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注意事项二. 给定资料 1. 张海超，一个才28岁的年轻男子，怀着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2004年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称振东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工作3年多后，他被郑州和北京多家权威医院确诊为尘肺，但却被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诊断为肺结核。2009年6月22日，多方求助无门之后，被逼无奈的张海超不顾劝阻，自费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了开胸手术寻求真相，以无比悲壮的自残方式揭穿谎言，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而不是肺结核。 张海超“开胸验肺”之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全国普遍关注，让社会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于一个重大话题——农民工健康。这个骇人听闻的悲剧，让我们看到基层人民维权何其艰难，看到法律对公民的保护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看到劳资关系多么扭曲，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机构的道德良知的沦丧到了何种程度。 媒体报道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打开胸腔之后，肺上的粉尘看得更清楚了，所以张海超的病就得到了确诊。其实，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张海超说：“6月16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给我检查后排除了肺癌和肺结核，但依然无法证明我得了尘肺。我问医生还有什么办法，医生说可以做CT穿刺，这个办法也能确诊尘肺，但是我知道职防所不承认这个。我再问，医生说还有一个办法，活检。我一听开胸验肺这个办法，只用了5秒钟，就下定决心做这个手术。我是这么想的，我当时只有两条路，一条等死，一条开胸。如果再不确诊，那么我只能等死了；做开胸手术，无非两个结果，一个不是尘肺，那当然好；如果是尘肺，那么我确诊后就可以去申请赔偿，进行治疗。”张海超说，“开了胸，这个总有说服力了吧，职防所你不可能再不承认。” 在开胸之前，医生告诉张海超这个手术有风险，他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但张海超说等下去也是一死，与其等死，还不如赌上一把，总不能以后死了之后做尸检才知道真相。前进一步是手术刀，后退一步是病魔缠身而难以生活，一个农民工以如此极端的方式与命运抗争，以“开胸验肺”的形式维权，却充分暴露了中国职业病防治体制之弊。 虽然身患沉疾的张海超挺过了这一刀，但他的“开胸验肺”之举并非没有代价，15厘米长的伤口让他现在依然感觉疼痛，手术造成了肺部粘连，医生让他每天吹气球增加肺活量来自愈，到现在还没有起色，手术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原本在郑州上400元一个月幼儿园的女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新回去，唯一让他欣慰的是自己的尘肺真相大白。 2. “开胸验肺”是一个分水岭。没开之前，张海超为了否决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肺结核”的诊断，一年多时间里，花了9万多元，在郑州、北京各大医院检查，都证明是职业病“尘肺”，可郑州方面就是不认。而在开胸之后，张海超的悲惨命运开始牵动人心，媒体轮番报道之后，相关领导高度重视，纷纷作出批示。据报道，批示该案的领导有：卫生部陈竺部长、书记张茅、副部长陈啸宏、河南省徐光春书记、郭庚茂省长、宋璇涛副省长。这些领导如此关心，并不仅仅因为看到张海超打开的胸腔里肺叶上的粉尘有多么厚，而且也看到这个青年的抗议行为有多么激烈。于是此事终于“特事特办”，郑州市政府成立由安监、卫生、劳动、监察、信访、工会和新密市政府为成员的“张海超事件”处理小组，卫生部派出专家督导组赶到了河南，甚至专程到张海超家中为他看望会诊，结果张海超和他的几名工友，花了好几年都没能得到确诊的病，一夜之间得以确诊，曾经艰难无比的维权之路似乎已经成了一条坦途。 在当地各级领导关怀下，雷厉风行表达了亲民的愿望，频施德政，撤职查办责任人与大规模排查职业病并举，形势一片大好，坏事又成了好事。 但是，凭借当今的医疗技术，证明一个尘肺病又有何难?而张海超却为此奔波了近两年，不惜“开胸验肺”，甚至惊动卫生部派出专家组亲自督导，才得到一个结果。是不是所有的尘肺病鉴定，都必须要开胸才能认定?是不是所有的尘肺病鉴定，只有在卫生部督导组的监管之下才能有个公正结果?郑州市委市政府如果早一点“高度重视”，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结果吗? 2009年7月30日，张海超坐在自家院子里接受记者采访，他说原来是上诉无门，现在是大半夜两点站长亲自把结果送到家里；原来是求爷爷告奶奶谁都不理，现在是自己连做复诊或者鉴定都没有决定，最终结果就莫名其妙地冒出来了。“工友和村里人都说我撑了这么久，终于赢了。我知道自己在诊断上确实赢了，但是现在已经是尘肺病Ⅲ期，就是晚期了，这个病到了这地步就没法逆转，治不好了，如果我早一点确诊的话，还能洗肺，从这个来说，我肯定是输了。” 3. 早在2007年1月，新密市卫生防疫站就曾为振东公司员工做过体检。防疫站当时根据胸片己发现张海超胸部有问题，在诊断书上清楚写明：请“复查诊断，尘肺?结核?”通知公司让他去复查，但这个通知被振东公司截了下来。被单位欺骗这一事实令张海超无法接受，他决定先确诊再索赔。当他前往郑州市职防所求诊时，振东公司却拒绝出具职业病鉴定所必需的相关材料。讨要多次无果之后，张海超开始上访，经历千辛万苦，直至如愿以偿在职防所完成诊断。这时，距离张海超被怀疑患上尘肺已经过去了近20个月。 2009年5月12日，张海超获得了在郑州职防所诊断的机会。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5月25日，郑州市职防所出具的鉴定结果竟然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给出的意见是：进行肺结核诊治，建议到综合医院进一步诊治。在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等国内一流医院都怀疑是尘肺病的情况下，郑州职防所居然给出“肺结核”的结论。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只有职业病病人能“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这意味着没有职防所的职业病证明，就没有一切：没有工伤待遇，没有对企业提起索赔的权利，甚至拿不到一粒救命的药丸。 “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这个貌似客观的专业术语，令人如堕云雾。从字面上看，似是而非。郑州市职防所副所长李国玉解释说：“我们的诊断结果并非肺结核0+期，就是怀疑尘肺，但还不到工期尘肺的标准”，属于医学观察期。医学观察时间为每年一次，连续观察5年。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管这样的诊断多么符合“科学标准”，都是冷酷而绝情的，因而也是荒唐的。而由于张海超悲壮地选择了“开胸验肺”，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在张海超维权路上重重设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做下的丑事，遂成丑闻。 4. “开胸验肺”事件披露后，经河南省领导批示，7月26日，郑州市卫生局责成郑州市职防所组织人员，到张海超曾经就诊过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等单位收集张海超诊断、检查、治疗及病理学等资料，并详细了解张海超职业史，邀请职业病专家会诊，当晚，确诊张海超患“尘肺病Ⅲ期”。 张海超说：“如果对于我的病难以诊断，完全可以另找专家给我鉴定，而不是这样稀里糊涂地下一个结论，太不负责了。而且短短两个月时间，前后诊断结果差别这么大，原来是无尘肺，现在则成了尘肺Ⅲ期，你医技再不高也不可能出现这么严重的错误，这不是用‘医术不高，水平不够’就能解释的。” 而且，张海超在“开胸验肺”之前，已经在多家医院做了鉴定，鉴定结果都是“尘肺病”，但郑州市职业防治所硬是诊断成了肺结核，并称其他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这真是咄咄怪事!明明患了“尘肺病”，有资质鉴定的机构却选择性失明，当其他机构鉴定出了结果，职业防治所又称其不具资质，这不是陷患者于两难境地吗? 其实，雇主逃避责任，还不至于将张海超逼上“开胸验肺”的绝路，关键是具有裁判地位的职业病防治所，偏偏将很简单就能判断出来的尘肺“诊断”为“肺结核”，其中的隐情就值得探析。这究竟是无意的误诊还是有意的替雇主推卸责任? 5. 2009年7月28日，郑州给予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新密市卫生防疫站等单位通报批评；追究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主管业务领导责任，决定停止所长李磊工作、接受调查，免去李国玉副所长职务，撤销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3位职员的尘肺病诊断资格证书；新密市卫生局免去耿爱萍新密市卫生局副局长、防疫站站长、监督所所长职务；责成有关部门对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立案查处。 至于各人在此事件中的角色分饰、责任区分，却被这份语气匆匆的“判决书”统统省略。但是，行政问责不能覆盖法律追究。《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职业病诊断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诊断权，并对其做出的诊断结论承担责任”，针对“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广东南方报业网有文章写道，为什么“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是尘肺”，郑州职防所竟然“做出这么低级的误诊”?这样的悬疑必须进行追究。“撤销尘肺病诊断资格”显得避重就轻。如果技术水平低下导致误诊可以解释和推脱一切，难保不会有更多“专家”有恃无恐，以专业为武器，做杀人不见血之事。而且在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下，区分尘肺病和肺结核并不难，为何有关职能部门非要等到媒体“曝光”、社会持续关注、省部级领导批示后，才想到查漏补缺呢? 6. 虽然自己的病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但张海超心里并不轻松，因为他的维权之路远没有结束。张海超说，他现在在等两个结果，一个是伤残鉴定，不知道是一级伤残还是二级伤残；另一个是郑州市组织专家给他制定的有效治疗方案。“因为这两个都牵涉到我的职业病赔付预算。”张海超说，“问题是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当年根本没有给他买工伤保险，只有一个商业保险，现在这个保险已经失效了，所以整个赔付都要由公司来承担，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公司的态度。” 根据以往的惯例，张海超只能拿着伤残鉴定的结果去向振东公司索要相当于工伤保险同等金额的赔付，这将是一条漫长的维权之路。而这对于一个因为一天也拖不起、为了救命不惜“开胸验肺”的“尘肺病”患者，几乎等于让“开胸验肺”白验!这个问题的沉重，还在于这不是张海超一个人的悲剧，全国2.25亿农民工中，竟然只有4942万人加入了工伤保险。本来，农民工大多从事危险系数最大的行业，解除因高风险而造成的后顾之忧，尤其需要参加工伤保险。否则，一旦像张海超那样，与等死无异。 这是一个更加冷酷的事实。如果说此前为了证明自己患上尘肺病，张海超不得不开胸验肺，已经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农民工的悲哀与不幸，那么当其尘肺病已被认定后，却又拿不到一分钱的工伤保险赔付，就更令人倍感辛酸。这不仅意味着张海超此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开胸验肺)都已化为乌有，同时更为以张海超为代表的农民工的整体命运作了一个冷漠的注解。 至此，围绕着张海超展开的开胸验肺事件，已经发展成一部如何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的连续剧，开胸验肺不过是第一部，难获工伤保险是第二部，而张海超即将展开的向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维权的司法诉求是第三部。如此漫长的维权之路，等待着张海超的命运将是什么呢，恐怕谁都难给出一个答案。 患上不该患的尘肺病，张海超的身体己经被严重损害，如果再得不到相关赔偿及应有治疗，那么张海超28岁以后的生活该如何顺利继续下去，他的生活又该由谁来照料?如果连这点都无法保障，那么社会公平又将被置于怎样一个尴尬位置? 7. 张海超的维权有两大特点，一是马拉松，二是非常极端。近两年维权求医之旅，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早已是债台高筑，其悲情与苦痛、绝望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一起并不复杂的职业病诊断，闹到最后，当事人竟然要用最原始、最痛苦、最高成本的方式来证明，昭示着某些罔顾民情民意的公权机构何等之蛮，弱势群体的“弱势生存”何等之艰，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给公众造成的痛苦、给社会造成的损失是何等之巨! 更可怕的是，这种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的极端维权方式，极容易产生“示范效应”——以极端的方式引起政府部门重视，提高问题的关注度，收到一般途径无法比拟的效果。如果“开胸验肺”成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路径依赖”，必将后患无穷。解决矛盾的成本外化，将成为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对社会各方都不是好事。“开胸验肺”，折射了时下严重的社会痼疾——公权的蛮不讲理，让公众无处诉说。 从根本上说，“开胸验肺”事件的补救和解决，并非是在正常的法制框架和维权机制中得以完成的。每一个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个人都无法去指望由中央派出督导组，地方成立联合调查组来保护自己。从舆论本身而言，它对同一类事件的关注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同样的热度，那些没有“开胸验肺”的工人，又从哪里发出声音?只能以更加极端、更加惊人的方式来吸引媒体和社会的视线，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悲惨和残忍的深渊? 8. 病情被用工单位故意隐瞒，导致健康严重受损，一度求治无门，张海超是不幸的，张海超又是幸运的，在“开胸验肺”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规格关注与慰问，得以进行治疗。但在张海超身后，有多少农民工正在维权的路上举步维艰、在沉默中忍受病痛的折磨，甚至在当事者推诿中，不了了之? 2009年8月5日，长期为农民工工伤维权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交了一份《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研究报告》。报告共收集整理329件农民工工伤案件，涉及农民工344人。报告显示，工伤认定程序漫长、维权成本高、行政执法部门缺位等问题，成为当前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拦路虎”。 上述那份调查显示，工伤认定程序平均需要16个月。表面上看，难以认定的原因是农民工与用工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明确，深层的原因则是非公非农的身份，导致了农民工进城务工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不是农民工不想签订劳动合同，也不是不想有工作证、工资条、出入证，而是企业为了事后推脱责任根本就不愿做这些事情。在一个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背景下，蜂拥进城的农民工能够找到事情做已经很不容易，哪里还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导致农民工工伤维权艰难，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当下社会结构中农民工尴尬的身份问题。维权成本高，客观地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城市工人工伤维权的成本并不比农民工的低。甚至，很多情况下，仲裁机构、法院还因为受伤害者是农民工，而启动了简易程序，尽量快一些解决问题。然而，即便这样，对于“无根”的农民工而言，仍是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很简单，农民工与城市毫无联系，无法生存，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天也呆不下去，只能尽快返乡。君不见那些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逾30年也没能在城市里立足。 9. 张海超的床头摆放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及不少与职业病防治有关的法律法规，收集这些资料的过程正是张海超寻求职业病鉴定保护屡屡碰壁的过程。申请职业病诊断手续烦琐，是劳动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①职业史、既往史；②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③职业健康检查结果；④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其中多项都须弱势的劳动者向强势者索取，与虎谋皮，结果可想而知。只为了获得这一求诊“资格”，张海超上访两年，以致丧失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让给劳动者造成健康伤害的企业提供不利于自身的证明，而一旦劳动者通过职业病鉴定机构诊断患上了职业病，就需要企业出钱，这是一种怎样的制度逻辑? 不少医生认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帮助企业推卸了责任。”在用人单位不愿“自证其罪”的情况下，这个规定人为增加了职业病检查的难度，抬高了职工维权的门槛。它到底是有利于劳动者的职业病防治，还是有利于维护用人单位的利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张海超为证明自己患病而不惜“开胸验肺”，他挨的那一刀其实也砍向了“有病”的职业病鉴定体制。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正是这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式、封闭性制度设计，将职业病患者逼入了一个“说你有就有，说你没有就没有”的绝望境地，除非你有超出常人的勇气，以极端方式寻求制度外的解决之道。可是，有多少人敢于“开胸验肺”，以巨大的风险成本来换取那一点并不能完全指靠的希望? 10. 某种意义上，张海超与《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堪同孙志刚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相提并论。唯有修订职业病诊断法，“开胸验肺”事件才可言“解决”。也唯有如此，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悲壮，才真正有所价值。就目前而言，《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有两项漏洞，成为众人讨伐的靶心。其一，看职业病必须由工作单位提供资料。其二，职业病鉴定要交给一个垄断的机构。前者实质上是要求用人单位“自证有罪”，因此，会导致用人单位积极逃脱责任和义务；后者则是一种权力垄断，使得职业病鉴定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倘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是有缺陷的制度，让张海超维权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因此，舆论要求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的呼声愈来愈高。面对职业病防治所与企业“合伙”把尘肺说成肺结核“权力诊断”的仅仅是张海超一个人吗?就在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发生后，郑州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虞继亮7月30日称，张海超的4名工友也被确诊为尘肺病。对此，网友“偶也脑残”批评道，“卫生部对‘个案’思考与公众对‘个案’的思考，处于冰火两重天，一冷一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个别政府部门对百姓利益诉求的巨大冷漠。”那么，需要多少人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才能唤醒法律和体制，去做出必须做出的改变?要制度设计者来承认所设计的制度有漏洞并尽快纠正，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11. 所有生活在尘肺病阴影中的工人都应该感谢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抗议，卫生部紧急发布了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并启动了全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现状调查。一组庞大而冰冷的数据摆在公众眼前：2008年，全国新发各类职业病达13744例，我国尘肺病诊断病例已经超过60万人，存活47万人左右。其中折射的，正是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政绩，忽略甚至无视经济高速发展目标之下劳动者的健康，在工业车轮前进的过程中，烙下“职业病”的沉重暗影。 河南省职业病医院一位负责人说，“职业病首先在防，《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且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比如尘肺问题，该法明确规定要求相关企业采取降尘、防尘措施，而且规定政府相关部门要实施监管，可是政府相关部门没有过多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监管措施基本上是空白的。” 河南省卫生系统一位人士表示，“在GDP与职工利益的天平上，有些地方政府部门显然偏向了前者”。“开胸验肺”事件提醒我们：以往那些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迁就资方、将就劳方”的思路已经诱发出诸多社会弊病，体制性纠偏成为当务之急，公共政策不能只以下层“不出事”为目标，必须俯下身来，直面各种各样的劳资矛盾。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借力亿万农民工的同时，也积压了不少问题。人们不应一边赞美农民工推动经济发展的伟大贡献，一边让他们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下呻吟。三、申论要求

注意事项二. 给定资料 资料一： 清冷的秋雨中，S省L县某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己被种满了作物。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 村里的刘书记说，现在常住村里的有5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书记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难。 Y村是S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便利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硕大的村子里在也看不见其他人。一个村干部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72岁的村民高老太对记者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人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的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会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老张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相互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记者在好几个省的农村采访时，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感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淳朴乡风证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积聚靠拢。 “如今的人情关系、社会关系、代际关系等都有点变味儿了。”某镇政协联工委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聚不齐。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资料二：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某县54岁的村支书老胡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老胡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民要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老胡这个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都提出要修几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期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山东某县Q村高支书谈起村里的情况，多少有点无奈：“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处理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住在村东头的谢大嫂说，她平时都不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怎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疑义的一次革新。它不仅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而且使农村社会生态发生悄然变化，但伴随着“要款”时代的远去，村干部的权威也面临挑战。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村，村委会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主任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资料三： 沈某是A市A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企业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某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份忧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转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是搁谁身上心理都不好受啊! 资料四： 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村垃圾难题亟待破解。在农村走访的几天里，记者眼前的乡村美景屡屡被破坏，大量垃圾随意丢弃田头、路旁、沟渠、河流等地。 在H县Z村，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告诉记者，夏天时这里臭熏天，蚊蝇成灾，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 在素有“中国珍珠之乡”的H县，记者发现珍珠养殖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H县W村村民告诉记者，珍珠养殖户受到利益驱动，实行高密度养殖，过量投放鸡粪的有机肥，造成水体污染，珍珠养殖水体排出的废水发黑发臭，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港，导致人们无水可饮。 