测出的病毒基因序列与SARS病毒基因序列完全一致。据此，调查组认为SARS病毒或类SARS冠状病毒可能存在于部分野生动物体内。这对那些爱吃野生动物的人敲起了警钟：今后野生动物还能吃吗?长期以来，猎杀、经营、偷吃野生保护动物现象在我国部分地区屡禁不止，野生保护动物面临被杀光吃绝的危险。 2．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发布其研究结果称，“从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出的 SARS样病毒经基因分析证实为人类‘非典’病毒前体”。一时间，野生动物似乎成了传播“非典”病毒的元凶。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与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杜新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转述了世界卫生组织对“非典”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这一结论的质疑。 杜新安曾参与我国发现“非典”冠状病毒的攻关战役。他转述说，尽管科研人员在野生动物标本中取得了一定证据，但是目前还无从断定到底这种病毒是动物本身携带的，还是从其他动物或人类感染的。 3．记者查找到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上的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的研究结果首次证明“非典”病毒存在于人体之外；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几点疑问：首先，目前的样本都取自一个市场；其次，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病毒传染可能性也有待研究，因为这些被取标本的果子狸有可能是被其他携带“非典”病毒的动物感染。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文章认为，目前对野生动物在“非典”病毒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做结论为时过早。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科研处一位孙姓研究员也认为，科学家目前的研究结果只是锁定了“非典”病毒来源的几个“疑凶”，还需要更进一步大量的工作来为这些疑凶一一“验明正身”。但是，为安全起见，专家们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饲养或屠宰这几种野生动物的人们应该谨慎对待，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4．据报载，杭州市民钱某生喝蛇血“进补”，不想“补”出了鞭节蛇虫病，住院3个多月，花费2.7万元，体重骤减15公斤；1998年，哈尔滨市有10多人吃蝗虫、甲壳虫引起过敏反应，经抢救才脱险；我国西北某地曾因吃旱獭，导致鼠疫，幸被及时控制。 一些喜欢吃蛇肉的人，喜欢用蛇胆浸酒或用酒与蛇血混着喝，更有甚者还生吞蛇胆，生喝蛇血。他们觉得这样有清肝明目、解毒活血的功效。据一位长期从事中医研究的专家介绍，鲜蛇胆有促进消化和解毒功能，但盲目吞服鲜蛇胆，非常容易损伤人体内部器官，还会导致肝、肾功能衰竭。 5．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华育平说，灵长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兔形目动物、有蹄类动物、鸟类等多种类野生动物与人共患性疾病有100多种，如：狂犬病、结核、B病毒、鼠疫、炭疽，人一旦染病，身上将出现脓疤、水肿和痈，并且病毒还会侵入人的肺或肠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普宣传处处长赵胜利说，人们食用的野生动物，大多生存环境不明，来源不详，卫生检疫部门又难以进行有效监控，许多疾病的病原体就在对野生动物的猎捕、运输、饲养、宰杀、贮存、加工和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由于病体罕见，人吃野生动物染病后，要么诊断不清，要么难以治疗，甚至稀里糊涂丢了命。中科院院士、肿瘤和艾滋病毒研究专家曾毅教授介绍说，科学研究表明，艾滋病毒最早来自非洲的灵长类动物(猴、猿等)。许多动物携带的病毒、寄生虫寄生在动物的肌肉、血液、内脏里，煎、炒、烹、炸、煮根本奈何它不得。 6．时下，在一些地方，野味成了饭店、酒楼招揽食客的招牌。蛇、鹿、能、鱼、兔子已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就连蝎子、蚂蚱，也难逃煎、炒、烹、炸的厄运。殊不知，盲目的享受，片面的高消费和不恰当的饮食文化，带给人们的却不只是口福。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成为2003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 2．2003年9月15日晚上8时30分左右，广州市海珠区某楼盘的工人生活区陷入一片混乱。该工人生活区聚集了100多名工人等待领工资，公司方面称，由于资金周转有困难，只能分批付清。双方分歧较大，工人情绪激动。押运了12万元工资款的运钞车被上百人围堵在生活区内，有工人甚至威胁要把车掀翻。9月16日零时30分左右，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出面调解。16日下午1时左右，该公司组织了资金，将工资陆续发放给工人。 3．2003年5月，湖北籍男子左某与公明镇玉律村一木艺厂老板张某商洽承包喷漆事宜，签了一份承包协议书，左某随即聘请工人进厂喷漆。6月26日，张某单方面终止协议，并与他人另签协议，喷漆工作交由他人处理。但张某既不退还左某所吏的承包工程押金，也不承担毁约的违约责任，连工人的工资都不支付。6月30日上午，左某与部分工人找到张某要求退还押金，领取工资。张某只答应退还5000元押金，其他押金要等出货后才退还，工资则不付。左某认为白干了十多天，押金不退是没有理由的，坚持要求退还全部押金1.5万元，并发放其他员工的工资。当天中午，张某借机离开并准备了一把长刀返回工厂，追着左某连劈3刀，左某顿时血流如注。 4．2003年1月20日，正值壮年的张进国是弟弟背着来到报社的。他的右腿在一次事故中不慎摔成骨折，没钱治疗，只得吃止疼片缓解疼痛。张进国说，前年他带领几十个老乡承揽了河南建筑工程公司建兴分公司所接的两项工程施工任务，按施工合同，工资合计为23万多元，最后的付款期限为2001年4月16日。“直到今天，他们还欠我11万元，到公司找不到人，打手机不接，打传呼不回，我实在没一点办法了。” 5．2003年1月21日，郑州市政府召开维护外来务工者基本权益工作会议，要求劳动监察和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就兑现农民工工资问题开展专项检查，对拒不履行合同，拒不支付民工工资的建筑企业，建设部门要取消其在郑州承接工程的资格，并驱逐出郑州市建筑市场；对严重侵害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权益的单位和个人要公开曝光，情况严重的，司法部门还要追究业主和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 6．为建筑业的民工追薪，年年都是热门话题，这与行业特点有关。据介绍，在业主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建筑承包商在垫资过程中，又将垫资款分解，由项目经理、大小包工头按一定比例分担。在工程结束后，如工程审计未完成，或业主百般挑剔，要求返工，都使工程款不能及时全额结算。垫资的风险最终将转嫁至民工。 7．2002年底，6名安徽籍建筑民工来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活，非但分文工资未得，还受到恫吓。老板撂下一句话：“我没拿到一分钱工程款，你们要闹没好果子吃。”其中一秦姓民工告诉记者，他们将依靠法律武器，把老板推上被告席。 8．广州每年凸现3个欠薪高峰，即5～6月、9～10月、元旦～春节。据了解，因公司拖欠工资，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引发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指的是30人以上的上访、游行引起的纠纷等群体性重大事件)的情况近年在广州有不少，2002年274件突发事件中绝大多数因欠薪引起。 9．民工追薪问题目前处理难度很大，一是无法律上的支持，手中的武器主要是省政府有关通知，即如果老板逃匿，追究主管部门的责任；如果主管部门找不到，找场地出租者，以此依次追查，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广州目前只有124个劳动监察员，但却有几百万职工、28万户企业，靠这些监察员监督如此多职工、企业，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10．据北京市劳动保障局仲裁部门的人士介绍，进入2003年以来，有关拖欠外来工工资的投诉增多，占投诉总数的50%以上。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运用劳动法规维护自身权益，这一可喜的变化意味着他们的法制意识在不断提高。 11．从去年以来，周薪制先是在小煤窑较为集中的鹤山区鹤壁集乡、姬家山乡一带产生，后来逐渐被建筑行业的用工单位所接受。该市鹤壁集一煤矿王矿长告诉记者，一周一开工资，也是前不久才实行的，它能避免很多后遗疼，雇主不赖账尽快兑现工资，打工者吃了定心丸，干劲儿就大，对双方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12．2002年春节临近，福建泉州市再次展开对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的专项检查。据悉，一年来，该市劳动监察部门共为3.05万名工人追回被欠工资达3893.7万元。泉州市有各类民营企业上万家，解决雇主与雇工的劳资纠纷一直是劳动部门工作的重点、难点。全市劳动监察部门通过日常巡查、举报专查、专项检查等形式，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4325家，涉及劳动者50.8万人，补签劳动合同7.1万份；同时对违规雇主教育与处罚并重，做到处罚一家教育一片。 13．2003年1月13日中午1时许，福州市梅海园建筑工地9个四川籍民工在向老板索要工资时，与对方发生冲突，两民工被打得头破血流。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有关人员提醒打工者，在整体工程未完工而工资又拖欠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通过劳动部门与用人单位协商之后，由班组长与工头对工人工作量先进行估算，向建筑公司借资先行发放或由工头先行发放。 14．无锡市劳动局仲裁委员会2002年的一项统计表明，2002年涉及私企用工问题的案件立案数为817件，占总立案数的48.5%，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0%，涉及人数增长103%。这些案件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和工伤待遇类案件上，分别占到了38%和27.4%。 15．从2002年一些地方发生的欠薪纠纷情况分析看，黑心老板拖欠克扣工资的手法很多，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骗”你没商量。二是“扣”你有理由。三是“拖”你无奈何。四是“推”你无计施。五是“赖”你进退难。六是“打”你耍蛮横。七是“逃”你没踪影。八是“诱”你进圈套。 16．针对近来发生的民工采取跳楼的过激行为索要被欠工资的现象，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劝戒广大外来工，劳动者索取被企业拖欠、克扣的工资合理合法，但是追讨欠薪必须通过合法途径，不宜采取过激行动。劳动者发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只能通过合法途径予以处理，而采取跳楼、停工等过激行为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不利于解决。 17．2002年1月28日，52名来自湖南、贵州和阳东本地的打工者从广东省阳东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手上，接过他们被拖欠的4万元工资款。其中最多的领到3900多元，最少的也领到100多元。他们不停地向法官道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阳东法院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外省劳工和弱势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申论二、给定材料 广东省英德市政府不顾当地经济状况建“小康”农村 (1)农民无奈借钱盖别墅。 2003年7月6日，记者抵达粤北山区的英城镇高塘农民新村。刚到村口，便见到一妇女赶着一头黑色的大水牛奔将过来，空气中弥漫着牛粪的味道。在这妇女和水牛的背后是一栋栋墙体贴白瓷砖顶铺彩釉瓦的两层半别墅。从村口望去，规划整齐的别墅群颇为壮观。 再往里走，村口前几排的别墅都有白色围墙和不锈钢大门，而后几排隔三岔五的别墅不是没有围墙便是围墙没有贴瓷砖，一位赤脚拿着砍刀的梁姓农民告诉记者，前几排装修完好的别墅多是村干部和家庭经济条件好的，放在前排作样板。而没有围墙的别墅是户主实在借不到钱，7年过去了，空在那里是等有钱了再装修。 老梁告诉记者，别看农民住别墅，实际都很穷。老梁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是靠种笋卖钱，如今种笋的人多，笋价贱到3元钱一斤，一户卖笋卖到8000元算高产了。除去肥料、人工、家庭开支，根本没结余，为了还债，年轻人都空着别墅打工去了。以前还有些田地种农作物，现在田地一部分被占用建别墅新村，另一部分又被城西居委会打白条征为商业用地空在那里。 14栋B别墅没有建围墙，户主谭某放下手中的篾器活，带记者参观了他的两层半别墅。老谭别墅的一楼放满了农具，室内唯一的现代家电便是14英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他说已买有十多年了，没有钱换彩色的。 记者看到，这个别墅对讲究实用的农民来说，居住不太方便。楼梯较窄而陡，楼上楼下堆满了谷子和玉米。老谭诉起苦来，他说：“建了这个别墅他欠了一身债，至今还没还清。镇政府开头讲要建农民新村，让每户先交2万元就可入住。实在没钱就向亲戚借，好不容易凑够2万元，镇政府领导说还要交 1万元才可以人住，这1万元可苦了我们老百姓，本来就没钱，真是骑虎难下逼死人。” 在交谈中一些赤着脚、背着农具的村民纷纷围了上来，村民集体向记者反映，像老谭这样的家境在村里很普遍，有的村民穷得孩子上不起学。 没有钱为何还要建别墅呢? (2)建别墅为奔小康达标工程。 高塘村事实上并不富有，当地政府为什么还挑选在该村兴建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 筹建高塘农民新村的英城镇城西居委会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道出实情。他说，1996年，他向上级政府打了一个发展三高农业的报告，报告中称，高塘村种竹笋人均收入有5 000元。恰逢英德市政府要寻找一个较富裕村作为试点建别墅式农民新村，规定农民新村的每套别墅占地面积为24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98平方米，每户造价8万元左右。英德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由市政府牵头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别墅建成后，要成为当地政府上行下效的学习典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在这种口号的倡导下，要求基层建农民新村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村民本来就没有钱，一下子要借3万元确实不易，要达标怎么办?镇政府只能要求村民去借钱。 原高塘村有近十户的村民连两万元都借不到，另外42户村民每户都找亲友断断续续借了3万元就再也借不到了，其余的只好由政府牵头向建材供应商和包工头高价赊账。 (3)为建别墅村民死在借钱的路上。 村民向记者反映，为了借钱建别墅，高塘村两位村民死在借钱的路上。记者找到其中一名死者的妻子黄某，黄某说，她的两层半别墅建于1997年。为了借齐3万元，1998年农历3月16日，他的老公两兄弟和另外一亲戚骑摩托车找亲友借钱，不料在公路上翻车，三名借钱建房的男人当场死在路上。 提起老公的死，黄某的眼睛湿润起来，她说那一阵子，老公天天外出借钱，借不到钱就急得叹气，结果撞死在借钱的路上。“早知道这样，我住窝棚也不住这个别墅。” 村民集体欠下的建材，也连累了当时在赊账合同上代表村民签字的村主任杨某。据杨村主任介绍，建房用的水泥、钢材、瓷砖、门窗都是由不同的供货商和包工头承包供应，为了取得供货商的信任，签合同时镇政府干部出面让他代表村民签字。合同到期村民无能力偿还，讨债的供货商经常到他家要债。“我已有三个春节不敢在家里过。”村主任说这话时显得很无奈。 村主任向记者估算，每户别墅的造价需8万元，村民东拼西凑只付了3万元，余额5万元现在无能力偿还。依照村民现在的收入水平，在10年内能还清余额已是作了努力。由于高塘村债务缠身，他想辞去村主任职务，但居委会和镇政府就是不批准。 (4)村民欠债导致供货商破产。 高塘村目前因建别墅所欠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令村民奔小康成为空谈，村民在过着债台高筑生活的同时也让几位建材供应商相继倒闭破产。 在高塘村采访途中，记者见到了已破产的建材供应商王某，就是这位供应商曾在村主任家住了11天并以绝食讨债，家喻户晓。 据王某介绍，1997年7月，他和高塘村主任杨学德签定价值48万余元《需货合同》，约定高塘农民新村的42栋别墅装修瓷砖和彩釉瓦由王某供应，货到后首期付5万元，余款1998年6月前全部付清，到期付不清，则每月按余款月息0.015元收取违约金。 然而，高塘村收到建材后，村民根本无能力还账，收不回货款，王某便遭人追债，直至破产。 “看到全村都住上了新屋，而我的血汗钱要了6年都要不回来，我真的好绝望!”王坚文说。 为了讨回债，他曾采取一些过激方式，他讨不到债，便到高塘新村村主任家一住就是11天，最后几天竟不吃不喝不出门以绝食抗议。 王某还挂牌到英德市政府门前静坐，直指当地政府在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还倡导农民建别墅新村是为了政绩，苦了老百姓，也骗了供货商。 在王某长达6年的讨债生涯中，先后零零散散收回现金21万余元。 2002年初，王某将无钱还债的高塘村告到英德市人民法院。两个月后，法院做出判决，根据判决，高塘新村尚欠王某26万余元的本钱和近20万元的违约金。这样一来，高塘新村仅王某一项债务便高达40多万元，而且这个债务雪球将越滚越大。 据城西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告诉记者，高塘新村兴建别墅，已导致多名供货商和包工头倒闭破产。 (5)政府要卖地为村民还债? 面对响应政府号召住别墅的高塘村民根本没有能力还清债务的困境，当地政府是否放任不管? 城西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称，当时兴建高塘农民新村镇政府是根据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执行的，由于政府第一次搞农房改造没经验，遗留下很多问题。为了还清高塘新村的债务，英城镇政府准备将高塘新村所属的一块价值180万元的商业用地通过合法手续出售，用来偿还高塘村债务，目前正在洽谈中，有望年内解决高塘新村建别墅所欠的部分债务。 而事后记者采访当地村民了解到，书记所说的那块商业用地实际是高塘村旁的一块空地，从开发农民新村起，已圈在那里闲置多年，是否卖得出，有待观察。 (6)别墅式农民新村成了教训。 记者在当地的采访引起了英德市委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英德市委政策研究室邓主任和英德市一市委常委见到记者时表示，政府号召农民建别墅新村，本意是好的，在该市并没有领导以此为政绩而升官发财。针对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留下的“后遗症”，记者与其进行了对话。 记者：兴建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据说是为响应政府的号召? 邓主任：英德市当时是有这方面的文件精神，主要是配合农房改造。当时，高塘村在当地收入还是较好的，就选择在该村搞农房改造试点。不过没有注重实际，搞大了点。但政府没有一律强求，高塘村至今还有近十户没有建别墅，仍住在高塘旧村老房子里。 政府号召兴建别墅新村，虽没有搞工程招标，但工程具体事务是由高塘村主任杨学德自行组织的，以开家长会形式自己买建材，比较民主。许多农户有困难，基本都是借钱贷款，向包工头赊建材。为了建好这个样板农民新村；市政府为这42户农户搞优惠免收措施，市建委设计院免收设计费和报建费，政府还调拨了水泥。 在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兴建之后，当地政府就有了一些经验，接着兴建了裕光农民新村、冬瓜岭农民新村、刘屋农民新村。另外大站镇政府也搞了一个，虽然农户也存在欠债的问题，但相对来说农民是量体裁衣，视能力而行，不过都没有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搞得规模好。 据邓主任介绍，英德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遗留下的一些问题，都成了市委、市政府现任领导班子的经验和教训，近两年不再号召兴建形式上的别墅新村，村民要不要建别墅，视村民经济能力而行。