在W村，记者看到多处堆积如小山的珍珠蚌肉、备课废弃地，过往行人掩鼻通过、恶臭难忍。据了解，H县所属的C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近10万吨贝壳被抛弃，成为重要的污染源。 在B村的蛋鸡养殖小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和鸡粪缺乏销售渠道，小区内污水横流、气臭熏天。在邻乡的生猪养殖小区，部分粪便虽有沼气池处理，但多数粪渣进入了旁边的稻田和水库，日积月累，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粪池，污染水库。 在P村和T村，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一条3米多宽的血色“煤水沟”前。T村村民告诉记者，附近煤矿的洗煤水形成的这条“煤水沟”，已经污十几年，直通入当地的“生命水源”——沅江。村民们诉苦说，“煤水沟”的污染已使他们失去了灌溉水源，村里的1400多亩地都受影响，现在基本都只种植一季稻，还得靠天降水。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标明，对周边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电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资料五： 一些地方在村“两委”换届是，存在贿选、家族势力等等情况，外加一些地区在任用村干部时，使用一些知识水平差、政治素质低的人，为村干部腐败埋下了隐患。他们上任后，虽然素质不高缺个个发财有术，一旦案发，则往往能找出诸多理由推脱。 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手续不全，票据跨年入账，资金体外循环，“白条子”情况严重。村干部公款吃喝，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账，如山东发生一起铁路补偿案件中，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发票”。 近几年，随着农村土地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价值大增，村官手中的隐性权利越来越大，村官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记者调查中发现，土地征用，土地开发，城中村建设和涉农资金，贷款管理等成为涉农职务犯罪的重要灾区。 2009年11月，D市人民检察院收到N村群众举报，反应村干部与D市某公司经理张某等人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征地”，又以每亩5万元转手卖给市国土资源局，倾吐巨额征地款，众多村干部从中受贿。调查发现，2008年至2009年间，张某向N村村干部行贿457万元，低价囤积千余亩集体土地，在这起土地腐败窝赃案中，25名D市干部，13名村干部参与“分肥”。 这起由“村官”贪污受贿引发的腐败案绝对不是“村官”腐败的个案，据相关报道，2010年某省人民检察院累计查处涉农贪污贿赂案256件，406人落网。 资料六： 今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在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系列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出现断层。 现在年轻人宁愿在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要两三年才能见效，刚开始几个月挣几百块钱，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花这个时间。”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殊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是关键。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 在一些地方，“一对一”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根雕、砖雕“三雕”著称的J省W县，虽然作坊多，艺人多，但真正懂市场、会经营的商户很少。现在有很多个体老板，还依靠熟人订单等简单的方法做销售。专家指出，在农村特色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划中，在战略上没有对人才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资料七：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很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 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纪委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迅速勾勒《牧羊图》《玩花船》等画作的轮廓，忙的不亦乐乎。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春节前便要，记者发现，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都可以看到。现在，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闲时作画，既作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某街道，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还催生了一批包装、运输等相关行业，由于镇湖“绣娘经济”的发展，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是得镇湖从过去的“接包”加工刺绣产品转为“发包”给周边乡镇，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 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当地企业研发的“教学风筝”(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湘绣产品销往韩国、日本、没过等15个国家。 资料八： 2011年，某县积极创建“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包括诉求代言、事务代办、信访代理。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设立“导办室”，实行一站式服务，帮助群众代理，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证件、手续。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建立代理点，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二级……，三级……(大概有3句话不全)。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了党员干部考核、监督制度，通过完善的考核手段，完整的考核体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到位，从而使工作真正惠及民众。政府还公布了代理人员的代理工作内容和电话，公布分发到民众手中，保障民众查找联系电话。 “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组组有人到，户户有人包，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情况。”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作出处理。 该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就是要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让党员干部在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化解怨气，拉近距离，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 资料九：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成长阶段。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是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而在这个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治洁净，每一户都拥有有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党支部书记老王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样，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书记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王书记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如今在草桥，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送房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时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三、申论要求

注意事项二、给定资料 1. 下面是某网站最近发表的谈关于公共文化教育的文字： 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像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里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文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态。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出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 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诸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应对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汶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 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它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逆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是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加上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由量变转变成质变，脆弱性演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导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待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全设施，从规划到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或不到位问题。就S市火灾而言，高楼部分消防设施配备缺乏，管理措施不到位，楼与楼间距较小，道路狭窄。这些，导致火灾发生后，因安全通道狭窄，物理空间有限，部分消防救援设备难以到达现场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S市火灾充分说明，如果对于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突发事件预测和准备不足，必将使现代化城市运行中的风险难以及时、快速、准确、有效地得到识别、防范和控制，结果便是重大灾难。 4. T市晚报刊发了一批“市民来信”，集中反映了城市市民出行中遇到的问题。 市民甲：8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送朋友去赵家口长途汽车站，发现这里是一个Y字形路段，行驶的车辆由两条机动车道汇聚到一条机动车道上。引人注目的是，两条分支机动车道中的一条上缓缓行驶着大量公交车，一辆接一辆，车队一直排到Y形车道汇流口。刘公铺桥西这一站点设置在两条机动车道之间，我和朋友便是在这一站下的车。这里下车的乘客很多，从公交站牌看，至少有15条不同路线的公交车要在这一站停靠。这就使得上下车的乘客特别多，疏散时间增加，公交车停靠的时间也就相应增加，而之后需要进站的公交车排队进站的时间也被延长。我看到排队等候进站的公交车一直都保持在5辆以上，使得路面拥挤不堪。我从刘公辅桥西站下来后沿着公交站绕了一圈，发现并没有能够穿过马路的人行横道。乘客如果想要安全地走到5米开外对面的公交站，需要返身走几百米去绕行赵家口天桥。这对于在上班时间急着换乘车辆的人来说太费时间，所以我看到绝大部分下车的乘客都径直走到站点与绿化带之间的空隙处，在大量的机动车流之间惊险地穿过马路。这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与登上天桥再下来相比显得方便快捷许多。 市民乙：前几天上午，我去石化总公司附近的体检中心体检。事先我从公交网上查询得知，经过我家小区附近的16路公交车可以抵达石化总公司。乘16路车顺利抵达目的地并体检之后，我按惯例走到回程方向的石化总公司站点等车。等了约20分钟，来了一辆16路车，却呼啸而过，并没有靠站。我先是误以为司机甩站，后来无意中看了一下站牌，发现这个站点并不停靠16路公交车。这让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心情也被破坏了，一个朋友说，他经常乘公交车出行，沿江路上的清河站的58路、127路也是“有去无回”的。对这类现象，我百思不得其解：公交公司为啥让乘客有去无回? 市民丙：随着我市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向外延伸，远离中心城区的住宅区越来越多。但是，轨道交通只解决大流量，不能完全解决住宅小区到达轨道交通车站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退回去20年，有没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那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一是走路，二是骑车。现在为什么没人走路了?过去走是因为经济困难，现在几块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有人想走，却发现道路坑坑洼洼或晚上黑灯瞎火，感到特别不安全。为什么现在骑自行车的少了?因为骑车的成本也不低。现在规范的小区里，自行车必须停在车库里，每月要交停车费，你想停在公交车站或者轨道交通站点，也必须交停车费，否则很容易失窃，交了钱也不一定保证不丢。此外还“受气”。现在是汽车社会，不少道路上都没有非机动车道，即使设有非机动车道，也常常被乱停的机动车占用。于是，原本可以自行解决的“最后一公里”被“黑车”填了空。在公交站点，有不少小轿车、摩托车、电动车等“黑车”聚集。由“黑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常常让人心有余悸。 5. 英国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发表文章，介绍并阐发了古代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关于人类灾难的哲学思考。 公元62年2月5日凌晨，一场强烈的震灾在坎帕尼亚省地底迸发，数千名毫无察觉的居民在几秒钟内丧命。庞培城内大部分建筑在睡梦中的人们头顶上坍塌。救援行动因随后发生的火灾而受阻。幸存者除了身上污黑的衣衫，失去了一切。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到处是惊恐、难以置信和愤怒的情绪。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技术上最先进的民族，在大自然的脾气面前，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这些痛苦与惶惑，引起了塞内加的注意。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安慰他的刚刚遭逢灾难的读者，然而，他的安慰却多少显得生硬和阴郁：“你们说‘我没想到这一切会发生’难道你们以为，当你知道某件事有可能发生，当你看见它已经发生，这件事居然还不会发生吗?”为了平息读者心中的不平，塞内加在公元62年的春季提醒大家：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己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都要想到未可预料的事情。平静，不过是在历次混乱之间的间歇。没有什么绝对可靠的，即便是我们双脚依凭的大地。 塞内加认为，由于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对我们的伤害最大，由于我们必须预想到所有事情，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最糟糕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每个人在驾车启程，走下楼梯，或是与朋友话别过，都应意识到各种致命的可能性。塞内加强调：“不应有始料末及之事。我们的思想应先行一步，去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所要考虑的，不应仅是什么事常会发生，而更应是什么事有可能发生。人是什么?人是一件容器。哪怕是最轻微的振动，最小的颠簸，都会让它破碎。人的躯体软弱而易碎。” 在经历了大地震以后，许多人主张应疏散整个地区的民众，并且不要在震区重建房屋。但塞内加并不认为地球上会有一个地方是具有彻底的安全。“谁又能保证，他们所站立的这块或那块土地，就是更好的地基呢?如果我们以为，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可以幸免于难，保证安全，那我们就错了……大自然还没用这种方式创造过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 有中国学者读了阿兰·德波顿的文章之后这样解读塞内加的思想：没有绝对的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正是一个与灾难相伴以及与灾难抗争的历史，而塞内加的思想看似悲观，却有助于我们培养忧患意识，有助于国人在灾难来临之际保持清醒、从容与淡定，并减轻灾难和流血带来的震惊，进而积极地应对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塞内加道出的是与中国古代改革家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相近的思想。三、申论要求认真阅读“给定材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注意事项二. 给定资料 1. 黑熊被活体取胆汁的现象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有网民披露，“熊肚上有一道永远无法痊愈的刀口，一个瘘管直通熊的胆囊，外连一根透明的塑料软管，平时用一种粘性很强的敷料把软管和创面包扎起来，抽取胆汁时打开包扎，将针筒插入塑料软管。在抽吸墨绿色的胆汁时，熊张大嘴，两眼暴凸，肝区颤个不停。最要命的是，那针管为了等候胆汁而时抽时停，熊的衰叫也就呈现一种间歇性的上滑颤音和下滑颤音……” 在某医药协会2012年2月16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后，协会有关人士F关于“熊在无管引流过程中很舒服”的表述，已在网上广为流传。F一再表明：“如今活熊取胆是自体造管，无痛引流，并未对黑熊产生影响。” 但世界保护动物协会项目协调员向记者表示，实际上从熊第一次做手术准备取胆起，对熊的疼痛的“虐待”就存在，因为手术对专业要求是相当高的，而目前并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引发的疾病及并发症等数据。 在一次相关研讨会上，某医科大学J教授介绍了人工熊胆的坎坷历程。 此前，F曾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替代品出现，更不能简单地根据功能主治用草药代替。”也有专家表示，熊胆没有替代品。 但J教授介绍说，人工熊胆于1983年经卫生部批准立项，相继由某药科大学等单位共同承担。科研人员经过几十次配方选择，最终使人工熊胆的化学组成、理化性质、稳定性等均与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主要有效成分相同、含量接近，而且质量稳定。并由上海某医院完成了二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治疗急性扁桃体炎以及肝火亢盛型高血压，人工熊胆与天然熊胆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J教授说，到2007年，人工熊胆完成了研制、试验等全部工作，一直在等待国家批准。 J教授还介绍说，“我们研制的人工熊胆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和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且质量稳定”，而活熊取出的胆汁和优质天然熊胆相差甚远，因为引流熊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与真正的天然熊截然不同，引流熊的胆汁在肝肠循环不足，加之长期引流使引流口发生了生理变化，所以质量很不稳定。 广州一家医院的丁医师日前表示，活熊取胆肯定有创伤，创口长期不愈合容易发炎，而为避免发炎，多半会给熊使用抗生素，那么取胆制药的药效就因此会折扣。亚洲动物基金会负责人则表示，在养熊场的黑熊胆汁中曾多次发现抗生素残留。 此前，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区Z先生曾说，熊的取胆伤口常年不愈，且插入导管取胆时很难彻底消毒，所以熊的取胆口常常发炎溃疡，肝胆病变也十分常见，导致胆囊感染、肝脏感染甚至癌症，“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威胁。” 有关某医药G公司“活熊取胆是保护中医”的借口。目前看来难以自圆其说。 2月15日，有记者报道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资料显示，在G公司目前生产的熊胆产品中，除了“熊胆粉”和“熊胆胶囊”获得批号外，其他30多种产品均未获得熊胆药品或含熊胆药品批号，主要为熊胆茶、清肝茶等保健产品。不过，G公司还没有一种产品获得任何保健品批准字号。 中国保健协会表示，尽管国内目前尚未取消活熊取胆，但根本原则是“熊胆入药”，如果厂家并非把熊胆“入药”而是挪作他用，毫无疑问应予以严格限制。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区对外事务总监也曾表示，以G公司的一款产品为例，仅仅3克熊胆粉被包装在50厘米见方的盒子里，包装得很豪华，售价也高达400多元，“大部分的熊胆消费都是礼品消费，而不是药品消费。而这些礼品消费都是建立在黑熊的痛苦之上的。”G公司的这种做法，在全国医药行业具有某种普遍性。 “活熊取胆汁存废”问题也引起了舆论界的热议。一种声音认为：很多人吃牛肉、吃羊肉，这比插管取胆残忍多了，活熊有义务为人服务。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我们应该明白，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普遍而年轻的物种，就像我们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也不能随意作践自然，作践动物。对自然与生命以仁爱心对待，以敬畏心对待，这是人性要求的情操和素质，也是我们必须履行义务。 2. 某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篇学者署名文章，内容概要如下： 放在“熊胆入药以治病救人”的前提下探讨“黑熊在被取胆汁的过程中是不是舒服”这样一个颇有小资情调的话题，好像迂阔的很，全球人口每天吃掉的动物难以计数，无论饲养还是屠宰，人类难道问过动物舒不舒服?哪个动物不愿意活得自由自在且顺其自然地“终极天年”?但人不吃肉行吗?“君子远鲍厨”不过是说“吃的人不杀、杀的人不吃”而己。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主张赋予一切生命包括动物以平等的“伦理权利”，就像人类人人平等一样。这一“动物的平等伦理权利”的设想立意是高尚的，胸襟是宽广的，情怀是利他的，但其基本理论依据始终是成问题的。这一理念建立在生态平衡概念之上：每一物种都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有其地位，每一物种都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而每个物种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每一动物个体都有平等的伦理权利。 如此论证看似严谨，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伦理悖论”。因为在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中，某个特定物种所履行的生态功能恰恰是或者给其他物种做食物，或者以其他物种为食物，所以物种的伦理权利应该建立在该物种的个体牺牲自己的基础上，个体的牺牲往往构成了物种生存以及繁衍下去的基本前提。 将物种与个体的这层关系放到生活场景中来认识，就是说动物的伦理权利只是物种层面的权利，而不是个体层面的权利。保护物种不等于保护该物种的每一个个体。相反，人吃鸡越多，鸡这一物种繁衍的越多。同样的道理，支持活熊取胆的人士提出：“对于一部分黑熊抽取胆汁，可以避免猎杀更多的野生黑熊。自从有了活熊取胆技术之后，野外黑熊种群增加，数量增多，所以此举客观上保护了黑熊物种。”对此说法，但也不能完全斥之为狡辩。 然而问题在于，站在环境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作出牺牲”，也仍然享有自己的伦理权利。首先，在乱杀滥捕的情况下，个体的牺牲并不能换取种群的生存，此时，该物种中剩下的任一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地位，否则，动物伦理就变成了对生态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保护生态也便名存实亡了。其次，在动物为其生态功能，比如供人食用、制作裘皮或者入药治病而牺牲的时候，个体的伦理权利表现为不应遭受无谓甚或无度的痛苦。中国传统饮食中诸如“鱼炸熟了，嘴还在动”和“活吃猴脑”之类不顾动物痛苦的“菜肴”在国人中日渐式微，说明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3. 有网民公布了一组虐猫视频截图：一女子用尖尖的高跟鞋鞋跟对一只小猫肆意践踏，手段极其残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M县女子虐猫事件。“虐猫事件”一夜之间成为在各大网站的热帖，评论成千上万，数天内席卷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网友们愤慨万分，对虐猫女子声讨谴责，誓言要揪出凶手。网上掀起“辑凶”狂潮，经过网友收集信息、搜索、排查，“疑犯”身份陆续曝光——除了虐猫女，M县有关单位工作人员也参与了虐猫拍摄过程。 虐猫视频中关键人物被披露后，引起了M县的高度重视。县政府当即派出工作人员对虐猫事件当事人展开调查，并召开了紧急专题会议，纪检、宣传、检察、法制、监察、公安、文化等部门参加了会议，对虐猫事件调查处理情况作了汇报。从调查情况看，虐猫事件拍摄现场为M县一沿江风景区，参与者中有一名已经主动承认了事实。虽然参与者参与的原因、动机以及是否被其他组织引诱、利用还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此事在M县发生并有M县人参与，县政府对此表示愤慨、谴责和遗憾。“考虑到参与者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其行为与其从事的职业极不相称，所以，从即日起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立即停止其工作，接受调查。鉴于其中一名可能参与事件的嫌疑人不知去向，责成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采取多方面、有力度的措施，尽快取得联系，使其主动返回本单位，就本事件作出明确的解释。”有关部门汇报道。据称，在这次会议上，M县人民政府还对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并向上级主管机关和法律权威部门请求协助，为今后参与者进行处理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好责成有关部门依照党纪、政纪和法律作出严肃公正的处理，给社会、媒体和网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4. 法制报报导了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以及随后的处理情况。