申论二、给定材料 (1)在应试教育不断受到挑战的今天，北京远郊门头沟区斋堂镇一个名为灵水村的地方，却大张旗鼓地举办着第二届中国“金榜”文化节。来自上海、四川以及北京门头沟区本地的6位“高考状元”，被施以最高礼节，先由大红轿子抬进场，再骑着高头大马，按照旧时科举状元的派头骑马游街，引来附近数千名群众观看。主办方还决定，今后要将各地的文理双科高考“状元”名字造册铭记、刻碑立传，并珍藏在《中国科考文化展览馆》内。人们纷纷议论，这是“科举风”重刮，还是应试教育在走回头路? (2)金榜节未尝不可。在第二届“金榜节”中，中科院吴院士作为嘉宾出现在现场，他的职责是为前来的高考状元们揭一个“重德载道，金榜题名”的牌匾。吴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之所以参加“金榜节”，是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这些高考状元在竞争中取胜就是冠军，人们可以比武当然可以比文，举行这样的活动可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在一个小村子举行这样的活动，就更有意思了。” 至于举行这样的活动，是否是对“科举”制度的一种认可，吴院士未作正面回答：“我们至少不能用落后的历史观点看待这个问题，其实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能否认科举制度的历史价值，毕竟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选拔人才的方式就会不同。我觉得现在再提‘金榜’、‘状元’，从广义上说是可以的。”记者问及吴院士，如果一味地鼓励孩子通过应试教育来实现人生价值，会不会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吴院士说自己一直很反对应试教育，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3)希望考生能朝拜灵水。记者在“金榜节”上见到了门头沟区委的一位负责人黎某——本次“金榜节”的策划者之一。当记者问他举办“金榜节”是否怕人指责，黎某表示自己就是希望通过争议扩大影响，让人们知道灵水村。“我们就是想让人们觉得灵水很神秘，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个性，培养孩子的观念也有争议。以前我们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为什么就不能是‘三人行我必先’?为什么非得要‘孔融让梨’呢?中国的孩子太中庸了，缺乏个性，通过高考状元这一系列活动，孩子们至少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增强他们的斗志。科举有利有弊，但只是综合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链条，单个抽出来批判就片面了。” 黎某甚至毫不隐瞒地告诉记者，举办“金榜节”对于灵水村而言，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好办法。“灵水村为什么出举人出大学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以后考生和家长在考试前可以到灵水村来，吃核桃、喝山茶，再找找感觉，朝拜一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能增强考生的自信心。” (4)在“金榜节”上，记者发现今年北京门头沟区高考状元李某很有些“状元”气派，当其他状元在台上缩手缩脚不知所措时，这个小女孩却非常沉稳。“我没觉得办这个‘金榜’节有什么不妥，毕竟这对于我过去多年的努力学习是一种肯定，而且对我以后的学习也会是一种激励。今天坐轿子、骑马，让我找到了一点当年状元回乡的感觉。”李说自己是门头沟的孩子，家乡举办这样一个旨在推动旅游的活动，她自然应该参加。她告诉记者，高考结束后，她参加了很多这样的庆祝活动，也见到了很多领导，应该说提前接触和感受了社会生活。记者问李，现在很多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思想家都未必会被刻碑立传，一个只有18岁的小女孩凭借一次高考就名人史册，是否有些惶恐。谁料李梦瑜很坦然很平静地说：“我没觉得诚惶诚恐。” (5)在“金榜节”上，主办方还特意将这个村子最后一位举人的小儿子、66岁的刘法财老人从内蒙古请回灵水村。记者了解到，刘法财老人9岁就离开了灵水村，现在刘家的老宅也已经被毁掉了。老人此次回来有什么目的呢? 刘法财说：“我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就是重振灵水雄风，为这个地方的建设添砖加瓦。我父亲是科举制度中最后一批举人，也是我们村子最后一个举人，当年他对戒烟、对抗日的态度都是很超前的。我回来就是想让人们知道，举人村并不是空有其名，当年举人们留下的文化和精神依然在，同时证实我父亲这个举人是真的。现在村子里这么穷，地里收成少得可怜，通过旅游来解决衣食问题也是件好事。” 记者还了解到，刘法财老人在内蒙古当老师，他表示其实自己对“金榜节”上的一些东西和做法不敢苟同，只是希望主办方口头上的承诺能变成现实。“我唯一明白的道理，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这在一个穷山村依然通用。” (6)记者在采访中，时常能听到主办方工作人员对“举人”“科举”的一些新奇谈论，如“‘金榜’节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因为考试这个制度一直没被废除过，甚至公务员考试也有其影子”“举办‘金榜’节就是振兴科技，让举人文化、举人经济得以发展，挖掘更深的文化底蕴”。 但是，记者经历的却是一个让人充满感慨的“金榜节”：宣传中说的全国62名高考状元大部分没来，韩国的高考状元也没来，部分嘉宾也没来；看客们没有山呼海啸，没有高呼祝贺，作为主角的高考状元们有的紧张得手足无措，有的老练得如同官场老手。当地一位教师百感交集地说：“让孩子这么早接受成人游戏，对他们的成长实在是一种摧残。” (7)灵水村有两棵1 700年的老树，一棵是柏抱桑，一棵是柏抱榆。老人们说，两棵树各有寓意：“人桑百岁，少年发奋”“少年发奋，方可顶天”。在灵水村人的生活里，崇尚文化并不在某个节日里，而是在一种流传下来的生活态度里。或许，“金榜节”根本就不曾属于这个小小的村落…… (8)“状元节”上的众生相。2003年8月8日，农历立秋的日子，天下着雨，原本这里的人们会按照传统习惯，在村落里支起无数口大锅熬粥，将粥免费供应给过路的行人，因为这一天是他们村的一个特殊节日——秋粥节。然而，这一天，一个以高考状元为噱头的中国“金榜”文化节在这里开幕了，骑马游街坐轿子，状元来了，专家来了，喧嚣的“金榜节”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9)“举人村”的秋粥节。8月8日凌晨4时多，灵水村的男男女女们就起床开始熬粥了。67岁的刘老一家也和其他农户一样，担水、烧火。村口的六只大锅也在火上支了起来，过往的人们你家添一碗豆子，他家倒一碗花生，有什么粮食就倒什么粮食，没粮食的则添一瓢水、加一抱柴。刘说，自己以前并不知道村里有什么“金榜节”，只知道这里曾出过22个举人、2个进士，村子多年形成的风气是淳朴有序，“我们每年都特别重视秋粥节，因为我们村的一个刘举人在一次旱灾和一次水灾时，开仓放粮，熬粥给老百姓吃。后来为了纪念他，纪念他那批举人留下的民风和文化，老百姓就创建了秋粥节，每年立秋家家熬粥供给路人及邻村人来吃。”刘老有三个孩子，一个初中毕业，一个高中毕业，还有一个大专毕业。大孙子也已经上了中专，但老人觉得遗憾的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听不进去村子的故事了，那些举人们留下的文化典故，孩子们也不大愿意听。 (10)落榜者抬轿，中榜者坐轿。早上6时多，村子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附近村里很多孩子都被请来做观众和助手。孩子们穿的薄T恤被雨水淋透了，记者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当地胖胖的男孩，站在大红轿子前有些发抖。记者问他，是不是一会儿要抬轿子，他说是。记者又问，如果他抬的是今年的高考状元会乐意吗?男孩吃惊地瞪圆眼睛说：“不会吧?”胖男孩告诉记者，自己是邻村的学生，今年初中毕业了，但没考上高中，希望有机会上个中专什么的。“不可能让我抬吧，我们可都是初中毕业的学生，抬个高中毕业生，太过分了吧!” 上午10时30分，开幕仪式终于举行了，记者看到主办方果然让那些年纪尚小的孩子们做起了轿夫，而胖男孩和同伴们抬的正是宣传资料上所说的上海高考状元。旁边一个认识小男孩的中年妇女向同伴笑着说：“快看，落榜的抬轿，高中的坐轿!” (11)“状元”不愿“撒谎”。当一个高考状元骑马走过主席台时，记者发现那些孩子们强忍着笑，表情极不自然。他们下马时，记者一行围住了来自上海的高考状元，“我本来不想来，是他们(主办方)要我来的，还委托了我的校友，又特热情。我就当作旅游来了。”他紧张得似乎快绷不住了，终于他发作了：“其实我不是上海的状元，这都是他们炒作的!我以后再也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了。”说完，飞也似的逃向主席台。 记者随后了解到，主办方宣传的四川高考状元只是四川宜宾市的高考状元，而上海的高考状元也只是一个小地区的高考状元。在这种活动中，他们还不习惯成人的用词用语，将这种称谓上的斟酌看得很重。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孩子们的“道具”生活结束了，因为文艺演出开始了。记者发现，现场并没有出现宣传资料中的“群众欢呼”的场面，老百姓们更像是看精彩的演出。

申论二、给定材料 1．光明日报社下属杂志社出版的《书摘》月刊辟有“名家荐书”栏目，自 1993年8月设立该栏目至1998年5月止每月一期，共刊发了文章58篇。这些文章由一些知名作家根据原告的约稿要求而撰写，约稿函要求作者写明荐书的原因或对所荐之书的评价，要求写上作者的个人简介，并表明该栏目的宗旨是“请各界知名人士向热心读书的本刊读者推荐本人最喜爱的10种书”。原告称准备待刊出一定数量的文章后即结集成书出版，且已列人计划。 2．1998年5月，光明日报社发现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荐书》一书在市面上出现，该书所收文章计36篇，从标题、内容到作者署名、简历介绍等均与原告所列文章完全一致，该书定价5元，字数为103千字，印数为13000册。 3．1998年5月25日，光明日报将文艺出版社以侵犯著作权向法院起诉。原告认为被告妁行为侵犯其著作权，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1)停止侵权，停止出版发行《名家荐书》一书； (2)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 (3)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4．同年10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查明被告在《名家荐书》中的文章均直接来源于原告“名家荐书”栏目中，并且被告在出书后向作者支付了稿酬。 5．1999年1月，原告因故提出撤诉申请，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 6．本案原告虽已撤诉，但在审理中存在很大争议，产生了多种处理意见。主要分歧在于“名家荐书”栏目是否构成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一种意见认为“名家荐书”栏目不构成作品。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理由是：其一、“名家荐书”栏目没有体现原告的独创性劳动；其二、“名家荐书”栏目不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告“名家荐书”栏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现行《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11项中规定：“编辑，指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此次著作权法修订稿中将此类作品定义为更准确的“汇编作品”，并要求“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了独创性”，即可受保护。 7．有关人士指出，在是否有独创性问题上，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法律要求必须具备选材和安排两方面的独创性，如法国、泰国和前苏联，而大多数国家规定的要求比较低，提出的保护条件或是选材，或是材料的安排。这在国际公约中亦有体现，订立较早的《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是“材料和编排”。而《TRIPS》中成为“内容的选取或编制”。笔者也认为有其一者即应认定具备了独创性，这是因为汇编作品本身的创造性就较低。同时“选择”和“编排”在汇编过程中也很难区分。国务院发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和这次著作权法修订稿中对此亦采用了任选其一的规定。 8．有关人士认为，应将“名家荐书”看成是一部著作权意义上的汇编作品。长期以来，期刊、报纸作为一种汇编作品，在我国对其权利的保护一直是比较忽视的，著作权法第32条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可见一般。而对于报刊中的专栏亦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规定，容易使人误认为报刊中的权利并不存在。实际上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智力劳动的创作成果，凡是符合著作权法的作品都应得到保护。《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三款规定：“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凡由于对材料和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的，应得到相应的，但不损害汇编内每一件作品的版权的保护。”从此款和上述《TRIPS》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保护汇编作品重点并不在于其形式上是否“装订成一本书”，而在于其实质是否具备智力劳动的创造性这一内容，如果具有创造性，就应当给予保护。 9．社会许多方面的代表都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名家荐书”栏目享有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原告“名家荐书”栏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该作品的一部分，构成了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根据著作权法第45条第5项的规定，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而对于赔偿经济损失数额，则认为应根据被告侵权的获利情况、被告授权的主观恶意程度和非法使用所占比例等综合考虑，赔额不宜认定过高。 10．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理由是：本案原告只是对“名家荐书”栏目进行了约稿，组稿及编发的工作，这些并不是著作权法意义的创造性劳动，同时，被告在《名家荐书》一书出版后已经向原作作者支付了稿费，根据著作权法第32条的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被告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且原告并没有和原作作者签订独家使用权的合同，因而不能排除或禁止他人对这些文章予以编辑，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申论二、给定材料 (1)男女公务员应同龄退休。综合新华社消息，“现行的公务员条例中规定男60岁退休，女55岁退休。女性拥有相同的文化程度，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为什么要提前5年退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异，引起了代表们的质疑。 (2)提前退休形成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决定一个人是否退休的条件应当是能力和身体状况，而不应该是性别。”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代表指出，对于许多女性来说，55岁正是年富力强、义务负担最轻的时候，提前离开工作岗位，不仅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反映了男女占有资源的不平等。 (3)“提前退休，也使得许多女性退休后享受的工资待遇比男性低，这又形成了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河南省妇联副主席李萍代表说，以前制订男女退休年龄标准的时候，是出于对女性身体保护的角度考虑，而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4)“退休年龄的不同还影响了女性参政议政和职业发展。”湖南省益阳市妇联主席梅敏亚代表指出，由于这5年的差距，与男性相比，女干部、女专业技术人员在教育培训、职业发展和岗位晋升等方面的机会明显减少，“这很大程度地制约了优秀女性人才的选拔”。 (5)将男女同龄退休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夏吟兰透露，“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专家组”正在对男女同龄退休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后有望在此问题上作出明确规定。 作为专家组成员，夏吟兰说，让女性先于男性退休，这一规定的原意是为了照顾女性在体能上的欠缺。但随着时代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平均寿命也日益延长，在脑力劳动上完全可与男性媲美。“尤其是对一些有着丰富社会经验，担任领导干部和技术工作的女性来说，强令她们55岁退休，更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夏吟兰说。 (6)提前退休给女性造成更大压力。夏吟兰说，女性比男性提前5年退休，就意味着女性必须早成材，这必然给女性造成更大的压力。同时，早退休还使女性的退休金低于男性，造成退休越早、退休金金额越少的客观后果。她强调，将“男女同龄退休”写入法律，意味着兼顾男女同龄退休的平等权利和妇女自主选择提前退休的弹性原则，即在胜任工作的情况下女性退休年龄与男性一致，而女性不能胜任工作或虽能胜任但本人不希望继续工作的，可选择提前退休。

申论二、资料 1．在2004年6月19日的英语四级考试中，华中农业大学考点的监考老师发现有考生低头看纸条。由于英语四级考试题量较大，夹带舞弊一般很难奏效，然而被查出的纸条上竟然是按照考试作文题目事先写好的作文。在对这个考点进行全面检查后，共发现有7名考生有同样夹带。此事已在国内各大网站迅速传开，并引来纷纷议论和抗议。不少学生感叹自己没有事先看到题目。有学生表示强烈抗议，称这是对其他不知题目的学生极大的不公平，强烈要求重新安排考试。　　2．2004年6月19日，英语四级考试刚考完，武汉某高校一名参加四级考试的学生就向武汉某媒体爆料称，考前数小时，他曾在一叫“猫扑”的网站上看到一个英语求助帖：一网友出了一个英语作文题目，要大家帮忙写一下。后来，这名网友又补帖增加了作文题目的具体要求。没想到，这个题目竟然跟他拿到的四级试卷的作文题目一模一样。6月20日中午，记者向湖北教育部门求证后获悉，此试题与当日的英语试题一样。随后，据来自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心的消息透露，公安部门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已基本确认网上作文题泄露的源头在广西南宁。　　3．在2004年6月19日举行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西安财经学院考点内，部分学生通过代考、手机传递答案等方式作弊被发现，受到学校严肃处理，其中9名学生受到退学处分。记者在西安财经学院看到该校教务处已在学校门口张贴了对部分作弊学生的处理决定。其中有5名考生通过网络、中介等方式请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等校外人员代考；有2名考生请同校同学代考；1名学生利用手机传递答案。对此，西安财经学院决定，本次考试中找人代考者和替考者共9名学生，取消在校期间参加四、六级考试的资格和本次考试成绩，并作退学处理。对于利用手机传递答案的考生，取消在校期间参加四、六级考试的资格和本次考试成绩。　　4．2004年6月19日，在举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华中科技大学考点，监考人员考前半小时从考场里揪出45名“枪手”。被代考者除两名该校本科生外，其余都是来自社会报名点的考生。　　5．2004年6月19日，在举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华中师范大学考点，近万名考生参考，16名考生被查出舞弊。其中，两名考生因涉嫌利用无线电接收器传送答案，被取消考试成绩。据了解，这些无线电接收器是由一些懂无线电的学生专门制作，高价卖给考生的。　　6．2004年6月17日上午，广西某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及外培中心副主任林继彬利用该院设为2004年英语四级考试点和自己作为考点负责人的工作之便，与本学院外语系培训中心干事杨某某，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领回2004年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卷和听力磁带后(均为国家机密级秘密)，林继彬没有按国家机密管理的有关规定保管考卷和听力磁带，而是将试卷存放在外语系教师办公室的铁皮柜内，并由杨某某一人保管钥匙。尔后，林继彬和外语系老师甘某某将试题及答案内容复印30份分别于6月17日、18日晚上带到南宁市某外语培训中心对参加全国英语四级考试备考班的学员进行辅导。