具体报导如下： 进入3月以来，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截至目前，有11人患狂犬病死亡，6200多人被狗咬伤，这些数字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随后，当政府部门为控制疫情，捕杀了三万多只狗，遭到众多爱狗人士的激烈批评，使H区一度陷入“屠狗风波”的舆论漩涡。 H区许多群众有养犬习惯。全区拥有各类犬37万多只，这意味着平均每10人就拥有一只狗。部分群众认识不足、管理不善，随意遗弃造成大量流浪犬，犬只随意流动是导致狂犬病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 H区连续召开狂犬病防控紧急会议，指出狂犬病己严重危害到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场为期30天的集中整治犬类活动在全区紧急开展。 政府强调：所有犬只必须进行免疫并办理相关证件，一律实行栓养和圈养。严禁携犬进入商场、市场、学校、公园等公共场合，一经发现一律予以强制捕杀。记者在政府发布的通告上看到如下条文：“各乡镇实施组织由公安、农业、城管等部门组成的专业队伍对未免疫的犬只进行捕杀，犬主不得进行阻拦、不得要求赔偿，群众也可自行组织捕杀犬只。” 许多养狗人惶恐不安：以前H区对犬类试行挂牌管理实施并不完善，大部分养狗者都没有主动进行免疫、办理证件。这就意味着，禁令期间，如果不及时主动检疫或没有办理证件这些狗将在劫难逃。 5月23日，“禁犬令”实施，“打狗队”开始出现在H区的大街小巷，村镇市集。随着行动成果的不断扩大，一些现场捕杀、杀狗的视频开始在网上传播。对流浪狗的围剿，引来潮水般的争议质疑声。 “H区一直是狂犬病的老疫区，只是今年比往常要厉害些。如果及早加强管理。哪有今天这些事?”H区街头，一位执勤的民警向记者坦承他并不赞同以“杀狗”代“防疫”。 “人的利益至高无上，狂犬病疫情严重，为了保证人的安全为何不能杀?!”也有一些支持政府行动的声音，认为人和狗的生命同样值得尊重，但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当然应该以人为重。 H区当地网友认为，狗是可以养的，但一定要纳入日常管理，要建立档案，发给狗证，对应当进行免疫而不愿免疫的狗主人，可以发出警告限期免疫。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公民患流感，肯定是采取有效的隔离并积极治疗。狂犬病的传染速度和危险性与当前的流感相比要小的多，对于没有攻击性的狗和看护好的狗，即便携带病毒，也应该是治疗，而不是将其杀死。现在，屠刀伸向了没有确定携带病毒的狗!”动物救助中心的一位女士对记者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打狗行动出现扩大化。 疫情重灾区之一的H区Y乡政府发出通知，要求是家养犬5月底前一律自觉送到社区，由社区捕杀队统一进行捕杀和尸体处理，凡阻挡灭犬和藏匿犬只的将严肃处理，3年内不得再养犬只。 “我们山里人平时出门干农活，让狗看家很放心，待它也像家里人一样。现在为了完成任务残忍地把它处死，全家人都难受得很。”Y乡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干部组织起来的打狗队，挨家搜查，见狗就杀，不少狗即使打过了狂犬疫苗，也被强行拉出处理。 “狂犬病疫情严重如果是事实，那么依照传染病防治和动物卫生防疫法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无可厚非。”某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表示，但是，政府日常就应该加强犬类的管理，等到情况失控才仅仅处理，这就造成了许多养狗者的痛苦。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当把握平衡原则，尽最大努力在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界限。该教授认为：“毕竟狗是个人财产，公民面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有时应当付出代价。不过考虑政府行政行为的必要性，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大范围捕杀来实现防治疫情的目的?对那些有主人且本可以通过严格检疫、限制活动范围等方式实现管理的狗采取非常措施，其合理性就值得思考。” 某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认为，全国各地政府出面捕杀狗的事件一再发生，根源是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缺失和立法的不完善造成的，此外政府和民众的动物保护意识也至关重要。“这些被捕杀的宠物是无辜的，我国虽然还没有对驯养动物进行全面保护的法律，但目前我国对家养动物检疫防疫的法律规定还是有的。之所以出现狂犬病，是因为饲主没有尽到对所饲养伴侣动物的防疫义务，政府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不力，关于伴侣动物登记、年检制度、防疫制度执行不彻底造成的。”“H区屠狗事件中很多网友称要保护的“狗权”，就指的是动物福利。而且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动物福利层面立法的缺失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5. 世界各地相继设立法律法规保护动物。 德国的《动物保护法》规定：每个与动物打交道的人必须仁慈的对待动物，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物质条件。德国农业部下属的有关机构有权对饲养场所和饲养者进行检查。内容包括：动物的活动和居住空间、饲料成份、饮水质量、卫生条件、光线强弱和气温条件等。 意大利都灵市会议的一部法律规定，狗主人可以骑自行车遛狗。“但其速度不能使狗太劳累”，如果狗主人连续三天不遛狗，将被处以最高达650美元的罚款，主人不能给自己的宠物染色，或出于“美学动机”截取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如割掉狗的尾巴等。 英国现行的《动物保护法》是1911年通过的，之后陆续出台了很多专业法律，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园保护法、实验动物保护法、家禽运输法案，在保证动物不受虐待方面规定的非常细致。2007年还出台《动物福利法》，其中规定：造成动物体超重标的主人可能会因“失职”而面临罚款甚至监禁。 我国在2009年底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建议篇)试图与国际通行法律接轨，针对农业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等六大类别，也会作不同的要求。按照建议稿的内容，如果伤害动物，将视情节处以不同金额罚款，如果虐待动物致死，将负一定的刑事责任。建议稿中着重强调了“动物福利”的重要性。 6. 有专家撰文指出，影响我国动物福利立法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动物福利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尚有模糊的认知。文章如下： 动物福利是指为了使动物能够康乐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和给动物提供相应的外部条件，在国际上被普遍理解为五大自由：(1)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2)享有生活舒适的自由；(3)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4)享有生活无恐惧和悲伤的自由；(5)享有表达天性的自由。不难看出，提倡动物福利，并不是要求人类从此再也不能利用动物，而是要求确保动物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被给予道德关怀。 现实生活中，有人认为，人的福利尚且顾不过来，还谈什么动物福利?这其实是对动物福利的误解，也是缺乏远见的认识。因为规定动物的福利，限制的只是不文明、不合理的虐待动物的行为，并没有妨碍人的基本福利。许多人从动物福利立法得到了切实的利益，整个国家和社会因动物福利立法获得了长远的、可持续的利益，包括因动物健康成长和动物产业繁荣所带来的利益，因环境保护事业和动物福利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对于动物福利问题，在畜牧业有这样的反对声音：如果动物的福利提高，会导致行业成本增大，进而降低畜牧业的生产效益。实际上，人们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去维护动物福利是必要的、正当的，并且因保护动物福利而获得的利益也是实在的或无价的。动物福利的提高固然使投入增加，但同时也增加了产品的产量与质量。同时，动物福利立法也可以让我们获得看得见的、可计量的现实利益。目前，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运用动物福利条款对国际贸易施加影响。动物福利的贸易作用已经显现，极大地影响我国动物及其产品的贸易。中国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在出口的动物产品中遭国外退货或销毁的事件时有发生，原因之一就在于动物福利立法缺失导致执行标准严重不足。 保护动物福利，还体现了动物对于人类的精神价值，达尔文就认为：关心动物是一个人真正有教养的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其道德关怀的范围就越广。提倡维护动物福利和善待动物，正式创造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的公共评价尺度内，人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用法律来保障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强调动物福利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人类谋求自身发展与维持自然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它将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国际趋势。因此，中国应积极主动地接纳动物福利。我们只有认真了解了天空才能扎根大地。我们只有认真了解了地球才能使生命扎根于地球，我们只有认真了解了生命才能扎根生命。三、申论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2年11月29日上午，习近平等来到国家博物馆，走进一个个展厅，仔细观看展览，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在参观过程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习近平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2．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任务，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时对此进行了重申。第一个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具体勾勒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历史表明，西方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为基本实现形式，战争通常是大国崛起的基本手段。中国梦的实现，不同于以往的大国崛起，而是基于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珍惜和平、维护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以和平发展、科学发展为基本路径和基本方式，中国的发展不是建立在掠夺和侵犯他国利益的基础上，而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德。这种传统基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和谐共生、相互包容、互为一体的整体性思维和世界观。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和世界观，中华民族从来不敢忘记对世界发展的责任，并时刻以这样的责任要求自己、鞭策自己。 3．两会期间，“7.5%”、“机遇”、“效仿范例”等成为世界热议中国的一连串关键词。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局部地区安全形势堪忧的大背景下，中国两会的一举一动——从领导层换届到大部制改革，从未来5年目标到两会代表委员提出的诸多议案提案，许世界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提振了世界的信心。 “中国梦”，被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理解为一种“集体承诺”，被法国参议院副主席拉法兰描述为“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之间的一种平衡”。日本《产经新闻》认为，这一“朴素的愿望”体现了“无法抗拒的民族感情”。关于“中国梦”，肯尼亚经济事务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奥维诺认为其具体内容以发展民生为主，是值得借鉴的新发展模式。 中国追求发展梦想的路径与方式，还深深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府决策，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多哥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克拉苏将中国比作“牵引许多国家的火车头”。墨西哥《至上报》国际新闻版主编卡雷尼奥十分看重中国“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中国梦”的内涵，决定了中国将继续推行负责任外交。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眼中，中国外交政策是世界的“稳定因素”。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认为，中国对外政策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4．近段时间，不仅中国人在热议“中国梦”，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讨论“中国梦”。比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谈“中国需要自己的梦想”，《福布斯》杂志网站登载海伦·王的文章说“每个中国人都有各自的中国梦”。美国媒体和人士在讨论“中国梦”时，会不时地与“美国梦”进行比较。 分析两国历史会发现，美国的发展道路，是在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确立起来的，是上千年西方文化滋养的产物。“美国梦”体现的是移民文化，是移民国家每个人都有的淘金梦想。而“中国梦”则是在中华文化滋润下萌生，推崇“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也使得中国人民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都能够始终以伟大的民族智慧为底蕴，张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性格。 1620年，当第一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时，“美国梦”就开始生根发芽，这个梦想简而言之就是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通过奋斗达到成功。后来，这批移民的后代就一直在实践着和他们的先辈同样的“美国梦”。“美国梦”后来由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扩大到所有肤色的美国人当中。民权运动后，美国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基本实现了平等地参与竞争和获得成功的机会。 奥巴马这样一位拥有肯尼亚血统、被单身母亲拉扯大、靠在社区服务起家的黑人，能够通过奋斗当选并连任美国总统，就是对“美国梦”的诠释。并且奥巴马不时地把“美国梦”传达给美国民众，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后的困难时刻。比如，奥巴马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重提“美国梦”来激励美国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我们都坚持一个共同的信念：在这个国家里，只要你努力尝试，你就有可能成功。” 相比于“美国梦”的个人奋斗，“中国梦”更像是一个国家的集体梦想。一百多年前的1911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的“中国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领导人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富国兴邦”的“国家梦”当然重要，因为只有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才能确保民众美好生活梦想的实现。同时，“美好生活”的“个人梦”也同样重要，因为13亿普通中国人对改变命运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实实在在的“梦想之源”。13亿普通中国人的“个人梦”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国家梦”。因此，个人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两部分。 当“美国梦”上升到国家目标层面时，这个梦想更多地意味着“强大”和“霸权”。世界的当然领导者和惟一主导国，这成为“美国梦”的国家目标。而“中国梦”植根于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中的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这一和谐思想在今天的中国表现为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表现为倡导和谐世界。正由于“中国梦”的和谐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会在未来演变成“霸权梦”。 5．“中国梦”，这个词汇聚起人们表达希望、凝聚共识、砥砺前行的正能量。民富，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公众能真切感受到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断层：光鲜与暗淡，发达与落后，发展与停滞，混搭出一幅斑驳的中国社会图景。 两会召开前，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就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调查。截至2013年2月21日8时，已有69万网民参与了调查，在2013年最受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收入分配”以83440票暂列第三，自2012年以来继续位列前三甲。 分项调查中，对收入差距现状，高达98%的网民选择了“收入差距大，贫富分化严重”，比例高过2012年的86.4%。而在判断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表现上，获得较多投票的分别是“工资增长和GDP增长不同步”、“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和“部分行业福利过高”，得票率分别为30%、25%、22%和18%；与之相比，仅有2%的网民将“个人所得税过高”视为问题。 关于如何缩小收入差距，58%的网民将希望寄托在由国家调控工资上，选择以“提高工资标准，并设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作为最有效的措施，其次则是反腐，有22%的投票者认为切实查处贪污腐败最有效。 与位列第一的“社会保障”调查中反映的民情相应，绝大多数人最期盼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看到退休养老金制度的改革，62%的人选择此项；其次则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和降低垄断企业工资，得票率分别为13%和10%。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切入点，41%的网民选择“规范公务员津贴，防止灰色收入过高”。 超过1500条留言中，网民积极地表达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切和自身诉求。一位网民说：“收入分配是我们工薪阶层所关心的头等大事，收入的不公平会导致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大，部分行业的垄断，东西部区域收入的巨大悬殊，城乡差别的进一步的扩大，都和收入分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期盼两会加大分配改革的实施力度，让我们真正享受改革的成果。”另一位网民总结得简明扼要：“社会财富终有限，不患寡而患不公。” 6．民生，是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不变的焦点。“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更是焦点中的焦点，是保障民生的“第一要务”，是民众“舌尖上的中国梦”。 两会前夕，香港一纸“奶粉限购令”震惊国人，庞大的境外抢购奶粉大军显示公众对国产奶粉的信心已经崩塌。又何止奶粉，“地沟油”之后不敢下馆子、瘦肉精之后不敢吃肉、塑化剂之后不敢喝饮料……一次次食品安全事件，挑战着国人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底线。 “我们都知道在食品中添加亚硝酸钠试剂是有毒的，但加一点颜色会好看……”被告人阿霞在法庭上供述。2012年2月至4月，阿霞伙同其丈夫阿银、妹夫老五在东莞市长安镇一出租屋经营地下食品加工作坊，生产、销售鸭头、鸭颈、鸭翅、鸭掌等。在加工肉食品时，阿霞等人将亚硝酸钠试剂添加在食品中，使肉食品看上去颜色鲜亮。 在东莞二区检办理的食品“黑作坊”案件中，涉案“黑作坊”的规模都不大，多为雇佣几名“农民工”负责日常加工。每个“黑作坊”只负责整个食品加工的一个环节。所聘员工文化程度低、专业技能低、法律意识低，缺乏必要的卫生意识、诚信意识和质量安全意识。 “加工厂共有员工4人，除了我和阿强外，还有两名男子……我们都没有什么文化，不知道这是犯法的。”负责制作“毒腊肉”的被告人阿夏在法庭上说。自2012年6月开始，被告人阿夏、阿强受聘于老叶、阿怀，在东莞市厚街镇新围村一出租屋加工生产食用腊肉。 记者注意到，这些隐藏于城市中的“黑作坊”，利用辖区内便捷的交通、低廉的采购成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旺盛的市场需求等多重优势长期生产，并通过低价吸引周边的菜市场、小食店、工厂食堂等结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一条固定的食品灰色产销链。而这些工厂食堂、小食店等购买者为了自身利益，往往和“黑作坊”形成攻守同盟，不愿举报。 东莞二区检检察长李勇告诉记者，由于“黑作坊”没有生产经营许可，常隐匿于一些偏远路段、城乡接合部、区域交界地的出租屋闭门作业，各自独立，分散度高，难以被发现。由于食品质量鉴定专业化程度高，普通民众只有在食品危害到身体健康时才会报案，难以提供线索。在上述14宗案件中，有13宗是相关部门在日常执法和专项检查中发现的案件线索。 “地下‘黑作坊’生产销售往往无单据、无记录、无大量存货，通常难以确定销售数额。同时，‘黑作坊’整个产销链涉及来料、加工、分销、运输、零售等多个环节，数量大，涉及地域广，取证难度大。特别是销售对象中的散户，人数众多，流动性较大，销售行为持续时间较长，准确查证犯罪数额具有较大难度。”李勇说。 7．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提中国梦，深刻阐释了中国梦的内涵、实现途径、依靠力量等，再掀中国梦的讨论高潮。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他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三、申论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l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对资源衰退和枯竭的困难地区经济转型实行扶持措施”；2007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各资源型城市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大力培育发展接替替代产业。2011年8月2日，国家发改委在“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2011年工作要点中”表示2011年要完成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成效评估，并开展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界定工作。2011年要继续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提高资源枯竭城市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组织实施好资源型城市吸纳就业、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专项。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开展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试点，研究制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例，推动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尽快出台。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大都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出现因资源衰竭而引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就横空出世。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又要应对资源枯竭引发的系列问题，难度可想而知。资料2湖北省一直高度关注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并把解决资源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促进资源城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予以推进。目前，湖北省大冶、黄石、潜江、钟祥四市先后入选国家资源枯竭城市。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主持召开省政府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指出，2012年前，湖北省资源枯竭城市基本完成传统支柱产业的延伸拓展和接续替代产业的合理布局，初步形成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基本解决资源枯竭带来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历史遗留的沦陷区和棚户区得到治理和基本控制。2015年前，传统支柱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接续替代产业形成规模，占GDP比重比2009年上升10个百分点，矿区和城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初步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经济社会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李鸿忠指出，促进资源枯竭城市可持续发展，要突出可持续发展这条主线。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源，所有资源都会面临枯竭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资源枯竭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大冶、黄石、潜江、钟祥四市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湖北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举措。他强调，促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要以民生为根本，把保障老百姓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改造棚户区等举措，切实解决就业、居住环境等民生问题。要大胆改革创新，从体制、机制创新中寻找解决办法。要分类指导，一市一策，特色推进，切忌千篇一律。要统筹决策，科学编制公共设施、生态环保规划，并从全省角度统筹产业布局。要举一反三，确保平稳转型，为全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借鉴。