导致四级英语考题大面积泄露，并引起互联网的广泛评论，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7月19日，林继彬因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逮捕。　　7．重庆市一名大学女教师孔某，2001年自四川外语学院毕业后，任重庆某高校外国语学院教师。两年来，她利用监考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机会，伙同在校大学生、研究生3次作案，在考试前一小时内将试题答案通过互联网贩卖到11个省市，造成全国各地数百名高校学生作弊，获利总额约20万元。2004年6月底，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孔某等10人已经被逮捕。有关人士分析，孔某之所以能够屡次作案，屡次得逞，一定程度上是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监考过程中的漏洞帮了忙。　　监考老师能够提前一小时领到试卷是漏洞之一。据孔某自述，2001年12月，她第一次担任四级考试监考老师时发现，为了统一在上午9时开考，学校提前给一些考场发了试题，她大概提前一个小时就领到装有试题的信封，隔壁考场的监考老师已经拆开信封看题，甚至发给学生。孔某看过四级试卷后，觉得半小时内做完试卷，并达到50%左右的准确率非常容易。 无人“监管”监考老师是漏洞之二。孔某说，考试中，监考老师没有像考生那样佩带证件，学校那么大，巡考老师不可能每个老师都认识。大学平常的考试中，监考老师找人代监、一名监考老师不在考场的情况也很平常。她去厕所拆开信封拿出试卷的近 10分钟里，也没有人询问她去哪里了。而且，考试不许学生带手机，但对监考老师使用手机没有限制，所以，她能够在女厕所用手机打电话把作文题目和要求告诉做题的人，尽量缩短做题时间。　　8．据悉，英语四级考试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统一考试，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多达560万人。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设计、组织、管理和实施是由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负责的，委员会的工作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在北京、上海和武汉分别设立了3个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心。　　9．截至6月20日晚11时，新浪网上就四级泄题一事有近6000余条评论。人们最关注的还是泄题后如何处理。有人极力呼吁重新考，但也有些网友抵触重考的建议。　　10．四级考试对考生的重要性和由考试带来的“考试经济”利益驱动，是试题屡屡泄露的主要原因。一些辅导班为了谋利，多以能押题来吸引学员。为了能得到真题，不惜以身试法。　　11．《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试题答案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作弊成绩就要被废除。　　12．西安财经学院教务处处长程书强说，考不考得过是能力问题，而作弊却是品德问题。早在考试之前，学校已经向学生们强调了考试纪律，对作弊者进行警告。另外还设立了举报专线。这次考试有一些“枪手”就是由学生举报发现的。另外，学校通过多次核查考生证件、辅导员辨认等方法，确定考生身份，对于一些学生作弊造假的行为不难发现。他希望学生们不要因为一次考试而失去更宝贵的东西。

申论二、给定资料 1．如果仍然在做中介，王明虎(化名)现在应该是最忙的时候。 2007年3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杂货店店主王明虎坐在一家茶馆里，和几个朋友悠闲地“斗地主”。 “没法做了，”王明虎感叹，“我本身赔了钱，再说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了。” 2004年春节前后，经朋友介绍，王明虎结识了他的上线，开始做起中介生意。成为中介要求并不高，有熟人引见，再押两万块钱在上线处就可以“营业”。 王明虎做的是二级中介，他还发展了十多个直接与买家打交道、负责填单收钱的一级中介。“把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王明虎说，“我父亲就在帮我填单。” 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电脑就是王明虎的全部工作用具。开码之前，王明虎就守在电话旁，记录下每个填单员收到的下注，再用电脑汇总统计出每个号码上各有多少投注，最后将汇总统计传给自己的上线。 王明虎的“生意”一度做得红火异常，他手下有十多个填单员，“岳化地区基本上都在我这里买，每一期大概能收到20万到30万元的投注”。 上线给王明虎的抽头是10%，也就是说，他每期可以净赚2万到3万元。但除此之外，王明虎说他还有“更妙的赚钱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是做“平均单”。王明虎举例说，平均每个号码上投注为1000元，那么他就在每个号码上私自拿掉200，总共将近1万元。如果当期没有人中奖，那么这1万元他拿得神不知鬼不觉；即使当期有人中码，他也只需要额外赔付8000块，仍然净赚2000。除此之外，如果看准一组号码，中介也可以挪用买家的投注转而为自己下注：或者拿准了哪些号码肯定不会出，就直接把这些号码上的下注扣留。但这些都是“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做法，关键是要看准”，王明虎说，“否则会很惨。” 比起云南和贵州，“六合彩”进入湖南的时间要更早。《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从湖湘到云贵，其实暗合地下“六合彩”的西进路径。 据王明虎回忆，2003年岳阳邻近的平江县就开始有人买码，随即传播到周边的岳阳、郴州、娄底以至湖南全境，还越过岳阳向北，进入湖北境内。 在红火了一年多之后，王明虎的“生意”从2005年开始滑坡。码民输钱越来越多，很多人没钱了，开始赊账，“后来根本收不回钱”。 王明虎的朋友徐霞(化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大家钱都输光了呗”，徐霞说。从2004年到 2006年底，两年多时间，她输掉了将近30万元。 徐霞和丈夫都在电站工作，家底尚属殷实，在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之后，她终于决定收手，“再玩下去肯定就要拉债了”。 徐霞回忆，2004年最火爆的时候，一群输疯了的码民甚至跑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要求市政府透露“特码”。原因只是因为一条小道消息，“据说市政府为了打击六合彩，专门组织专家对六合彩进行破解”。政府官员哭笑不得，几经解释，才把人们劝走。 而王明虎在2006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在有一期开出大奖之后，他的上线卷款消失了。愤怒的中奖码民把他团团围住，威胁要取他性命，王明虎自掏数十万发奖，“以前赚的全赔回去了”。 2006年春节云溪当地警方在一次打击“六合彩”行动中，王明虎的父亲被抓，“可怜老头子在看守所过了个年”。从看守所把父亲接出来后，王明虎下决心不做了。 如今王明虎和徐霞都收手不干，却仍忍不住时常关心码数走势。3月21日，在茶馆里的王明虎向昔日的“同行”打听了一下，“这一期又火爆了”。他说，恐怕很多人要失望，庄家们也很清楚形势，对很多投注根本不接，这一期甚至会提前封单。 “很久没出现这么火爆的场面了”，王明虎回忆，“六合彩”最火爆的时候，岳化地区的餐饮娱乐一条街曾经特别兴盛，“当时有人开玩笑，‘六合彩’带动了云溪休闲娱乐产业”。 但是现在，走在曾经火爆的餐饮娱乐街上，几乎看不见多少食客。整条街空荡冷清，异常萧条。“大家都没钱了，还来要么子哦。”一家歌厅老板如此感叹。 “六合彩”像水蛭吸血一般抽干地方经济，据湖南省岳阳市城调队2003年的调查结果，10个调查地点共有100多万人次参与了地下“六合彩”赌博，参与人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国家干部，其中农民占多数。每注赌资5元、10元、50元、100元，直至上万元不等。 在乎江县，11个乡镇40多万人次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花费2000多万元血汗钱。仅 2003年4月3日，村民买码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仅2003年岳阳全市直接外流资金已达三四亿元。 “‘六合彩’在湖南基本上已经快折腾到头了。”王明虎感叹，“该卷走的钱已经卷得差不多了。我跟一些以前的同行问过，现在重心在向西部转移。” 2．押“单”还是押“双”? 这是云南镇雄县18岁的高三学生顾云贵正在苦苦思考的问题。 在3月22日晚上8点30分香港赛马会开出2007年第035期六合彩的特别号码之前，有无数的中国内地“码民”像顾云贵一样，在绞尽脑汁地抉择。 自第029期开出“20”号以来，已经连续6期开出双数。从1到49，每周3期，每期开出一个号码。下注的码民可以押任何一个号，也可以押单或者双。庄家把49个号码又分成红、蓝、绿三种波色和12种生肖，买家可以按波色或生肖下注。下注金额不设上限，赔率1赔40，“我想靠这一把翻身。”3月20日，在阴昭的出租屋里，顾云贵坐在床沿，两眼放光。“连续6把双了，这一把可能是单。” 从2005年底开始买六合彩以来，中学生顾云贵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输光了学费和生活费，几乎向每个亲戚朋友都借过钱，还欠下庄家数万元巨债。“我总共输了有将近6万元”。 买第一笔六合彩的时候，顾云贵正读高一。他还记得当时下注的金额：10块钱。 几乎是一瞬间，“六合彩”就自相邻的贵州突然闯入了镇雄人的生活。“走到哪里都听得见讨论特码，村里人都在买。”顾云贵说。 “1块钱能中40块!”在向顾云贵讲解规则的时候，一个买过六合彩的同学这样强调。他给了顾云贵一个“中介”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通过“中介”就能下注。 买“六合彩”时，买家并不能接触到庄家。报号，下注，押中之后收钱，都是通过庄家手下的中介进行。众多的中介搭建起广泛的销售网络，庄家则隐身其后。 同学介绍给顾云贵的中介，其实就是学校门口的一个小百货店店主。学生们经常去这家店买东西，如今店老板又“兼职”做起了“六合彩”。类似这样的中介，三年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在镇雄县城遍地开花。 顾云贵用一天的生活费下了第一笔注。他研究了从同学那里拿来的密单，一张薄薄的A4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一些据说能够透露“玄机”的数字和含义晦涩的诗句。顾云贵像做数学习题一样揣摩良久，又和同学交换意见，最后敲定了一个数字。 在等待开码的日子里，顾云贵从同学那里听到了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村民头天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第二天他就把家产都押在了这个数字上，结果他中了大奖发了大财。 “下100块就能中4000块，下1000就能中40000。”顾云贵说，“谁不想去试一下? 我1个月生活费才两百多块，中一下几年都解决了。”等待开码的那两天，关于发财后要干些什么，顾云贵设想了很多。 尽管第一次下注的10块钱打了水漂，但却激发起了顾云贵钻研“彩经”的决心。 第一次中奖来得很快。没过多久，顾云贵押中了一次生肖。一组生肖4个号码，每个号码下注100，除去400成本，“算下来赚了三千多块钱”。在校外的饭馆里，顾云贵摆了、桌；请十多个同学吃饭。在同学们的赞叹声中，顾云贵自豪地认定自己找到了成功之路。 从此以后，下注越来越大，却“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去年三四月间，顾云贵连续数期押单，一个多星期里输掉了9000多块。 在此之前，顾云贵在老师们眼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成绩常年保持在年级前十位，尤其擅长化学。“我以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化学家。”顾云贵说。 事实上从高二起他就没有读书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化学梦”；他把父母给的学费全部投进了“六合彩”，还包括父亲给他考驾照的2000块钱；他向几个亲戚都借了钱，还欠了一个庄家将近两万元的债。 2007年春节过后，一个“六合彩”欠债者的小孩被人劫持，挂到县城中心一座过街天桥上，直到买家拿钱换回了孩子。刚好路过的顾云贵在人丛中目睹了这一幕，他吓坏了，“我欠了那么多钱，他们会把我怎么办?”他赶紧悄悄搬到了现在的出租屋里，断绝了和以往几个相熟中介的联系，白天睡觉，晚上才出门活动。他也不敢回家，只是偶尔和弟弟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 他仍在关注六合彩，只是实在缺钱，很少下注。但现在，在连续6期出双，连续12期出红蓝波色之后，顾云贵觉得机会又来了。“出单和出绿波的可能性很大，押中了我就能翻身”。 但问题在于，由于欠债和“消失”，顾云贵在中介和庄家那里都失去了信誉，而且他没有现钱。他需要寻找能信得过他，并且愿意记账的中介。 与顾云贵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川味”饭店老板娘李云(化名)，“连续6期双，从现在起包单，运气不太差的话，坚持两三期就能赚。” 李云的“方法”其实更像是“教训”。她曾经玩得很大，饭店是今年刚开起来的，在开饭店之前，她经营着一个运输车队。 “那时候买得大，”李云回忆说，“输多赢少，输起来快得很。”每当开码的时候，李云就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坐立不安，“一会儿手脚冰凉，一会儿满身是汗，等码那段时间最难受了。” 号码一开出来，李云就开始算：“赔出去一辆面包车了”，或者是，“又赔出去一辆卡车了”。 在车队还剩下两辆卡车的时候，李云收手了。她卖掉了车队，租下现在的店面开起了饭馆，生意不错。“看准时机”的时候，也下点小注。这一次，她准备“一个号投100块钱”，24个双号，合计下注2400块。 “下注要赶快。”李云说，“好多人都赌这期单，晚一点庄家就不接单了。” 顾云贵和李云只是整少镇雄及相邻县乡无数码民中的两个。在镇雄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相见不问好，开口说生肖，上期已出牛，今日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 而镇雄某中学一名学生做的一次调查显示，随机发放的100份问卷中，有92名学生承认自己曾经买过“六合彩”，94名学生承认家人和朋友中有人在买“六合彩”。 在镇雄以及相邻的贵州毕节，“六合彩”正呈泛滥之势。根据《毕节市公安局打击六合彩赌博活动的情况汇报》，仅毕节就有6个乡镇26个村出现“六合彩”；其中与云南镇雄相邻的清场镇有 9个村54个村民组1000余人涉赌。 “毕节一定要守住，不然就要向整个云南和贵州扩散。”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喂猪养牲永受穷，不如特码来翻身。”这是镇雄县以勒镇庙梗村农民陈章仁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今年2月，春节刚过，55岁的陈章仁在家中吞下一包毒鼠强，随即死亡。这个指望“特码翻身”的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身后留下7万多元欠债。 在庙梗村，买码输钱的并非只有陈章仁一个。“你看看山上抛荒的地，”村干部朱绍华愤怒地说，“都疯了，地也不种了，猪也不喂了，就指望买码翻身尸 但陈章仁们自有充足的理由，“种地能赚多少钱?”在庙梗，一个农民给自家算了一笔账：4亩地，山地贫瘠，一年收2000斤麦子；再种点苞谷，一年也就1000斤；山地上种不出菜，唯一能长的洋芋，挖出来只有拇指大小。“除了自己吃的，也就刚刚够化肥钱，养猪都不够饲料。” “太穷了，”村干部朱绍华说，“也怪不得大家都做发财梦。” 在当地农村，“六合彩”销售旺季就是春节。外出打工者春节回家，带回一年的辛苦钱，不少人却希望买码发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输。”朱绍华说，“好多人输得精光，过完年再出去挣一年辛苦钱。” 而在湖南岳阳云溪近郊的农村，“六合彩”则成为了村民们最重要的娱乐，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云溪，有印刷精美的码书码报售卖，彩版印刷，除了所谓的“天机”，还刊登着一些笑话、小故事和生活常识。码民们习惯像每天看报一样忠实地阅读码书。 甚至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受到了码民的追捧，各地追捧的节目又有不同，黑龙江喜欢“每日农经”，福建码民分析的是一款厨艺节目，而广西码民追捧当地《南国早报》，这份售价5毛的报纸，曾经被炒到10元一份，“因为里面透着玄机”。 “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现在好了，还真有个事情可以研究了。客观地说，很多人从这个里面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中学老师杜震(化名)说，每期开码前，大家甚至会聚到村小学的教室里，畅所欲言，集体讨论，“热闹非凡，其乐融融”。 “甚至有老年人说，好像又找到了当年过集体生活的感觉。”杜震说，“现在农村确实一盘散沙，旧传统差不多都丢了，互相之间都很少走动。六合彩一来，居然大家又聚到一起了。” 岳阳当地反“六合彩”组织的发起人李许对此深有感触，他自己的爷爷就是码民，但李许却不忍心去劝阻自己的爷爷。“他就这么点娱乐了，”李许说，“就像一个故事里说的，环保志愿者看到山民们在山上挖野菜吃，明知道挖野菜会破坏水土保持，但又不能进行劝阻，因为野菜是山民们唯一的食物。 3．2005年下半年以来，江西萍乡市坚决执行地下“六合彩”露头就打的部署，“痛下猛药治沉疴”，多管齐下加强综合整治。其中，运用金融杠杆狙击地下“六合彩”更是起到了坚壁清野的显效。 市农村信用社、农行等金融机构加强了调查研究，对农产动甩生产经营周转资金和储蓄存款买彩的，积极予以规劝、解释、制止。此外，其市束紧“信贷”口子，建立跟踪机制，切实防范从银行机构挪用贷款买彩的行为，一旦发现客户染指买彩，马上追缴清贷，保证信贷资金安全。金融机构还把鼓动、支持、参与地下“六合彩”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视为“污点客户”，并作出再不发放贷款、不开设新的账户、不提供金融服务的惩戒。金融杠杆的及时介入，截断了私彩者的财源，为萍乡市打击地下“六合彩”提供了有力支持。 4．2006年3月以来，湖南临武县为加大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力度，以公安部门为主，联合纪委、监察局等部门，广开思路，在全县106个县直单位和22个乡镇聘请信息员，建立信息员举报奖励制度，广泛收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在打“六”行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针对地下“六合彩”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在农村活动猖獗，各乡镇自行发展积极分子，并将提供较多有效信息的积极分子聘请为打“六”信息员，信息员由所在辖区打“六”领导小组集中管理，以便统一收集整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协助进行打击。 实施打“六”信息员制度，对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起到了震慑作用。此前规定，一旦发现有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地下“六合彩”，由公安机关依法严惩，同时还将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规处理，并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目前，已有两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参与地下“六合彩”后，经信息员举报受到查处。 截至8月，全县共有举报地下“六合彩”的信息员200余名，为公安机关提供打“六”信息 1000余条，为此查处地下“六合彩”赌博案件76起，抓获涉案人员142人，其中协助破案的信息 45条，协助破案29起，占破案总数的38%。 5．李许，男，20岁，湖南岳阳某村农民，自称民间致力于反对地下六合彩的“第一人”。李许反对地下六合彩最好的武器就是网络。他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包括媒体的报道，也有身边的案例。“这四个月来，我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参考研究了约5000篇与地下六合彩相关的文章，使用百度、Google搜索次数达800次。” 目前李许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才能根除地下六合彩?他提出的办法是：“从人性尊严上真诚教育他们。”真诚教育农民关于地下六合彩的危害性；地下六合彩的欺骗性；通过地下六合彩致富是不太可能的事；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致富，不劳而获，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他打算写一本叫《地下六合彩“特码”揭密》的书，能够面向农民、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农民、小学生一看就会理解。当然也会包含一点通俗的“学术元素”，以便能与知识分子沟通。关于这本书，李许希望凡是读过书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此不再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了，甚至再也不参与其它赌博活动。 地下六合彩在中国的覆盖人口超过7亿，覆盖区每产一册，作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课外读本，及部分地区作为预防读物，估计有1.5亿册的市场。李许计划与相“官”部门合作 (采购)，发行超过1亿册，免费送给中国最广大的码民阅读。“一定要达1亿册，全民禁码!”李许这样说。 对于余下的2/3，李许希望自己在网上创建的“抗地下六合彩联盟”网站能够吸引大量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到基层农村进行“耐心真诚教育”，以及出版发行戒除地下六合彩赌博的“戒码报”，在香港六合彩开奖日发行，免费发给中国余下的2/3码民阅读，以此来进行“循环耐心真诚教育”。对于地下六合彩庄家，李许同样提倡进行真诚教育：人之初，性本善。“真诚教育从事地下六合彩庄家骗取钱财，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地下六合彩这个魔鬼从中国赶出去，永远地赶出去!” 正是由于意识到地下六合彩背后体现出的人性，李许才试图通过“真诚教育”来感化彩民。 6．国际上，在研究彩票发行的福利效果时，普遍的方法是比较发行彩票取得的公益金给按收入、种族或教育水平等标准划分的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收益，与这些阶层用于彩票的支出之间的关系。 学者Borg对美国伊利诺斯州1984年9月至1986年3月间，518位一次性中奖超过600美元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当时该州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研究发现，购买彩票越多的家庭，收入越低，其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越小。这意味着彩票作为一个桥梁，将穷人的钱用来供富人的孩子上学。并且，将彩票公益金用于教育经费时，其他用于教育的基金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就产生了完全的“挤出效应”。 Borg与人合作，在2004年又进一步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利用彩票公益金实施“光明未来奖学金”的情况，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彩票作为一条渠道，将资金从穷人反向转移给富人。 Borg表示，这是不公平的。 我国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途径在不断地改变，由过去主要用于福利和体育事业，转向为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基金。2002年，这一比重为27.4%，而到了2006年，则接近50%。当年福利彩票交给中央财政的75亿元公益金中，直接由民政部用于福利事业的仅有6亿元，其余69亿元全部用于社保基金。 7．在公立彩票发展的同时，地下私彩——城市中的地下赌球，农村中的地下六合彩——也迅速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与政府打击不力和公立彩票的不完善直接相关。 一些地方领导觉得地下六合彩问题不足为虑，认为老百姓没钱赌，地下六合彩也就自然消失了。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执政心态。 足球彩票的发行，虽然经过长达3年的所谓论证，但只是简单复制国外足球彩票玩法，结果导致问题多多。2002年世界杯期间，体育总局竟然发行了“中国、巴西、土耳其”同进八强这样不可能中奖的彩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彩民的感情。 雪上加霜的是，随后的赛季，由于英超版权之争，足球彩票选择了激烈程度小、中国球迷所不熟悉的法甲和德甲。此时，已熟悉盘口、赔率的足彩彩民，被激发的需求在公立彩票这里得不到满足时，转向地下赌球也就自然而然了。结果是此后足彩销量一路下滑，地下赌球却日渐猖獗。实际上，足球彩票为地下赌球做了一次极好的免费广告宣传和参与者培训。 应对地下私彩，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当放开博彩业，理由是“与其民营，不如官办”。但实际上我国彩票业一直实行的是“向右拐、打左灯”的策略，尽管名义上没有放开博彩业，但实际上却早就开始发行打着彩票外衣以取得“合法”身份的各种博彩品，如排列三、3D、足球彩票和中福在线等。 还有人提出，应当提高公立彩票的返奖率。但50%的返奖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标准，有的国家甚至更低，如意大利的足球彩票返奖率仅为38%。事实也证明，中国足球彩票返奖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65%以后，销量仍然下滑。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6日宣布，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于2006年1月正式运行。这一数据库目前已收录的自然人数已达到3.4亿人，其中有信贷记录的人数约为3500万人。到2005年底，收录个人信贷余额2.2万亿元，约占全国个人消费信贷余额的97.5%。 任何一个自然人，只要在银行(今后还将包括农村信用社)办理了贷款和信用卡，其信用消息将由银行传递给央行征信部门，再由后者搭建统一的个人征信系统平台，供全国所有的银行联网查询。即使个人没有贷款或信用卡，只要其开立了工资卡等具备转账功能的结算账户，其基本信息也将纳入个人征信系统的数据库。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是各商业银行的信用数据信息共享平台。主要采集和保存个人在商业银行的借还款、信用卡、担保等信用信息，以及相关的身份识别信息，并向商业银行提供个人信用信息联网查询服务，满足商业银行防范和管理信用风险的需求，同时服务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 只要个人进行过贷款、担保、开设过个人结算账户等，就会被录入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央行将继续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协商、合作，继续完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逐步完整采集个人的身份信息和社保、住房公积金、税务、教育、法院、公用事业等单位的相关信用信息。 2．2005年3月，吉林省吉林市04458投注站的彩票销售员王荣华替人代买彩票中出500万，她及时将中奖彩票交给彩票的主人高女士。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些传言接踵而来，有的说中奖人给她了一套房子，有的说给她20万元钱。至今都没有人相信她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诚信经营换来的是无数的猜疑、冤枉与嘲笑。 3．某电台开办公民道德大家谈栏目，下面是两个被采访人的话： 纪坚本(男，32岁，私企老板)：我最关注的道德问题是信用问题。这几年来，由于轻信生意场上的“朋友”，我用建材时被人以次充好，损失了好几万元。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涉世未深，没被坏人骗过，他的善良和诚信也许只能是单纯；只有被骗过、被坑过了，看清了人间善恶，还能坚持为人的正直和信用，才是最难得的。现在，我把信用作为选择朋友、待人处世的头条。 在我看来，信用就是说话算话、欠债还钱。我是老板，我就不能拖欠工人工资，答应过的工钱一分不少。当年我去四川做项目，需要100多个工人，没有资金垫付工资，可大家还是跟着我走，靠的就是信用。 严明(男，25岁，银行职员)：我从事银行内部审计工作。这是一个很需要职业道德的工作岗位，否则，很容易背离这份工作本身的原则。我是从支行调到分行来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对以前工作过的那个支行的行长进行离任审核。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家，在这次审核工作中，如果发现不符合银行操作规则的事情，只要不违反原则，我都会在措辞和方法上很委婉地处理掉。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好，但大家都这样，我要是太严厉，别人会觉得我很怪。 所以，要达到很公正的内部审核效果，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体系来保证，可以让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员工有条件、有保障、相对不受约束而且没有后顾之忧地完成工作、遵守职业道德。我觉得，要进行道德建设，要树立职业道德精神，相应的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4．诚信是全体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诚信可以是对社会、对他人的期望，但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诚信不能以他人的诚信为前提。对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来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身体力行，影响周围，而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有一位北京市民说：“树立诚信意识要从每个人做起，只有自己做到了诚信，才能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社会由个体组成，每个人都以诚信要求自己，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诚信社会。”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己的诚信与赢得他人的诚信成正比，自己越诚信，就越会赢得他人的诚信回报。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诚信无欺的环境中，诚信环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人对诚信所持的态度。如果你骗我一下，我骗你一下，骗来骗去，只能落个“两败俱伤”。如果等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讲诚信之后自己再讲诚信，那是等不到的，那等于为自己的不讲诚信寻找借口，无异于推卸自己作为社会的主人在诚信建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5．在我国的哲学思想里，诚信表示出了两层意思，诚是本质，信是诚的表现。何为诚?