李鸿忠强调，淘汰落后产能，关键是执行力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执行力，按照“严格、严肃、严厉”的原则，强力推进落后产能的淘汰。要重点处理好职工安置问题，保证关停工作平稳进行。资料3辽源市西安区是辽源矿务局所在地，曾经是辽源最繁荣的区域，但如今是全市最残破的区域。在一段塌陷、地裂遍布的柏油路旁，这座城市曾经唯一的现代化澡堂，早已废弃，墙上布满裂痕，将倒而未倒地支撑着。周围有与它一样被废弃的房子，有大大小小因塌陷产生的“水泡子”，也有一片片已经成林的速生杨。当地人告诉记者，现在有树的地方从前都是民房，住户已经陆续被安置到别处。长期的粗放式开采，累积下厚厚一沓生态、社会历史欠账，这令资源枯竭型城市雪上加霜。据统计，辽源市煤矿地下采空区面积达14．58平方公里，地面塌陷面积18．95平方公里，塌陷面积已达到采空面积的1．3倍，且新的沉陷区还在不断增加!在地面塌陷幅度最大的三个区域，最深塌陷达15米，产生大小积水池沼14处。全市因煤炭采空区地面塌陷造成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破坏，直接经济损失已达13．8亿元。走进辽源市最大的煤矿棚户区改造回迁项目—“我的家园”小区，辽源市发改委副主任李东阳十分担忧地告诉记者，虽然小区居民最长已经入住两年，但这里却没有地下管网、没有集中供暖、没有污水处理设施，居民用水仍依赖于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矿区老水厂。“不仅居民们现在住的不方便，而且将来的改造成本会很高。”李东阳说。“基础设施不配套的原因，是资金筹措和规划都跟不上，可棚户区和沉陷区的房子太危险了，有的墙歪了就只靠一根木头柱子撑着，搬迁是救灾工程，必须让大伙赶紧搬出来。”李东阳说。4年来，辽源市累计开工建设回迁住宅338万平方米，安置回迁居民40189户，占已拆迁居民的82％。“在现有的条件下，采煤沉陷区居民回迁工程明年底才能全部完成，棚户区的老百姓都搬迁到新房，至少也得等到2013年，这还不包括以后回迁工程的基础设施改造。”和辽源一样，沉陷区和棚户区的创痛，严重制约着每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的步伐。由于沉陷区土地即便被改造后，仍不能承载三层以上的建筑，更不能住人。为此，焦作市选择在城市附近的部分沉陷区兴建厂房低矮的工业园。截至目前，当地政府已经投入20亿元，才使在沉陷区建设的工业园区初见规模，“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地质灾害评价、厂房安全保障上，而在其他地区建同等规模的工业园，最多只需10亿元。”焦作市副市长赵海燕说。焦作市市委书记路国贤说：“接续替代产业尚未形成内生动力，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等社会问题到了攻坚阶段，转型正处于‘爬坡’的关键阶段，不进则退，现在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最需要帮一把的时候。”据测算，焦作市转型资金缺口总计77．6亿元，仅焦作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就达15亿元以上。他建议国家继续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进行财力支持，帮助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轻装上阵”。资料4江西省景德镇的资源到底是制作瓷器的最主要原料高岭土和磁石，还是用这些原料加工成的瓷器，还是这两者之间的加工技艺?一位当地专家认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评选的题中之意，在于这座城市的发展对这种资源存在严重的依赖，以至于这一资源的枯竭足以导致一个城市的凋敝。从这一标准来判断，高岭土和磁石应不是景德镇的“资源”。因为即便高岭土和磁石在景德镇消失，也不足以导致该城市的凋敝。因为它可从周边购买这些原料，加工成瓷器后，再以高出原料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价格卖出，景德镇可以靠两者之间巨大的差价活着。景德镇陶瓷原料总厂厂长章猛进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一吨质量上乘的磁石，即便是从隔壁的弋阳采购，其价格也就是在200元上下。而记者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的仿古专卖区看到，一只用料不过几斤的粉彩镶器，价格竟然高达11800元。其中的巨额差价，让人很容易忽略原料的成本。高岭土和磁石对于景德镇瓷器的发展，虽然不能说是无足轻重，但也绝不是生死攸关。高岭土的故事似乎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旁证，这种几十年二直依赖从周边进口的原料，并没有影响景德镇瓷器的繁荣。有关资料显示，在景德镇的周边，不管是高岭土还是磁石，都还有非常丰富的存量。由于这一地区没有其他大型的陶瓷产地，这些原料几乎就是在众星捧月般地等着景德镇。多位业内人士的一个共识是：景德镇真正所依赖的资源，不是高岭土和磁石，而是附加在其上的制瓷技艺。“没有高岭土，没有瓷石，景德镇还是景德镇。但是没有了技艺，景德镇就啥也不是了。”但是，这种经过了千年传承的制瓷工艺，目前不仅没有任何枯竭的迹象，反而老而弥坚。一位当地的陶瓷供应商说，每年的10月18至22日，景德镇都会举办国际陶瓷博览会，当地陶瓷技艺的日新月异，全都一目了然。这种技艺千年不衰的个中奥秘，《瓷都晚报》执行总编黄茂军概括为：“人家把瓷器当成一个商品来做，景德镇人则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来做。”景德镇申请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开端，始于一次对省内“老”资源枯竭型城市萍乡的考察。景德镇市市长李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提到，考察萍乡给他们带来的收获是：他们发现，景德镇完全符合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条件。资料5“这几年，朔州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有了现代化城市的模样。我刚来朔州的时候，虽然叫的是市，感觉就像县级水平，基本上啥也没有。这两年建了学校、医院、公园、图书馆等一大批公共服务设施，这是市委、市政府在给这个资源型城市补课。”朔州市发展研究中心调研员王志慧说。1989年，为服务平朔煤矿的建设，朔州正式设市。4年之后，大学生王志慧调到了朔州，像万千建设者一样，为这座萌芽的城市挥洒着青春与汗水。但生活上的不便却让人十分苦恼。那个时期的朔州，就连医院、图书馆等基本生活设施都没有，这个新兴城市在社会功能上的缺失可见一斑。放眼中国，这种现象几乎是资源型城市的通病，它们缺少城市形成的基本要素与历史积淀，无法回避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问题。阜新是新中国的煤电之都，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开采之后，海一样的煤几乎枯竭了，整个城市的经济急剧滑坡，社会问题丛生。此时，阜新转型的呼喊才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但阜新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城市的转型发展。阜新当地的人们痛切地说：“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千万不能等到资源枯竭的那一天!”与开采了百年的阜新相比，朔州还是个年轻的资源型城市。因而对于朔州来说，现在还不是谈产业转移的时候。但是，在资源开发初期，就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做出前瞻性安排，无疑是战略之举。朔州的选择是通过资源整合，做大煤的文章，同时以煤为基础，多元发展，大搞循环经济，使得煤的价值在产业延长链上不断提升，推动地方可用财力的增长，再用由煤而来的财富，促进城市实现由矿到城的转变。此外，朔州提出了将中心城市人口膨胀到50万人的目标。为此，他们将原大运公路西移4公里，进一步拉开了城市框架，形成了158平方公里的规划控制面积。在建设宜居宜发展城市的追求中，他们大力完善城市功能，设立每年1亿元的服务业发展基金，推动服务业的发展。2006年以来，共投资50亿元，完成重点城建项目30多项，成为建市以来项目最多、建设规模最大、资金投入最高的时期。特别是从2007年以来，投资25亿元建设的20项重点工程，使朔州的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大大提高，城市品位不断提升。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艺术中心充满了朔州市民爽朗的笑声。城市社会服务设施不断丰富，必将增加城市对人口的吸附力。资料6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本身就是对城市功能的再次考虑和提升，这对于历经国际金融危机考验的上海来说，意义尤为明显。上海市明确表示，要充分利用举办世博会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下决心调整外贸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努力使世博会成为推进上海发展转型的契机。由此，上海主动对高耗能、高污染、高危险的产业进行调整。仅2009年，上海就主动完成结构调整项目近850项，主动淘汰落后产能产值296亿元，并向外转移不适合发展的工业产值300亿元。同时，在世博会筹办期间，上海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及环保方面的投入，包括地铁、轻轨、铁路等建设，显著改善了上海的交通、通讯、居住环境。以上海地铁建设为例，2010年4月，经4年建设的上海地铁10号线通车，上海地铁运营里程达420公里，形成拥有11条线路、282座车站、日客流近600万人次的强大网络，至此上海不仅是国内首个突破400公里地铁网络的城市，也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地铁第二大城市。这一系列硬件设施的完善为上海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资料7作为德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以及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在1860年之后的100多年里，鲁尔地区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采煤、钢铁、化学、机械制造基地，在20世纪50～60年代，鲁尔地区的煤炭钢铁工业迅速膨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被称为“欧洲工业的心脏”。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石油、天然气等新兴产业的崛起，对以煤炭钢铁传统产业为主的鲁尔地区形成严重冲击，加之不少城市资源濒临枯竭，造成了煤矿和钢铁企业的纷纷倒闭以及大批工人失业，迫使鲁尔地区在危机中走上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功能转型的道路。目前，鲁尔地区的产业转轨以及城市功能转型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昔日炯囱、井架和高炉林立以及浓烟蔽日、煤渣满地的老鲁尔地区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天空蔚蓝、绿荫环绕、充满生机活力的新鲁尔—“鲁尔大都会”。2006年9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以埃森市为首的“鲁尔大都会”当选为2010年“欧洲文化首都”，这是对鲁尔地区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功能转型所取得成效的充分肯定。德国在鲁尔工业区改造振兴中先后制定了相关法规。为了改变鲁尔工业区以煤炭、钢铁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减轻其对整个鲁尔工业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鲁尔开发协会对原有煤炭、钢铁产业实施调整、改善、提升，进行技术化改造，通过改建、合并、合约、转让等多种形式，整合煤炭、钢铁部门的厂矿企业。同时，鲁尔区十分重视技术的市场化建设，具备了从技术到市场应用转化的完善体系，所有大学和研究所都有技术转化中心，帮助企业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可以从这些转化中心获得技术。另外，德国政府先后专门就钢铁工业制定了相关措施和特殊资助政策，对煤炭工业也给予税收优惠和补贴，资助重点从煤炭开采转向煤炭的气化和液化。鲁尔地区作为一个重工业基地，原来集中了大量钢铁、煤矿、炼焦、发电厂，环境污染严重。为此，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消除污染措施，如在技术上采取严密措施，建立回收有害气体装置，在主要河流上建立完整的供水系统和污染净化系统等。资料8从玉门市财政局获得的经济数据显示，石油及炼化产业贡献了该市国民经济增长的70％以上，而财政收入中也有60％以上来自石油及相关产业，第三产业仅占10％左右。对此，长期跟踪研究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东北财经大学于立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几乎所有的资源性城市都有的一个共同特征，资源产业是城市中唯一有竞争力的基本经济部门，其他产业几乎都是为该产业及其从业人员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非基本经济职能。“资源型产业在城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仅非常高，而且是城市经济的核心和命脉。”他说，“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型企业存在着一种特殊依附关系。资源产业是资源性城市的支柱产业，如果城市的支柱产业由一家企业主导甚至独占，会形成城市对该企业的依附性。风险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开采了70多年的玉门油田，随着其资源日趋枯竭，风险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显现出来。1995年以后，由于石油采掘成本上升，利润减少，玉门石油管理局多次调整经营结构，改制重组，并大办“三产”服务业，造成了地方为服务油田兴办的化工、商贸、饮服、轻工机械等企业纷纷破产倒闭。20世纪末老市区个体工商户达到5122户，占全市总数的85％，曾是酒泉地区商贾云集、商贸流通业最繁荣的区域。随着石油资源枯竭，人口开始外流、城市人口锐减，市场萧条、消费萎缩。老市区个体工商户锐减至2007年的1350户，减少近70％。随着企业的接连破产与个体户的锐减，产业经济的萧条最终影响到了地方税源的缩水。据测算，1998年至2007年的十年间，玉门市平均每年减少地方税源1200万元，累计减少1．2亿元。地方财政随着原油产量增长缓慢，油田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年均下降7．1％，与油田相关的地方税收平均每年减少3500万元。而在玉门油田兴盛时期的1950年至1980年，财政收入以年均32％的速度增长。风险并不止于此。由于市政府搬迁新址和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导致新市区城市建设、老市区基础设施改造和下岗失业人员安置方面的资金需求急剧增加。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很重，城市转型资金缺口较大。2008年，全市财政自给率55．6％，人均财力1337元，政府性债务余额5．2元，是地方财政收入的2．08倍，财政赤字达2400万元，且每年财政支出缺口都在3000万元以上。经济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动力削弱。一方面，由于油田企业部分搬迁和生活基地的搬迁，造成了大量人口迁徙。尽管有3．72万人的移民迁入补充，但是流出的主要是收入比较高、消费能力比较强的群体，而迁入的却主要是贫困群体，消费能力弱，从而导致消费大幅萎缩，对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减弱。另一方面，流出的主要是具有较高劳动力素质的产业工人和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迁入的却是较低素质的农业人口，导致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和智力支撑减弱。同时，油田企业和生活基地的搬迁以及大量地方企业的破产倒闭，导致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大量外流，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供给持续减少。资料9“您好，这里是中波1431千赫、调频94．9兆赫一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晨7：15至7：45，由淮北市政府纠风办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热线节目都会准时直播。这个安徽第一家首个开办的咨询投诉节目，“上线”的每一期嘉宾，不是职能部门负责人，就是分管市长。长期由国家“统配”的产销格局，使传统煤城成为计划经济烙印最深的地方。在转型进程中，市委市政府认为不转变观念、改善效能，就无法保障转型顺利推进。淮北着力推进传统管理型政府向管理服务型政府转型，坚决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推动政府职能逐步由侧重经济建设向更加关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转变。同时，强化行政绩效管理，，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优化政务“生态”。“没想到审批得这样快!”走出行政服务大厅，发出由衷感慨的有外来投资者，也有前来办事的淮北市民一为提速增效，淮北通过实行首问负责、一次性书面告知、5口办结、超时默认和首席代表、并联审批等制度，效能得到全面提升。行政机关办件平均时限从原承诺的5个工作日缩短为1．1个工作日，平均日办件1100件，办结率达99．8％。“我们不仅要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好环境，而且还应该直接服务经济转型。”李磊，淮北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为适应服务转型，刚上任不久就带队去长三角学习取经，并把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汇编成册。为优化政务“生态”，淮北市四大班子领导、市直部门工作人员，走出机关大院，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办公解决难题。全市实施的“企业生产宁静日”制度规定，除涉及公共安全、重大突发事件外，每个月的1日至25日，任何单位不得组织和企业有关的检查验收、行政处罚、参观考察，营造了“零干扰”生产经营氛围。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简政放权”正在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执政亮点。中国国务院接连召开会议大范围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的审批以提振经济增长。2013年5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政府在第一批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基础上，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主要侧重于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领域，目的是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 2．近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83.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在户籍、教育、住房、社保、生育等民生领域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在这些领域中，政府的行政审批程序依然繁琐。 “两个多月没法好好工作，随时都要请假外出办手续。”谈起最近买二手房过户时繁琐的手续，江西南昌市民刘莉莉深感无奈。她需要一次次跟单位请假，跟原户主到行政审批中心办理。除了与房屋有关的手续，还需要提供未婚证明，而仅这一项，她就在民政局和审批部门奔波了数次。据南昌市公安局负责户籍办理的工作人员介绍，南昌市外人员若要办理户口迁移，“户口本、身份证、入户申请书、准迁证、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证明，一样都不能少”。在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定。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未来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需要更多的向民生领域倾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说。受访民众纷纷反映，在基层办理行政审批手续时托关系、送礼已经成为“潜规则”，某些审批项目也成为审批部门权力寻租的“温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认为，户籍、住房等行政审批项目其实是许多问题的末端，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首先需要制定完善的行政审批制度。 上述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应该加大放权力度，对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范围内事项不设审批项目。沈荣华说，一些政府行政审批项目的缩减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公开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如此才能真正减轻企业和百姓的负担，使改革更加有的放矢。 “目前民意反映比较强烈的这些领域，政府应该予以重视，在无法取消的情况下，力求通过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态度上满足老百姓的诉求。”王伟说。他同时提醒，行政审批手续并不是越快越好。譬如户口一项，由于涉及面广，需要相关部门按程序严格审批，防止假户口等违法行为出现，侵犯更多公民的权益。 3．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已先后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落在简政放权上，凸显了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魄力。这种魄力根植于对国情的清晰认识上，对人民和市场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简政放权，就是腾出手来抓大事。当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头等大事。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出口导向到内需拉动，事关民生利益。形势倒逼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着手，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就是要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让改革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活力，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这是拉动内需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4．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职能转变的第一项就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可见放权在此轮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利用审批牟取私利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大力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任务。”迟福林说。此次机构改革前，国务院进行过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第一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重点是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项目，这也极为契合社会的广泛期待。目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国务院部门对于投资项目管理，按照投资主体、投资范围、限额不同等情况，实施审批、核准和备案。改革后，一些投资项月将取消审批，一些审批将下放地方，即使对于仍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审批的项目，也将简化程序、限时办结。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一批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后，“跑部前进”现象将有望消失，国务院各部门将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减少微观事务管理，重心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也存在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从而阻碍地方主动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这次改革提出推进向地方放权，既要下放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也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在此之前，行政审批权下放已进行过成功实践。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当年年底，广东省取消约170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审批事项，有效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创业门槛，充分释放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放权让地方受益的同时，中央部门可以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上，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说，放权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加大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估量分析及科学预测，制定相应的方针、目标、政策和制度，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我做食品行业近30年，碰到的审批麻烦太多了。”2013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一个食品企业，至少要花三四个月去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有些小企业审批时间更长”。这次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正是对企业现实呼声的有效回应，也是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有效举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政府强化行政审批本身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放权正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突破口。高小平则指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将激发起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中央编办负责人表示，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将有利于改变政府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现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当然，这还只是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提出，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5．美国对经济的管制大约自19世纪末开始，先是在铁路领域，后来还逐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州的经济事务和国际贸易进行各种各样的审批和监督。但是过多的管制和审批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要求国内取消管制和审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福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赢得国民对政府的信赖，开始采用行政手段对管制和审批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取消对经济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比如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的管制，加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果。 美国的经验表明，过多的政府管制，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不利于经济发展。适当的政府管制，简单有效的行政审批手续，可以解放生产力，同时也可以约束经济领域的许多不法行为，比如攫取垄断收益、不正当竞争、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是公共利益来牟取私利等行为。美国政府行政改革主要围绕着放松管制展开的，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90年为止美国因此而获得了400亿美元的收益。放松管制取得成就的原因是由此而引入竞争，减少了政府干预的成本。 6．日本对经济的管制大约是20世纪初开始的，先是在海运领域，后来也是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天皇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依照国家法律建立，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外海运和捕捞事务进行审批和监控。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更是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这样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机构就越来越多，行政审批权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曾先后进行过七次，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度减少，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在许多管制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这一系列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日本经验表明，过多的经济管制，复杂的审批手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在发展道路上得不到优良的政府服务。根据周志忍教授的《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一书中关于日本行政改革的论述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改革方向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市场化倾向，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的作用，限制对民间部门的干预；二是民营化倾向，减少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职能分工，当公用事业、公共物品和服务由民间机构提供更有效时，就应该转移到民间机构去；三是自由化的倾向，政府放权于社会，政府的管制活动尽量减少，以使市场和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其功效。在这种行政改革思想指导下，日本进行了管制缓和改革，在细川内阁时期，日本推行了管制改革。对经济性管制按照“原则自由，例外管制”的原则实行大幅度缓和改草，就社会性管制，最小限度地保留，并进行了彻底调整。对需要新增加的管制和审批，要严格审定将其控制在最小限度。因而日本在管制和审批中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通过中央政府作用来建立自立、自主、以民为主的社会经济体系，试图依托并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自由主义方式的改革。从日本管制和审批设置的过程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审批权几乎完全让给了市场和社会，政府留下的审批权是微不足道的。 7．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从制度上减少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如政府在工程管理方面，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和提高经营效益，普遍实行业主责任制。一般不直接参与融资与管理。 8．广东被确定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省。在此次改革试点中，广东要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使命，破除束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累经验?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党的十八大代表、省长朱小丹。 南方日报：朱省长，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请您亲自给我们解读最近几年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在今年的省人代会上，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目前，这项改革在全省的推进情况如何? 朱小丹：一直以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广东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着力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果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审批上，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必然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同时，权力越是过分集中，留给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大。所以，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012年以来，广东省扎实部署开展了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以往保留、近年新增的审批事项和日常管理中具有审批性质的事项共1120项进行全面清理，目前已经公布了两批改革事项目录共383项，其中取消197项，下放和委托130项，向社会组织转移56项，国务院批准我省先行先试调整100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停止实施66项，下放34项。虽然这次调整的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近一半，但并不表明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对那些尚不具备调整条件的审批事项，我们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调整。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从实际出发，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南方日报：此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哪些重点领域? 朱小丹：根据中央的部署，结合我省实际，这次我们着力在三大领域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投资领域。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多次强调，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攻坚性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与投资审批相关的企业登记注册，目前前置审批项目多、环节多，容易压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因此，这次改革在取消、下放相当一部分投资审批权限的基础上，我们还率先在深圳、珠海、东莞、顺德等地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佛山、惠州、肇庆、揭阳、清远等地进行企业登记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二是社会管理领域。政府同时承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应当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但现在以审批代替服务的现象、政府大包大揽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社会管理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在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下决心减少或下放审批权限；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逐步把部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给成熟的社会组织。三是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临时性行政许可有效期只有1年，超过1年仍需实施的，必须上升到法规，如果1年之内没有上升到法规，就自动取消。《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还保留了一些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这次改革，要大幅减少这类审批事项，同时明确，在国务院规定的范围之外，不再增加新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南方日报：中央政府主动“削权”，发布了第六批行政审批改革项目，而且还批准广东先行先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深意耐人寻味。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已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释放市场主体包括民间活力、推动科学发展的持久动力。您对此怎么看? 朱小丹：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两者必须协调配合、互促共进。汪洋副总理多次指出，改革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广东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于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在全国形成领先的制度优势。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广东依然存在。由于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而既得利益格局又制约着改革的深化。这样，广东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我们之所以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是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与科学发展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权力配置格局和政府部门利益格局。政府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以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引领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行政权力科学化、公开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加快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据我了解，佛山市顺德区商事登记改革走在全省前列。2012年5月实施以来到10月底新登记注册企业比2011年同期增加24.8%，这说明，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就是给全社会创造活力松绑。 南方日报：当前一些政府部门重审批，轻监管，往往把审批作为监管的唯一方式，认为取消审批就无法监管了。也有人担心，取消审批或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会出现管理“真空”，会扰乱市场和社会秩序。 朱小丹：事实上，“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在政府部门仍然比较常见，以批代管在一些部门甚至有固化的倾向。这是政府职能错位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表现。这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或者说，政府管理方式要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 取消、下放或转移行政审批事项，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但不等于可以削弱政府监管，相反要更加重视监管，加快创新和强化政府监管机制。省政府已经出台了审批事项调整后加强监管的意见，要求各部门针对每一项取消、下放、转移的事项，紧密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逐一制定相应的具体监管办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着力构建行政管理、社会自治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过程中，我们突出强调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分类分步实施，确保相关事项“转得出、接得稳”。我们要更加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能力评估办法，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规范运作、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平竞争、奖励惩戒、自律保障机制。 9．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且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政府之手”不可或缺，但“政府之手”又不可太长，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成为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要务。 的确，这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如果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难以理顺，市场的动力就难以有效释放。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各种政府管制、审批等限制性政策措施让企业难以自由、自主地从事经营和投资活动。这是本届政府加快改革决心的体现。“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这对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等都是一剂良药”，李克强总理清晰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市场期待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顺各级政府间的关系”实现政府角色的回归。 当然，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需要避免出现三种倾向，一是需要警惕“权力的变相收回”，二是需要防止将政府的部分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承接，三是需要防止“二政府”的出现。政府要“放得开、管得住”——放得开，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市场能管的政府不要管；管得住，就是要管住那应该管的，必须管的，还要依法管。事实上，只有把该放的放了，才能腾出手，把该管的管好。 当政府部门在下放审批权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放掉该放的权，另一方面又认真负责地管好该管的事，就能够切实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做到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齐推进、相协调，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 10．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我们相信，随着政府转变职能的成效不断显现，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使改革红利惠及最广大的百姓。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明确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三、申论要求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申论申论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材料与问题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4月初，37岁的H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老师开始了三年一次的述职工作。答 辩结束后，系内决定继续聘任。但外文系将材料上报至校人事处进行最终核定后， 方老师因学校“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的规定，面临“非升即走”。 H大学决定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方老师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50多封4 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 在教学岗位。当前，方老师已与校方达成一致，转岗为职员。面对方老师的遭遇， 有网友这样评论道：“不重教学只重科研，让大学不再是大学而是研究所，干脆中 间都加个科研吧!H大学，为什么不改成H科研大学，或者直接改名为H研究所?”方老 师被迫转岗一事，在学界也引发巨大争议。 事实上，自2007年接手本科一年级专业写作课以来，方老师一直保持平均每份作业 30分钟、每周25小时的批改量。2011年至2013年，她有三个学期入围期末教师评价 前5%。曾获得“H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H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等教学荣 誉。但是，这些教学上的成果并未助力方老师的职称评选。近5年来，她没有发表 过一篇学术论文——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这是致命伤。 有不少高校人士认为，“非升即走”制度真正运作起来之后，评价体系中的教、研如 何平衡，具体的标准如何核定，都需要更个体化的考量。 “大学难道不该以培养出了什么样的学生为最终标准吗?”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教授认 为，对教师的考评不应仅看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作为大学教师，教学肯定要达到一 定质量，并且最好是首要的衡量标准，否则教师和研究员有什么区别?但平心而 论，相较于发表文章数、申请项目数等科研“硬”指标，教学指标弹性较大，质量也 是隐性的。尤其对那些长时间教授一门课的老师而言，花三小时和两小时备课，其 中差别或许只有自己知道。 “科研和教学本来就不能截然划界。相反，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密切相关。”张教授 认为，如果老师局限于教学，不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准，那也很难成为优秀的高校教 师。只是，在“非升即走”的人事管理制度下，教师的学术水平是否一定要通过论文 数量来体现，则值得商榷。 2．1994年，H大学出台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 应自行走人，即“非升即走”，后来调整为“非升即转”，对那些走不了的人进行分 流。这一制度本身具有合理性，能够有效激发教师的科研热情，形成“优胜劣汰”机 制，促进教师队伍合理流动。大学是生产知识的地方，大学教师置身知识和学术的 最前沿，贡献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是其基本的职责要求。 据了解，浙江大学已经在2010年前后开始探索，将现有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并重 岗、教学为主岗、研究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以及团队科研/教学岗等不 同类型的岗位，为教师提供不同的职业发展平台与通道，实行不同的考核评价方式。 根据浙江大学规划，将有约2/3的教师进入教学科研并重岗，这些教师在完成规定 数量课程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开展高水平科研工作，设置了约为教师总数5%左右的教 学为主岗。只针对基础课、大类课程等，要求年教学时数达到280以上。同时，还 将安排现有师资力量的20%～30%从事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或进入各类创新团队， 成为团队教学或科研岗成员。 3．2011年9月14日，方舟子爆料称包括四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内的六人实名举报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三院院士”D学术腐败，举报信长达九千余字。全文以论文 的形式，逐一摆出D学术腐败的论点和论据，附录中还列出了25篇可供参考的材料 及具体时间。D就此表示，举报信内容是恶意诽谤、捏造事实。 这是又一起因内部造反而引发的涉嫌学术腐败丑闻。内部人举报，仿佛成了揭露学 术丑闻的路径依赖，也仿佛成了最便捷的途径。举凡学术上的实名举报，既可以看 作是一种公开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质疑，也可以看作是一次袒露在公共平台之上的驳 难和答疑。如果双方都能够本着公心和为学术负责任的态度，平等地、认真地问 答，其实完全可以将一次举报变成一次学术的再度传播。 4．2013年11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医师A举报其导师、中科院院士、复旦 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B涉嫌学历造假、学术抄袭、院士申报材料造假等问 题。复旦大学回应称，经查未发现B存在学术不端，但确有学术不规范之处，校方 还将继续关注并作出及时回应。 据了解，举报者医师A是B的学生兼前任助手。早在2012年初，A就向校方提交过举 报材料，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随即启动调查工作，并于2013年8月形成调查报 告，同时上报中科院。这份对外公开的调查报告涉及三方面问题：其一，认定B提 供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已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定，学历造假问题不存在；其 二，B作为合作者之一发表的几篇中文论文中，有些论文内容高度重复，属重复发 表，尽管B均称其“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为论文的合作者”，但此做法在学术 态度上是不实事求是的；其三，在B编著或主编的《耳显微外科》等三本书中，在未 取得国外著作版权的同意下，对原著图片重新描画，使用大量插图且未注明出处， “此做法不符合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在处理意见中认为，B必须就编写专著中存在的学术不规 范行为向原作者作出书面道歉，以及就院士申报论文材料中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向中 国科学院作出说明。 对这一结果，A表示将继续收集B在临床实验数据、论文数目、著作抄袭等方面的问 题，进一步“反击”。B对此则不愿多谈。 此事因涉及院士评选、学术造假、师生矛盾等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有网民表示： “院士评选容不得半点瑕疵，每位院士申请人都必须对自己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C坦言，当前学术界的很多问题确实是“历史遗留”问 题，如何面对和处理，需要学术界充分重视、认真探讨并形成广泛共识，才能正本 清源、行之有度。 C表示，无论事情发生距今多久，只要举报者拿出确凿的证据，学校方面就一定会 追查到底。“院士评选中的个别不规范行为确实有当时社会风气和法制建设等因素 影响，拿今天的规则审视过去的行为，稍显苛刻。但每个年代都不缺非常严谨的学 者，对待学术必须始终坚持最高标准。” 5．有关学术剽窃的新闻一直备受关注。多年以来，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一直到资深教授，学术剽窃丑闻在其他国家也层出不穷，其他国家也在积极应对学 术造假问题。 在韩国，社会被学术流弊、论文造假、论文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困扰。自2005年黄 禹锡论文造假案以来，韩国社会对此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日渐增加。随着社会关 注度的提高以及各种反抄袭系统的使用，抄袭、代写论文的风险正在急剧增加。韩 国首尔大学于2013年7月14日就宣布引进论文抄袭检测系统，将对比系统已收录的 相关数据，检查学生的硕士、博士论文，以判断是否存在抄袭行为，对存在学术造 假的学者，将撤销其学者职务，同时给予法律起诉。 在面对学术界“强劲”的不正之风难除问题上，日本上至管教育的文部科学省，下到 各所大学，都建立了一套防范机制。文科省主要从论文抄袭、篡改、盗用和研究经 费不当使用两方面抓起，同时公布了《学术不正行为对策》，明确要求，各大学、研 究机构和学术协会应制定实验观察数据、试剂的保存制度；还应设立接受学术腐败 内部告发的窗口，公开窗口的联系方式；被告发的研究人员有义务自行证明数据的 真实性。 美国处置学术不端行为绝不手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 2013年春季招生项目中给63名申请人发了拒绝信，原因是发现其在申请MBA专业的 录取论文中存在抄袭行为。2013年2月，美国哈佛大学勒令60名参与考试作弊的学 生休学，参与6个月全职带薪的非学术类工作。为避免学术造假，美国许多学院都 在使用一系列的经过认证的软件包来检查学生论文是否造假，这些软件十分有效。 新的反剽窃软件不仅将专业论文放到数据库中。而且会将所有的学生论文也放入， 哪怕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也会被检测到重复的片段。