《礼记》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说诚是与天地人伦同在，永恒不变的。那没有了诚会怎么样呢?《素履子·履信》中是这样说的：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时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由此可知，诚信是高于一切的道理，是品德修养和行为规范，是传统道德的支柱，它同时也是社会体系的支柱。 6．媒体总结我国的消费市场有四大怪病： 怪病之一：假日消费成了宰客消费。假日消费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消费形式，可是在全国各地，“3.15”投诉中心、物价局，几乎每一个节日都会收到无数消费者的投诉电话。每逢节假日，国内的衣食住行各项消费，特别是旅游消费搭假日之车涨价的现象严重，有的甚至比平时价位高涨2～3倍。 怪病之二：广告，歪嘴和尚乱念经。此病的具体表现有：①胡乱承诺。②滥用绝对词，用得最多最滥的是“天下第一”、“世界极品”等。③玩弄语言技巧。如“买一赠一”、“免费大赠送”，可实际给予消费者的“好处”从来很难落到实处，往往是消费者一上门，即成了咬上广告这条钩上的鱼，想跑都跑不了。 怪病之三：网上商务让人欢喜让人忧。网上商务或许是先天不足等原因，在它那朝气蓬勃的生机和诱惑后面，却隐含着网上诈骗、网上宰客、网上商务信息虚假等“黑洞”。从媒体上屡屡曝光的许多网上购物得不到“价位相等”的服务，网上商品信息虚假，网上付款被盗等消息来看，有些网上商务的确令人消化不良、“食品中毒”。 怪病之四：假做真的真亦假。一位业内人士说得好：“中国的消费市场除了消费者支付的钞票不能是假的，其它的一切商品都可能有假。”时下，消费市场上的各种假名牌、假洋货、假电器、假光盘、假绿色产品比比皆是。有资料表明，国内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消费者几乎都直接间接地购买过假货，受到过假货的损害。 7．上海最近对金山区3000名公务员率先进行了诚信考核，政令不通、作风不正、工作不力、形象不佳和纪律不严均将被记入诚信服务档案。上海市人事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务员讲不讲诚信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上海将对全市所有公务员建立诚信档案，实行诚信考评。 有关人士证实，考核结果将直接与奖金及晋升挂钩，从而改变过去按照职位系数决定奖金额度的办法，实行“优秀者重奖”、“一般者少奖”和“平庸者不奖”，连续被评为优秀的公务员将提升奖金系数，考核不称职者将降低奖金系数。 8．据《海峡都市报》2006年1月6日报道，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唯一华裔得主、数学大师丘成桐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国内学生的推荐信。后来发现有很多是假的，是学生自己写了推荐信，然后请教授签个名，许多教授很不负责。” 让丘成桐忧心忡忡的是：国内学术风气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时候。他说：如果中国高校的不良学术风气再不整治，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 现今中国的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那么这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已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既“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9．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陈易近日在网上发帖称要“卖掉自己”，以换取对其病重母亲的帮助，很快，陈易的个人账号收到各地网友超过10万元的捐款。但随后，“声讨”她借此“骗钱”的帖子就出现在网上，并引发大讨论，还有网友自费专程赶到重庆调查“卖身救母”的真实性，一时间，网上争论不断，舆论沸沸扬扬。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求助帖子和信息，有的声泪俱下、有的感人肺腑，但如何判断这些求助信息的真实性，成了政府管理真空和社会管理的盲点。 重庆一位社会学专家说，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在“网络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它的可信度容易令人生疑。 在陈易“卖身救母”事件之后，不少网民发出感叹说，希望有一个机构，对民间个人捐款进行监管，定期公布账目，透明化公开化，这样当事人就不会再受到类似伤害了。 目前我国捐助行为的法律关系靠《公益事业捐赠法》来规范，但这部法律只适用于“公益性社会团体”接受捐赠的行为，私人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则非常规范，非政府组织全国慈善信息局制定了慈善组织行为标准，每两到四年对全国的慈善组织进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通过媒体和网站予以公布。慈善组织的透明度非常大，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这种形式的监管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在美国，慈善已经成为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 10．中国股市目前非常低靡，面临着危机。这种危机已不是股价泡沫和公司业绩泡沫问题了，而是诚信危机和制度危机。 在企业大规模改制上市过程中，他们请来一些“评估机构”，将自己的净资产值变戏法似地成倍放大，又确定一些投资项目，将其盈利前景放大。然后，确定发起人按一元净资产取得一股非流通股权，而向公众发行的股票价格由“市场决定”。证券公司为了争取代理发行权，又以自己的信誉担保所公开信息的“真实、可靠”，并承诺上市后拉高股价送一程。经证监会“形式审批”之后，盖上了代表政府信用的公章。于是，点石成金的“魔术”启动了。 这种怪胎股市也有他生存发展的逻辑：一旦造假圈钱，就必须继续更多地造假圈钱，要圈钱除造假外，还必须投入或诱人大量的资金推高股价，制造赚钱效应吸引更多的投机者杀人，杀人的投机者要想不亏损，也要默认假货，甚至放大谎言，以求新的“伥鬼”加入。 中国股市这个畸型的魔井，现在几乎同时遇到了可置其于死地的两条半边界：一是亿万股民真正领教这个怪胎股市比老虎机还厉害，比地下私彩的诚信都低。“珍惜生命，远离股市”的网上口号，决不只是激愤之辞，也是广大股民沉痛反思的结论。 11．2006年是实施国家助学贷款的第7个年头，好政策在惠及许许多多贫困大学生的同时，却存在着令人叹息的尴尬局面。2003年，助学贷款开始进入首批还贷高峰，但数据显示，全国借贷学生平均违约率接近20%。由于学生违约率过高，目前全国已有100多所高校被银行列入暂停发放助学贷款的“黑名单”，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北京高校更无一幸免。 针对这一尴尬局面，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尤其加大了违约追究的力度。2004年，教育部等部门共同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内容包括国家负担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全部利息、延长还贷期限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关于对违约大学生的追究措施：连续拖欠贷款超过一年且不与经办银行主动联系的学生将被公布“黑名单”，经办银行将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 12．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我们要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戒制度”，以此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开展专项整治的基础上改革监管方式，制定信用标准，对管理对象建立信用档案，实行信用分类管理。海关、工商、质检、税务等部门根据企业信用记录和违规情况，对企业实行不同形式的分类管理。对信用好的企业，实行免检、抽检、开辟绿色通道等鼓励措施。对信用状况不好，有违规行为的企业，实行重点监管，有效的提高了监管效果。并且通过奖优惩劣，违规公示，增强了企业的守法守信观念。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建设部，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结合各自部门的职责，开展了相关的工作。金融系统是最早开展信用建设的系统，他们还在部分省市开展了“创建安全区活动”，制定信用秩序，加大打击逃费行为，实行了全国联网，成功识别了改名套贷，隐瞒负债，联保，互保，重复抵押等蓄意行为。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司法部，教育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与中央文明办，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共铸诚信的通知，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积极贯彻落实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13．虽然现今的德国社会也不乏公司商业欺诈、个人偷税漏税等现象，但从总体上来看，德国社会的诚信度还是很高的。 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孩子在四五岁时是培养价值观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最重要时期，97%的孩子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 因此，在德国青少年教育体系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的启蒙教育者。德国的教育法申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德国家庭里家长也都非常注重为孩子营造一个真诚的氛围。家长们普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家长必须作出榜样。记者曾在德国一个小城的十字路口见到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了孩子请不要闯红灯”。当地居民说，自从立了这块牌子，闯红灯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