在美国专业期刊发表的文章 一般都要经过几道“关卡”才能与公众见面。 由于各国媒体时常披露学术造假事件，法国政府、民众和科学界开始越来越重视这 一问题。虽然法国政府尚未出台任何针对学术腐败的法律法规，但已经有一部分科 研机构正通过制定科研人员行为准则和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等方法，规范科研活动。 法国各研究单位除提倡加强行业道德教育以外，主要通过制定行为准则和科研成果 评价机制等措施，来创造一种严谨的学术氛围和相对宽松的整体评价体制，防范学 术腐败。比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就成立了科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 科研道德准则和条例，内容涉及防范科研舞弊和非法占有科研成果等，并且规定了 研究人员在科研评估等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研究 人员尊重科学伦理，正确处理个人研究自由与社会义务的关系，委员会尤其重视对 科研人员的整体评价，避免研究人员因过度追求眼前利益铤而走险。法国另一个重 要科学研究机构——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所也在1999年成立了科学廉洁委员会，该委 员会接受书面申诉，在保密的前提下备案并开展相关调查。一旦确认属于可受理案 件，委员会就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展开深入调查。此外，这个委员会还制定了科研 工作守则，并对其所有科研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以防范学术腐败等不良行为。 6．2014年1月7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浙江大学教授陈某进行宣判，认 定其贪污945万余元，以犯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 陈某，浙江大学环境与材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2008年，其接手“太湖流域苕溪面 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课题，获科研经费3.135亿元。2008年8 月至2011年12月期间，陈某用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 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 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某用科研经费包养情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学院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孟某贪污科研经费炒黄金买期货；江苏省农科院高级工 程师杜某与妻合谋私用科研经费；山东两个课题组用将近一半经费报销1505张火车票…… 近年来因挪用、贪污科研经费而落马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中纪委网站显示，2012 年以来，教育部查处了14起国家审计署移送的高校教师挪用、贪污科研经费案 件，7人移送司法机关，3人受到党政纪处分。 7．《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 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国家向科研领域投入的经费逐年增加。“经费跟着项目走” 是圈内公开已久的“秘密”。以由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根 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规定，“基金管理机构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和专家提出 的评审意见，决定予以资助的研究项目”。换句话说，申请人科研经费的取得是建 立在科研项目通过审批的基础上的。 据了解，纵向科研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是从政府部门(包括政府背景的基金)获得 的课题经费；横向科研经费则是指从企业、社会机构处获得的课题经费，主要是通 过承接企业、社会科技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让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咨询所取得 的收入和其他科研收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纵向课题、经费 往往具有更大的含金量，比如，有的高校、科研机构评职称，明确要求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此外，这种经费来自政府，代表政府 对研究人员的某种“肯定”，学者获得课题，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办学 业绩。 选哪种项目申报也是有学问的。北京某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J教授透露，高校教师 申请经费的指向性比较明确，都比较偏爱于优先申请纵向经费。但纵向经费因有成 熟的预算管理，将劳务开支压得比较低，横向经费因此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价值往 往在于“能搞到一笔钱”。 “项目能不能通过，其实在申请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差不多有数。经费批下来以后， 怎么花也是个问题。通常批到的经费在项目结题时都有结余，很少有人会把剩余经 费交回，因为如果剩余经费超过一定比例，会影响以后的资助额度。”J教授如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教授曾谈道：“现行科研经费管理，在项 目立项时，一些环节设置过于死板，太过强调预算执行力，也使科研人员在每年特 定的时间中突击花钱，用虚假发票或虚构科研活动来报销未实际产生的科研经费， 套取国家和集体财产。” 俞教授认为，目前课题经费可以支出的项目不够开放，出国学术访问或参加国外学 术会议的费用、从国外购买图书材料的费用等不能从课题费中支出，促使一些科研 人员违规虚假报销课题费。同时，他认为，科研人员在工作中的智力和体力付出还 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在项目经费中还不能提取相应的酬劳，让一些人打上了科 研经费的主意。 中科院化学所博士张某说：“每个人每月发的劳务费是有上限规定的，实际帮老师 做课题的同学一般是三四个人，为了拿到更多的劳务费，我们会要来师弟师妹的银 行卡号报给学校，把劳务费打到他们的卡里，然后取出来再交给老师。” 虚假报销课题费的关键是发票，发票从何而来?张某说：“有时候在买实验器材、复 印材料的时候，开面额高于实际金额的发票，只要给卖家把税点的钱出了就行，他 们也愿意。对于实在开不了发票的事项，就只能买发票了。”实践中，“找发票报销 套经费”是通常路径，也有一些项目负责人“偷梁换柱搞经费”。 J教授透露：“一些既有横向课题又有纵向课题的老师，他们会利用这种优势‘偷梁 换柱’，比如在纵向课题中编制虚假合同报销横向课题的设备购买费用，在横向课 题中列支纵向课题的劳务费。” 8．近年来，我国高校科研活动规模不断扩大，科研成果产出量及占全国科研产出 的比重显著上升。然而，不同类型高校科研活动中的同质化问题开始逐步显现。由 于不同类型高校在学生资源、研究积累、科研资源优势等方面各有特色，在开展科 研活动时应当准确定位，有所侧重，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然而，目前我国不同类 型、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高校在科研模式上表现出明显的趋同化、一致化的发展 趋势，导致高校失去自己的特色，难以发挥自身优势。 自1999年以来的全国高校大扩招带动了大批高校升格。学校升格可以获得更好的学 生材源、更多的财政拨款，对各高校都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很多高校都将自己 的发展定位为向高一层次攀升。同时，我国现有高校发展模式是逐级升格：从高职 到专科再到本科，从申请硕士点到申请博士点，最终目标都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社会和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早已不是停留于掌握 某一专业领域知识，而是转向要求他们具有基于创新力的知识应用能力。与普通大 学相比，应用技术大学更重视专业实践导向的知识和技能，科研活动更加注重将专 业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具有单独的体系和发展路径。 在目前单一路径的高校升格模式下，向研究型大学升格成了各院校共同的追求，往 往导致高校放弃自身特点，在办学模式、科研模式上盲目攀比。这种逐级升格思维 主导下的办学理念必然导致办学模式逐级传导，从而造成不同学校间的同质化发展。 目前，我国高校科研经费除部分以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基金等形式定向划拨外。 绝大部分是通过竞争性项目申报方式获得。这些短则一年、长至三五年的科研项 目。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而项目结题通常有明确的论文、专利考核指标要求，并 不适于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形成重大成果的基础性研究活动的持续性开展。 同时，这种竞争性研发经费获取方式对于资历尚浅的年轻教师非常不利，年轻教师 很难得到基础性研究经费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大学中的年轻教师为了寻求 科研经费，只能拓展不同渠道，更多地接受企业研发委托。由于高水平大学的品牌 效应和优质学生资源优势，企业委托资金也愿意投向高规格大学，从而导致高水平 大学接受企业研发委托的比例居高不下，基础研究比例并不比普通院校高。相反， 部分高水平大学的企业资金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例甚至已经超过60%，远高于大多 数普通院校。 在现行高校考评标准中，学术化量化倾向明显。考评指标体系基本上是参考研究型 大学的标准制定的，过分依赖论文、专利、项目和经费数量等定量指标，较少针对 不同特点的高校设置多样化的考评方式。学校申请了多少项课题、是否有国家基础 性研究项目等成了重要的衡量参数，甚至成为某些考评的“硬指标”。 过于学术倾向和定量倾向的考评模式，导致高校特色和差异性被抹煞，科研项目尤 其是基础类研究项目成为各类型高等院校共同追求的必选项。调研中发现，在很多 地方高校教师招聘中，能否为学校带来一项基础研究基金可能会成为应聘是否成功 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大学与地方院校更多的是一种高层次与低层 次的同质化竞争关系，而非研究型与应用技术型的类型之分，各类型高校科研活动 不可避免地走向同质化发展。 9．2014年8月，北京大学就《北京大学章程》的修订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章程中提 到，北大学生不仅有权利进入北大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还能够进入学术委 员会，参与行使包括讨论决定学位授予标准、审查评定教师职务拟聘人选、受理审 查学术不端行为、裁决学术纠纷等职权。 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学生进入校级委员会裁决学校大事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 作为国内顶尖高校，首次在校学术委员会中设置学生委员，将学生纳入学校治理者 的队伍中，其意义仍不可小觑。当人们高呼政策的开明、开放和先进的时候，需要 清楚地认识到，这其实是科学治校的理性回归。 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单位，承担着培养人才和进行学术研究的职 责，区别于一般行政机构的工作目标，不论是教书育人，还是学术探讨，都离不开 一个自由、公正的学术管理环境。早在改革开放后，国家就一直在探索高等教育体 制改革之路，作为对国内高校行政化色彩浓厚所导致的效率低下的改进，之后又接 连发文件，逐渐落实了高校党政分开、校长负责制等政策措施，其目的就是逐渐将 学术与行政进行剥离，逐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而此次北京大学在章程中拟规定由学生参与学术委员会等机构，正是国内高校对教 育体制改革的新的探索，它赋予学生参与学校级别的管理层，并裁决学校层面的事 务的权利，无疑有助于实现科学治校，能进一步接近大学办学的内涵。 *三、问题*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产业结构，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社会生产的产业结构或部门结构是在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今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课题，调整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为了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产业结构合理性的主要标志是：能合理利用资源；各产业部门协调；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能提供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机会；能推广应用先进的产业技术；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等。 2．对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反倾销一直伴随其左右，2011年，我国的陶瓷企业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真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部分依靠出口的企业因承受更多的关税“被迫”退出国际市场。 近期，我国的陶瓷企业正处于四面楚歌的窘境。一方面，印尼等国对我国陶瓷企业实行反倾销。另一方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受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陶企在这次“内忧外患”中也浮现出许多问题。这仿佛是昨日情景再现，陶瓷业在“旧伤未好”，“又添新伤”的情况下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我国陶瓷产业的产量从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处于世界第一，产量约占世界70%，建筑陶企目前主要集中在广东、四川、福建等地区。2010年佛山陶瓷等产品出口22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业内人士透露，此次反倾销，有2000多家陶企受到波及，金额达7亿美元。 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欧盟对我国陶瓷厨餐具开始反倾销调查的通知》，该通知的发布，表示欧盟对我国陶瓷产品发起了全面的反倾销。在此通知发布前，欧盟对我国出口企业征收69.7%的反倾销税，执行期截止到2016年。国家商务部透露，印尼反倾销委员会发布对我国陶瓷餐具产品反倾销调查仲裁前披露，并拟对上述产品征收87%的反倾销税。 中商情报网行业分析师甘碧表示，此前反倾销主要集中在陶瓷瓷砖领域，此次印尼反倾销已经进入到应用领域，这种反倾销措施虽然还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但是可能引起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陶瓷餐具的反倾销，长期来看，仍然会使我国陶瓷业出口形势恶化。 数据统计，2011年欧盟反倾销，佛山陶瓷出口下降了30%左右，其中，意大利和英国下降明显。海关数据统计，2012年1～2月广东省出口陶瓷产品价值7.7亿美元，与2011年同期相比下降2.1%。 3．中投顾问建材行业研究员陈章立在采访时表示，“反倾销对于我国‘陶瓷之都’广东佛山的陶瓷出口企业造成较大的影响，一直以来，我国佛山陶瓷处理量都比较大，占据我国陶瓷出口量的80%左右。以过去几年为例，从2006年出口仅为2191万美元，上涨到2010年2.8亿美元，以每年67.1%的增长速度增长了将近13倍。” 据《全国陶瓷砖产能报告》显示，全国共有各种陶瓷砖生产线3273条，日产3482.8万平方米。目前，陶瓷砖产销评价单线单日产量已经超过1万平方米。如果年工作日300天，那么全国的陶瓷砖2011年的产能超过100亿平方米，如果年工作日达到330天，则产能达115亿平方米。实际上，2011年我国陶瓷砖行业拥有100亿平方米以上的产能，90亿平方米的产量，也就是说，我国目前陶瓷砖产业的产能还是有“储备”的。 据亚洲陶瓷CEO蒲鼎新介绍，由于欧盟的反倾销，仅在2011年下半年的广交会上，来自欧洲的客商就下降超过50%，订单成交量也下降了30%左右。 陈章立认为，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宏观环境、原料人工成本上涨以及反倾销的影响，我国陶瓷产业持续保持疲软态势，陶瓷价格水平逐渐下移，陶瓷企业生存压力逐渐加大，我国陶瓷市场将面临产业的严冬。 据行业专家分析，“陶瓷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低，容易形成低价竞销。除少数大型企业外，广东许多出口陶瓷生产企业研发中心规模较小、研发能力较弱，与发达国家的陶瓷产品相比科技含量较低，无法进入中高端市场。许多企业品牌意识薄弱，没有自主品牌，贴牌生产的现象众多。在国外市场，常以低价抢占市场，导致反倾销接踵而至。因此，国内陶瓷行业亟须转型升级，必须尊崇游戏规则，走自由、公正、良性、有序、诚信的竞争轨道；必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树立自主品牌，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必要开发新兴市场，向反倾销势头弱的国家和地区挺进。” 佛山陶瓷工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吴焕亮曾表示，尽管中国是陶瓷的发源地，有些产品还拿得“出手”，但在陶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品牌推广，特别是日用陶瓷如陶瓷厨房餐具等方面却落后于欧洲。而且相互之间无序竞争激烈，低水平重复建设较为严重，品牌意识不强，陶瓷内涵单薄，缺乏文化支撑，才造成低价竞销的恶性循环。 4．鄂尔多斯，西部创富最快的城市，常住人口不足200万，人均GDP却常年稳居内地城市首位。在过去的五年，鄂尔多斯GDP年均增长18.5%，2012年达到3656.8亿元，人均GDP29500美元，超越西班牙、韩国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32.5%，达到820亿元。 五年来，伴随这坐上电梯的GDP数据，是18亿吨原煤、1000亿千瓦时发电量以及849.4亿方天然气的天量能源输出。用全国人大代表、鄂尔多斯市长廉素的话来说，对此有着一种深深的“紧迫感、危机感”。 “拿2012年来讲，煤炭生产了6.3亿吨，煤炭产业增加值占到工业增加值的60%多，非煤产业只占30%左右，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层次低，产业链条短，产品主要还是‘原’字号的。”廉素认为，这样一种工业经济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并且难以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记者：能源价值的重新发现改变了鄂尔多斯的发展轨迹，您怎么看待这种发展速度? 廉素：鄂尔多斯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工业占到GDP的60%以上，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和素质较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高、发展方式还不科学等问题。 记者：那鄂尔多斯寻找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样的? 廉素：鄂尔多斯要按照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型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从资源和非资源两个方面来展开调整。 记者：从资源方面怎样调整? 廉素：首先把煤炭资源这篇文章做好，进一步提升煤炭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重点打造三条产业链：首先在达旗、准旗、鄂前旗分别规划建设了千万千瓦装机的电力基地，目前总装机规模达到了1300万千瓦，力争到2017年达到2500万千瓦，加上每年输出的200亿立方米天然气，努力打造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其次，目前国家煤炭直接液化、间接液化、煤制天然气等几大化工示范项目正在我市组织实施，已建成和在建的煤化工产品产能达1000多万吨。下一步关键在于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打造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同时，鄂尔多斯东部准格尔煤田原煤中约含有10%左右的氧化铝资源，发电后形成的粉煤灰中更是高达45%左右。现在我们已经开工建设了一批粉煤灰提取氧化铝项目。未来将重点推进氧化铝的精深加工，打造高端铝产品生产基地。 记者：调结构、转方式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廉素：就鄂尔多斯来看，我们要突出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好分布在各旗区的自治区8个工业园区建设。力争通过五年努力，使这些园区的销售收入全部过百亿元，5个过500亿元，3个过千亿元。2013年要集中力量转好工业园区156个亿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确保2013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600亿元，增长13.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2200亿元，增长13%。培育更多的非公市场主体，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参与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记者：鄂尔多斯调结构、转方式靠什么支撑? 廉素：我认为关键还要靠强有力的科技、人才支撑。比如，我们与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合作，成功突破了煤间接液化技术；与中科院合作建成了大规模储能研究所。建成了5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个博士后工作站，清华紫光正在鄂尔多斯建设低碳研究院，市高新技术园区正在申报国家级高新园区等。 5．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全面把握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和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体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坚定决心。我们必须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扎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新突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三次产业协同性增强，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区域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但是应当看到，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缺乏、发展层次偏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等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今后一个时期，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看，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产业竞争异常激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在新的技术平台上提升制造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继续以核心技术和专业服务牢牢掌控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对我国提升产业层次、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巨大压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加快产业升级，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其低成本优势，加紧与我国在传统国际市场展开竞争，我们面临着发达国家抢占战略制高点和发展中国家抢占传统市场的双重压力。从国内看，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发展模式面临诸多挑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劳动力、土地、燃料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对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了倒逼机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不到位，不仅影响短期稳增长促转型目标的实现，还将严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改变产品附加值低、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提升产业整体素质。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打造新优势，增强我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创新品种、提升质量、创建品牌、改善服务，努力向消费者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引领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市场。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把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 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并下、标本兼治。贯彻落实这一精神，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应注重通过效率提高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明显不同，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重点也不一样。从政策角度看，东部较发达地区应放弃过去干预产业发展的做法，着力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中西部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可以引导有限的资本流入需要发展的产业，鼓励新企业进入市场，加强有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获取外部人才、技术等。就全局来说，应坚持全国一盘棋，在税收、价格、市场准入等方面形成有利的外部环境，使不同地区和企业按照国家政策导向向前迈进。 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指针，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能够反映各个产业的效率高低，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价格体制改革开始的，但目前还有一些重要产品价格没有市场化，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利率等的价格改革还有待深化，相对价格体系还不尽合理，因而难以显示产业和企业真实效率的高低。所以，走效率提高引导结构调整之路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 我国制造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也有明显竞争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东部地区转型升级并不意味着放弃制造业，而是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制造业升级。同时，应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结合，通过效率的持续提高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扩大服务业规模，特别是要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准入门槛，并使其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7．“目前我们已接到订单30多亿，排产都排到了后年!”襄阳金鹰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段红兵高兴地说。近年来，该企业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获得41项专利技术，先后自主成功地研制开发出铁路全断面道碴清筛机、激光引导自动抄平捣固车、线路配碴整形车、动力稳定车等四大类型机械，还率先在国内开发出了移动式钢轨焊接车、物料运输车、铁路接触网恒张力放线车、桥梁检查车，均为填补国内空白的产品。目前以金鹰轨道大型铁路养护设备、航宇救生装备公司生产的航空防护救生装备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已成为襄阳的新兴产业。 产业发展不平衡，一度是制约襄阳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襄阳多年来都存在着汽车产业一枝独秀的现象，每年汽车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60%以上。汽车产业比重过高，使该市经济发展面临潜在危险。近年来，该市为了使经济协调发展，在做大做强汽车产业的同时，瞄准市场前沿和本地资源特色，通过引进新兴朝阳产业、扶持本地特色产业等政策，打造食品、纺织、化工医疗、电力能源、建材冶金、装备制造、电子电器七大产业，产业结构明显改善。 襄阳市一手抓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传统汽车产业；一手抓新能源汽车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吸引了一大批新能源项目落户和上马。青山电动汽车公司的电池，东风旅行车公司的客车底盘和襄阳宇清公司的电动汽车变速驱动系统。其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属于一流水平，有望形成一条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同时，总投资7亿元的江苏新日电动车、总投资10亿元的襄阳亨亚高蓄能电池、总投资1.5亿元的湖北天舟防爆电动车及中大青山磷酸钒锂正极材料生产基地等一批新能源汽车相关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建当中，产业集聚效应正在显现。未来5至10年内，襄阳高新区有望达到年产80万台套动力总成、10万辆纯电动大客车、50万辆纯电动轿车的生产规模，实现年产值3000亿元。2009年元月至10月，全市规模以上汽车产业产值556.53亿元，同比增长23.46%，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总量的46.7%，比2005年下降173个百分点。 食品和纺织产业是该市的两大传统支柱产业。襄阳市通过推广运用高新技术、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企业，使该市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焕发了活力。2008年以来，该市对34个投资过千万元的纺织项目投入6.71亿元资金进行技改。技改后，襄阳市先后开发出了高档新型纱产品、高支高密服装面料及家纺面料坯布等10多个系列新产品，迅速抢占了国内市场。针对纺织业链条中服装、印染短板的现状，该市先后引进了11家服装加工、印染企业，基本形成了纺纱、织布、印染、服装业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该市在食品加工产业发展上通过引进鲁花、正大、希望、雨润、燕京啤酒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实现了农产品的多次转化，提高了产品附加值；通过对本地企业重组，引进推广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培育了奥星粮油、梅园米业、“妞妞蛋糕”、“石花霸王醉酒”等一批湖北省著名商标或名牌产品。2008年，食品和纺织产业双双突破百亿元。2009年元月至10月，食品产业产值达215.2亿元，同比增长83.1%；占经济总量的18%；纺织产业完成108.8亿元，同比增长28.3%，占比9.1%。 围绕打造百亿元化工医药工业的目标，襄阳市引进了四川龙蟒集团投资15亿元新上精细磷酸盐项目、湖北楚磷矿业投资27.7亿新上磷酸及磷铵项目、宜城巨星矿业投资11.2亿上马多晶硅项目等，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磷化工基地和精细化工基地。突破性发展医药化工，加强与兵装集团战略合作，力争华中药业三年内产销达到20～25亿元。投资30亿元新上了同济堂医药产业园项目。 此外，该市还围绕打造百亿元建材冶金工业、百亿元电力能源工业、百亿元装备制造业、百亿元电子电器工业，引进和新上了一批大项目：中航集团投资60多亿元的航空产业园项目，新型铸管3611公司投资35亿元产业集群项目、投资30亿元的襄轴工业园项目、投资80亿元的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等正在兴建；新华、三峡和葛洲坝水泥生产线全部投产后，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可达700万吨以上；崔家营枢纽工程即将发电，安能生物质热电、襄阳凯迪秸秆发电等一批清洁能源项目正在兴建中。2009年元月至10月，该市能源(电力)产业70.41亿元，同比增长19.5%；建材冶金68.78亿元，同比增长51.2%；装备制造业64.1亿元，同比增长41.5%。 结构调整使襄阳产业布局更加优化，一大龙头、七大支柱、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初步形成，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全市工业经济回升态势明显，总体效益水平不断改善。2009年元月至10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1192.84亿元，同比增长32.9%，实现工业增加值360.25亿元，同比增长24.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占全省份额由2008年底的8.28%提高到9.61%。三、申论要求请结合“给定资料2～3”，回答下列问题。//题目1：填空题：1分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2010年6月25日，湘潭市岳塘区双马镇建设村建设堤，严家港工程涵闸被冲毁断裂，双马镇1 200余人受到严重威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事后经调查，这是一起由闸门质量而引发的工程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已有20人被追究责任，其中湘潭市水务部门达12人。涉案人已移送有关部门作相应处理 2011年4月27日，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负责人表示，该省严格火灾事故责任倒查追究，仅最近三年来就有19名公务员被追究行政责任。 经初步统计，2008年至2010年，浙江全省发生火灾12 655起，追究责任3 327起，重大火灾事故责任追究1起。追究刑事责任火灾数18起，刑事处罚46人，其中构成失火罪和消防责任事故罪的20人；追究行政责任火灾数5起，实施行政处分26人，其中公务员19人；行政处罚火灾数623起，处罚单位440家，处罚个人398人，行政拘留98人。 资料2 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规定严肃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一次将党政官员同时纳入被问责范围，它首先肯定了问责面前人人平等，党政领导均可能被问责，一视同仁；其次，强化了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将问责上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资料3 2008年9月份掀起的山西环保风暴，其中心是问责，焦点直指地方政府行政“一把手”。“某些政府领导和政府部门只想增加手中的审批权和管理权，而不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负责。”民进江苏省主委陈凌孚委员对此提出批评。 陈凌孚说，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权责不匹配，除非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官员一般无需为管理的失误、过错担负具体责任，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不良倾向与不正确的政绩观也由此产生。之所以发生政府的“越位”、“缺位”及“不到位”，一方面有利益的驱动，另一方面是缺乏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 陈凌孚委员指出，决策失误问责制度的缺乏，导致的是决策轻率，失误频频发生；投资不讲效益，浪费严重；形成巨额债务，包袱扔给后人。 他举例说，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我国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大约在4 000亿到5 000亿元。不少决策严重脱离现实，如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在某些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中，认为要使GDP上去，只有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因而热衷于‘上大项目’，只关注支出规模而不是支出效益，在未做严格的、科学的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贸然上马，导致的形象工程仍然不少。GDP上去了，但并没有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据国资委有关资料，全国国有资产1／3属于闲置浪费。” 陈凌孚委员感叹地说，我国十地资源十分紧张，但许多政府办公大楼前都兴建了巨型广场，由于这些广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丰富市民生活，所以偌大的广场往往没有几个人，只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形象和摆设。“许多城市投资上亿元建体育馆，除了开一两次运动会及若干次大型活动外，平时空闲，不仅广大群众无法人内锻炼，而且还背上沉重维护负担，形成极大浪费。” 他痛斥将巨额债务留给后人的行为。据统计，截至2004年年底，我国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拖欠的工程款高达70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对政府债务，不少现任领导无法还也不准备还。” 谈到不良资产的核销问题，陈凌孚委员发出质疑之卢：核销损失的目的是为了企业，有关地方政府深化改革，使之轻装上阵。问题在于，对这些庞大的不良资产的核销绝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一了了之，而让造成损大的责任者逍遥法外。 他大声疾呼：“必须实施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严格问责制，必须让责任者为自己的过失与错误付出代价。” 资料4 但我们也看到目前问责体制尚存不足。如土地违法审查之初，有关人士曾指出，有大量被违规侵占的耕地已被高楼和机器厂房所取代而无法恢复，再加上要拆除大量已建违规建筑设施，社会资源、财富浪费巨大。问责之后相关人员虽被惩处了，但沉重的社会成本又该如何弥补? 问责制的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与“惩前毖后”。惩罚只是手段，预防才是目的。倘若问责制只是事后责任追究，缺乏从源头抓起的事前预防等相关制度与之配合，则不仅不能“防患于未然”，也难以“根治于长远”。 目前，问责制之所以把焦点指向地方行政“一把手”，是因为在一些地方，往往是“一把手”有较大决策权。虽然具体分析，“一把手”与问题的责任关系不尽相同。有的是不作为，有的是纵容包庇，有的是因制度缺失无法有效监管。但这都说明了目前对“一把手”的行为、决策缺乏完备、有效的制度约束，光靠“问责制”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同样，没有现代化高效率的制度机制作支撑，十分负责的“一把手”也无法杜绝千里之外的煤矿安全事故。 问责制如果只针对失职领导，而放过了体制漏洞，不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那么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官员一茬一茬地撤换，问题还是一次一次地出现，不可能实现问责制所预期的目的。 相反，如果我们能以问责制为突破口，认真分析问责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难点”和“痛点”，由此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媒体和民众对行政机构的民主监督，则可能成为问责制的重大成果。比如，仅限于行政体制内自查自纠的“同体”问责制，出了问题后由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虽能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免会使被问责对象产生“怕上不怕下”的倾向。而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拓宽问责渠道。除了从上问责以外，还要包括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外部的监督渠道，这样才能形成全社会的问责机制。苛求刚刚实行的问责制一朝趋于完善是不现实的。但我们确实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通过深化改革，让始于2004年的问责制更好地成为引导、推动改革的现实动力。 资料5 广州市监察局最近宣布，2009年以来广州有35位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并非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而被追究，而是因为日常工作中的作风问题、不作为、乱作为而挨了问责的板子。 在广大公众眼中，近年来轮番上演的“问责风暴”主要都是针对重大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中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似乎犯了大事，才会被追责，而官场中司空见惯的懒官、庸官、“老爷官”、“太平官”，却没几个遭受问责的利剑。 “做官要做副，不要做常务”、“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些“流行”说法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部分基层官员不愿承担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良心态。 2009年7月，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七种需要问责的情形，其中不仅有重大事故和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还包括其他造成恶劣影响的失职、渎职行为，但许多地方和部门却习惯性地对“小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问责制作为改善我国政府管理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因此，问责制应对所有不尽责、不负责的官员，都应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各级领导干部普遍感到压力，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惩戒作用。 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常规化，还应避免走两个极端。一种是流于形式，将问责制置于高阁，或当成偶尔“作秀”的工具；一种是乱用、滥用，在缺乏规范的情况下个人化、随意性地使用问责制。 问责制在我国还刚刚迈开步伐，如何使其更加规范、科学和可操作，仍需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各地各级政府应对问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进行更为科学细化地规定，严格按照责任问责，严格按照程序问责，使问责真正成为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 资料6 要建立法治国家，光有法律责任没有政治责任，或者仅有政治责任而没有法律责任，都不能形成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二者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问责不能建立在个人意愿上，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在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事件发生后，本应主动引咎辞职，却“脸皮厚”，自己“良心上过得去”，坚持不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就尤其需要建立政治上的追责途径，比如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人大可以要求罢免其职务，其上级机关等有权机关可以启动问责程序等。 建立政治追责机制首先要把追责条件具体化，比如人大代表多少人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案，罢免案的通过要经一般多数还是绝对多数；要按照事态的严重程度或影响大小来决定应当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的级别，比如，特大事故追责到省一级或者地市一级，重大事故追责到地市一级或县一级，等等。而目前在我国，由民意代表机构进行的政治追责鲜有实例，而到底何种情况应进行政治追责，追究到何种级别，目前也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按照法治的要求，对官员问责和要求官员引咎辞职，应当有制度化的规范，未来应当完善这方面的立法，起码要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标准，比如，出现什么类刑的事件，伤亡多少人，导致多大的经济损失，造成多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应由哪一级(县级、地市级、省级以及中央)官员来承担责任等。 同时要形成制度化的政治问责的惯例。这种惯例是有约束力的，不同于“人治”状况下因人因事而异的处理，而应当是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况，要有同样或类似的处理。否则，只追究一些人而不追究另一些人，或者在政治问责上主要考虑一些不应当考虑的因素，也无法形成对官员的责任压力。 政治责任的存在，就是要让官员，特别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官员知道，掌握权力是有风险的，从政就要“如履薄冰”。只有形成这种压力，才能增加官员的责任感，如果他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压力，就不要接受这项“乌纱帽”。而且，即使承担了政治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法律责任。引咎辞职并不能取代法律责任，领导者没有直接的失职渎职行为，就无须负法律责任，但反之则依然可能要负法律责任。 在三鹿奶粉事例中，石家庄市委书记也被问责，而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同样对临汾市委书记有问责。这显示了问责制度方面的一个进步。 权力要与责任对等，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资料7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公职人员问责制已全面启动。这项旨在提升机关服务效能的举措公布之后，引起了该区内外的密切关注。有人叫好，有人对其执行力、执行标准问题有所疑虑，也有人担心实行问责制后可能会挫伤公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随着高明问责制在今年的深入推行，其执行力有何保障?“慢作为”怎样才算慢?问责标准如何界定?会否促使有些公职人员追求“宁可无功，但求无过”?社会舆论力量又如何进一步参与其中?针对在问责制全面铺开后该区可能遇到的这些“犀利问题”，高明区区长潘志文近日接受本报采访时一一做出了回答。 部门职责划清，认定慢作为就不难 记者：问责制要解决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中，不作为和乱作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认定，但慢作为如何界定则比较模糊，因此最容易被拿来相互比较讲人情。高明问责制在具体治理慢作为时，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潘志文：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中，慢作为作为高明机关作风中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确实是我们问责制需要针对的重中之重。我认为要对慢作为进行问责，要求我们首先要对各部门的职责分得清。部门职责清晰，是衡量是否存在慢作为的一个基础。如果分不清的话，将来在问责过程中，尺度的把握是很难的。今后我们会在这方面下工夫。 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向下属部署工作时，一定要具体明晰工作任务的时间和空间，不能只讲一两点原则性的东西，使得下级不清楚具体的工作意图。在职责分清、任务具体的基础上，认定慢作为就不会难。从这个层面上讲，问责制的实施，对高明的领导干部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记者：高明有些镇街和部门经常拿缺钱缺人作为办事效率不高的理由。一旦区内公职人员以客观困难为慢作为找借口时，该如何处理? 潘志文：考虑到高明的实际，我们的问责制不仅看结果还要看过程，不是一刀切的。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主要是看公职人员在主观努力上有没有出现“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如果因为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而影响了工作效率和进度导致慢作为，我们不会因此做出不近人情的决定，硬是要去追究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是公职人员没有发挥主观积极性而导致的慢作为，我们一定会对其进行问责。 当然，有时候哪些是主观，哪些是客观比较难以界定，但我们会不断摸索与总结。一个制度不可能在制定初期完全考虑周全，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改进与完善，才能使高明的问责制更富操作性。 问责机构问责不力，也要被问责 记者：问责制出台后，有不少网友担心这个制度到最后会不会“雷声大，雨点小”。 潘志文：执行一个制度比制定一个制度更重要，如果执行不好，制度再好也没用。我们推行问责制就是想打造服务型政府和阳光政府，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是下了决心的，区委、区政府会坚决按照问责制的规定去执行相关规定。 问责制出台后，群众有议论很正常，这也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希望在今后的问责制执行过程中，群众对我们的工作多多监督，多提意见和建议。 记者：如果负责执行问责的机构或者公职人员本身执行不力的话，怎么办? 潘志文：从内部运作方式看，我认为在执行过程中，实行问责的机构要相对独立，这样才能公正、公平。但是，问责的执行人员也要接受我们纪检部门和监察部门的监督或考核，他们既是监督的机构，也是被监督的对象。如果他们在问责过程中处理不及时或不公，也会受到相关的处分。 另外，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包括纪检监察和审计。因此，只要我们的机制落实好了，就不会存在对公职人员问责不彻底的现象，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制度在运作上能够规范运行。另外，区委、区政府出台的问责制，是加强对公职人员监督的手段，我们欢迎群众、社会和舆论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 领导干部受处分后，表现好仍可重用 记者：有些部门群众投诉较多，实施问责制会不会把这些部门列为问责重点?潘志文：高明问责制对所有部门、所有公职人员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会说重点针对哪个部门。不管哪个部门、哪个人员，只要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问责，即使是负责问责执行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 当然，有些部门由于其特定的工作环境和群众接触比较多，或者他们的工作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比较紧，社会及舆论对他们的投诉也会比较多，不可避免地会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位置。但这更会鞭策他们把对群众和企业的服务做得更好，由此达到提升政府服务水平的目的。 记者：公职人员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被问责，会否影响对其在今后的任用?潘志文：问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机关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为了打击干部，搞扩大化。通过问责机制使该承担责任的干部得到应有的处分，教育干部，使其他干部引以为戒，避免出现同样的错误，提升我们的工作水平，这才是主要目的。 因此，即使干部在问责后会受到处分，也是按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不会搞打击扩大化，对一个干部一棍子打死。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受到一定的处分后，如果表现良好，一样有机会得到提拔或重用。 资料8 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公共突发事件”曝光率增强和公共权力运行透明度提高，“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的行政问责法规，把责任追究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各地由于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严肃追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这一表述为官员问责范围和标准提供了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是使“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步入法制化的重要步骤。 首先，问责的对象范围或客体是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与以往“问责”基本上是行政系统内部问责的方式不同，《暂行规定》明确地把党委系统也纳入问责体系，把问责的范围覆盖到政府和党委两个系统，消除了以往只在行政系统问责、而同样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委系统却置身事外的疑虑，使问责更加规范合理。同时，问责的对象是各级各类党政系统“负有决策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而不是承担事务性工作的全体公务员。公务员在执行事务工作过程中违纪违法，按照公务员法及相关法律和纪律处分条例规定执行。例如，某公务员开会睡觉，有纪律处分条例，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与问责无关，不能用问责制代替纪律和法律追究。从国际惯例来看，问责制属于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法律层面的制度安排，那些负有决策及政治责任的官员是问责的主要对象，如果随意扩大问责的范围，就可能造成问责混乱和不严肃的后果。 其次，问责制是对负有决策领导责任的官员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的“不作为、无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的控制和监督。目的是对那些可能“庸、懒、无德行、无政治责任品格”的官员适时监控，使他们在从政过程中不敢懈怠。否则，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要负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行政责任，必须引咎辞职或勒令辞职。至于那些胡作非为而触犯党纪国法的官员，则应该按照相关的纪律处罚和法律法规处理，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例如，报载德国某市规定，乘坐公交车时必须为60岁以上的老人让座，而市长在一次乘车时由于专心看报，没有注意到身边站着一位老妇人而没有让座，结果被一位市民拍照送到电视台曝光，引起市民不满，最后引咎辞职。市民认为这样一位没有爱心、没有道德的人当市长，公众实在不放心，不能指望他照顾好公众利益，更不能成为公众的楷模，他必须为自己身为市长的行为负起“道德责任”，必须辞职。这就是“问责制”的实质，要“权责一致”，领导必须承担更大的政治、道德和行政责任。 再次，负有决策和领导责任的官员被“问责”以后，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生命基本到此为止，复出的可能微乎其微，要重新取得公众的信任很难。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和道德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就起不到法规应有的效力，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一个人敢于蔑视“公共权力”的重大责任，特别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拿党、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重托当儿戏，公权不作为或乱作为，证明这个人基本丧失了为公共利益献身的“公共精神”，也丧失了在任何公共岗位工作的政治和道德素质，不适合再谋“公职”。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和媒体热议被问责官员异地复出问题。有人说某某被问责官员是“学习型”官员或“有能力的人”等，不用浪费人才了，这种观点没有真正理解问责制的实质。问责制的实质不是一个人的“才”，而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的“责”，是对“公共权力”的责任与敬重，是对公共利益的负责精神。从已经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的典型案例来看，被问责的官员大多缺乏政治责任心、道德责任心和行政责任心，失去民心和社会公信力，复出会给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最后，关于“问责”主体问题，主要有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两个方面。体制内监督包括党内监督、政协监督等，体制外监督包括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监督。我们知道，问责制作为一种政治层面的制度设计，主要目的不是要“问责”几个官员或“事后问责”，而是要在负有领导利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中”确立责任和忠诚意识，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勇于负责，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问责制的目的是促进和鼓励领导干部“事前负责”，增强政治、道德和行政责任意识，增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除了体制内的教育和监督以外，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一些持有“公权”的领导干部才不敢懈怠，才会心里装着群众，才会积极负责。国外“问责制”的一些实践经验表明，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有效地推行间责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对增强“问责官员”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公权意识、勤政意识和效能意识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实行“领导干部问责”，要注重发挥两个“问责主体”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 “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随着《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和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必将对治理“庸官”、“懒官”，改变官场不良风气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只有对党、国家和人民负责的官员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 资料9 《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 公务员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应当进行而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或者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引发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将进行行政问责。2011年年初，《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送审稿》(以下简称“草案”)在市法制办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重大案件处理结果公开 草案明确，行政问责案件，应当自受理或者决定调查之日起三个月内调查完毕。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对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行政问责案件的处理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同时，进行行政问责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决定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前已经退休的，不再给予处理，但依法应当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相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48种行为将被行政问责 草案规定，行政问责包括行政审批问责、行政征收问责、行政检查问责、行政处罚问责、行政强制问责、行政复议问责、行政诉讼问责、行政赔偿问责。其中，违反规定增加、取消或者停止实施行政审批的；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的；对行政征收征用款物隐瞒、截留、挪用、私分或者疏于管理的；依法应当予以补偿而未予以补偿或者未按时、按法定标准予以补偿的；征收款项未按照规定上缴国库的；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予制止和纠正的；不具备行政处罚执法人员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违反规定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行使的；下达或者变相下达行政处罚指标的；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的等48种行为被列入行政问责之列。 工作作风懈怠将被问责 草案还特别提出，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对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或者改变集体作出的决定的；应当进行而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或者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引发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不履行层级监督管理职责，对下级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不制止、不查处的；对工作中出现重大问题，发生、发现紧急突发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不及时向上级报告、请示的；对涉及其他机关或者部门职权的事项，不与有关机关、部门协商，或者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未报告请示上级裁决，擅作决定的；迟报、漏报、瞒报、谎报工作信息的；应当移送、转送有关机关、部门处理的事项，未按照规定移送、转送的；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态度恶劣，造成不良影响的，也将进行行政问责。 一年被问责两次从重处理 对被行政问责人员，草案规定，应当根据其行为性质、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情节轻重，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行政告诫；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职；免职；直至予以处分；行政问责应当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考核、任用工作相结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被问责并追究责任的，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资格。 如出现拒绝纠正过错的；隐瞒事实真相，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对控告人、检举人、投诉人打击报复的；一年内被问责两次以上的行为，将被从重处理。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前些天，北京市宣武区居民张×四岁的儿子发烧，他不想在大医院排长队，抱着孩子来到家门口的社区门诊。谁知医生连听诊都不给听，就连忙说这里看不了，别耽误了。结果他又不得不跑到儿童医院排了两小时队才看上病。 首都社区医院如此，乡镇基层情况怎样?安徽省铜陵县钟鸣镇牧村虽有卫生室，但没有专职医生。这里的负责人汤×说，他和镇中心医院同事们用业余时间无偿、轮流到村卫生室上班，其实连镇中心医院也很少有医学本科生。 人的生命健康高于一切。在基层医院缺乏足够的医疗人才和技术设备的情况下，人们自然涌向大医院。难怪有关部门在医改调研中发现，80％到大医院看病的病人，按理在基层医院可以解决。 要解决“看病难”，就应当合理分流病人。这次医改提出，在城市，由社区医院提供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陛病的初级诊疗服务，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在农村，政府重点办好县级医院，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支持村卫生室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教授是著名心血管专家，在德国行医时一上午看7个病人，但在上海一天要接待100多位病人。他说：“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转诊分流体系，改变专家教授95％的精力看常见病多发病的状况。同时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人，使他们有能力承担起‘守门人’的角色。” 吴再举代表建议，国家要把医疗经费和资源真正向乡镇卫生所和村卫生室倾斜，配齐基本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让农民生病后能在家门口得到及时的、适当的治疗。而不是耽误了、误诊了，然后不得不去城里的医院看病。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模具厂抛光班班长杨梅说，医改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硬件建设和从业人员的培养。只有把基层看病的平台搭好了，百姓才能放心选择到社区医院看病，从而缓解“看病难”问题。 资料2 很多群众反映在医疗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有病不敢去医院 身体出现问题应该到医院去看才合理，但是，市民却对到医院看病抱着恐惧心理，导致许多疾病等到严重时才去就医。记者在广州几大医院采访时了解到，大医院很多专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疾病在早期如果得到治疗，病人的痛苦减少医疗费用也不高，但是，很多人出现不适就自己挺着不去医院看病。究其原因，多数是因为担心医疗费用过高。 医院比星级宾馆气派 与市民有病不敢去医院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大医院的楼越来越高，病房装修越来越靓。一位医学专家告诉记者，近3年内，广州市的三甲都有大型基建项目完成或者获批，除了少数几家医院能够争取到政府拨款支持建大楼，绝大多数医院的扩建、装修等都来自于医院自己赚的钱和银行贷款，他告诉记者，“银行对医院贷款搞建设的信心很大，不像其他行业那样难以获得批准。” 近年来，医院纷纷比拼硬件，几乎每个医院都有星级病房，便宜的一天几百元，贵则一天上千元，各种设施堪与星级宾馆相媲美。 医生追病人要钱 广州市几个大医院的科室主任都向记者抱怨过，现在医生不仅要负责看病，还要负责盯着病人的口袋，一旦病人没有钱了，就得想办法让病人交钱，甚至找理由赶病人出院。广州某大医院在病人欠费逃走的管理规定上明文写清：病人未交的医药费用，由主管医生负责10％，科室负责40％，并从科室奖金总数中扣除。如果哪个医生主管的病人“走数”，这个医生就成为科室的罪人，因为整个科室每个人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一位医生觉得这种规定让自己的职业荣誉感尽失：“病人生病已经很惨，而自己却开口要病人交钱，感觉自己就像是旧社会的黄世仁一样。” 贵药才被医院爱 据统计，截止2010年底，全国共计有5 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有1万多家，零售企业12万多家，药品处于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应该下降才对，但是，药品却出现价格上升、越贵越好卖的反常情况。球囊是心肌梗死进行介入手术必须用到的器材，某规格的球囊报关价每个496．2元，一级代理商批发给二级代理商的价格达到3 600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院时达到7 000元，加价13倍多。而在医院，一些常用的便宜药物也不见踪影。一位专家分析说，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实行医院药品加价政策，药品越贵，医院得到的利润就越多。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一些医疗器材必须不断加大利润空间，经手操作者得到的好处才会多。 资料3 卫生部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分析这一问题成因时说，5方面因素导致了“看病难”问题突出。这些因素包括： (1)医疗资源总体不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公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2)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现有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没有真正改变，不少人长途跋涉，异地就医，增加了就医困难，也加大了经济负担。 (3)中国的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中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绝大多数居民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的三重负担。” (4)医疗费用上涨过快。近八年来，中国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公众经济负担沉重。“这里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以及医疗销售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影响，必须着力解决。” (5)政府投入不足。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 资料4 2009年12月18日一早，家住辽宁省大东区洮昌小区的张大娘高兴地迎来了她的“保健医”，社区医生又上门服务了。张大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腿脚不利落，社区医生不仅定期来给量血压、测血糖，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每年还会免费请大娘到中心去体检。张大娘说，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看病方便、便宜，更是大家的健康卫士。 和张大娘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沈阳人享受到了社区卫生服务带来的方便和实惠，一个居民步行10分钟～15分钟便能到的社区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2009年，沈阳着力在社区卫生服务上做文章，积极探索“收支两条线”、“政府购买服务”等基层医疗机构管理机制，不仅大大减轻了居民医药费用的负担，而且解除了社区医生的后顾之忧，社区卫生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的“六位一体”的综合功能真正凸显。 沈阳200多万农民看病也有保障了。东陵区王滨乡魏家村村民杨振芝2009年1月份生了场大病，最后医药费给报销了3．5万元。记者从沈阳市卫生局了解到，2009年沈阳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238．5万人，参合率达到99．3％，人均筹资标准再次提高，已达到150元；参合农民住院报销补偿比例达到45．42％，报销封顶线4．83万元，达到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 沈阳进一步完善了农村三级医疗网建设。2009年，各级政府总计投入2．18亿元，建设了4个县级医院，35个农村乡镇卫生院，1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装备72所乡镇卫生院。还完成了基层卫生人员培训4 651人。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发生后，沈阳市卫生系统超前部署、周密安排，迅速启动预案和应急机制，有序、有力、有效地开展了各项防控工作，及时妥善处置了群体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有效地延缓了疫情蔓延速度和流行强度。完成了首批22．4万名重点人群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甲流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资料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以后，我国广大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部分贫困农村由于基础条件薄弱，医疗水平落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就医难题依然存在。党的十七大代表、重庆市巫溪县尖山镇八寨村乡村医生郑子全认为，增强农村医疗水平、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制，是破解当前贫困农村缺医少药、农民医疗负担过重的关键。目前部分贫困农村的医疗机构仍然不够健全，乡镇卫生院和村级诊所覆盖面小，缺医少药现象仍然严重。作为全国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巫溪县，全县52万人口中医务人员总数仅为1 050人，30多个乡镇只有8个镇级中心医院，且多数存在设备、药品严重缺乏，医务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诊疗能力十分有限。很多乡镇卫生院由于缺少设备和人才，连一个开放性骨折、阑尾炎之类的手术都做不了。一些普通乡镇卫生院条件更加简陋，通常只有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表等设备，只能为病人开点儿药、打个点滴，一些乡卫生院甚至很多年没有进一个医科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有时农民为了治疗一些常见病，也需要辗转几百上千里路到县城或者邻近区县条件好的医院就诊。 贫困农村地区医疗水平落后的现状，不仅使得农村居民生病后不能及时、方便地得到医疗救治，还影响和制约了国家近年接连出台的完善农村社会医疗保障举措的落实。中央和地方省市应该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医疗机构和设施的建设力度，使医疗资源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尽快改善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现象，让农民能够“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镇、县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通过“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为广大农民就医提供了资金保障，有效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仍然面临着诸多困扰，不能有效惠及贫困农村。补偿机制不全、医院医疗不规范、农合基金增长不稳定，已经成为制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效保障农民医疗的瓶颈。 新型合作医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的难题，但是政策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广大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村，更需要常见、多发的小病能得到治疗，现行新农合普遍以大病住院报销为主，容易导致参合农民受益面过低，影响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同时合作医疗补偿额度过低，使得部分农民感到受益有限。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农民大病住院报销中，30％的比例和1万元封顶的政策，不足以有效扶持有重病患者的农民家庭。 此外，医疗价格普遍虚高以及一些定点医院治疗用药不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吞蚀了农民通过参加合作医疗享受到的医疗实惠。一些地方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中，出现了合作医疗定点医院滥用目录外药品的现象。有的地方参合农民在乡镇和县级定点医院接受治疗时自费药品的比例达到30％以上。如何做大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基金，是扩大农民受益面，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的前提。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50元的筹资额度偏小，基金来源过窄，基金增长机制不稳定，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做大，也导致农民医疗自付成本过高。 改善基层卫生机构条件，增强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是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基础工程，也是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平台。国家应下大力气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医疗条件，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从根本上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题。 资料6 要想使新农合惠及农民，必须突破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瓶颈，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体系怎么建?能力怎么提高?调查的基本结论是，遵循政策要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合理调配城乡卫生资源，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使农民方便就医、放心就医、满意就医、优质就医。 优化组合医生资源——实现从“单位人”到“自由人”的转变 这是一组引人深思的数字：抽样调查显示，14％的病人首诊到社区医院，86％到大医院。大医院的门诊病人，60％～70％是小病，不需要挤到大医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是，小医院的条件和技术远不如大医院，农村的医疗技术力量远不如城市。针对这个问题，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曾呼吁，要把医改突破口放在社区医疗。通过新医改，加强社区医疗的硬件、人才建设，有望实现病人首诊在基层，缓解到大医院的“看病难、看病贵”。 一位基层卫生局干部认为，“应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医生多点执业，实现从“单位人”到“自由人”的转变，一方面可提高医生的收入；另一方面，中小城市甚至是农村地区的患者，有望在居住地附近的医院接受大城市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让大医院带动小医院——公立医院应担当起3个基本职责 调查显示，有不少人对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理解有些狭隘，认为公立医院就是政府多投点钱、医院多让点利、让老百姓少掏点钱。钟南山院士认为，其实公立医院对医改可以作的贡献远不止于此，起码在三个领域可以有所作为：公立医院应该下大力气帮助社区医院培养人才，通过进修培训等方式提高社区医院医生的水平；公立医院应该努力研究一些廉价、方便、安全的适宜技术和药物，在基层医院推广；公立医院专家应该研究挑选适合基层的常见药，不是越便宜越好，关键是疗效好、价格相对合理。 不少专家认为，让社区医生到大医院培训，然后再回到农村为农民看病，这可能是迅速提高农村医疗水平的一条捷径。政府应该借鉴“师范生免费培养模式”，把现在的社区医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放在大医院培训3年。这笔钱由政府掏，公立医院要积极支持。 山东省枣庄市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该市规定城市医院医生在晋升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前，要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累计服务一年。该市还从二级以上医院选派319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卫生技术人员，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采取坐诊、指导、讲课、免费进修等形式，加强乡镇卫生院人才队伍建设。 资料7 原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因一番“中国看病最不贵最不难”的言论招来了网上网下一片“骂声”。我们不应轻易支持“徐勇们”。这不光因为“看病难看病贵”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更因为与多数人意见相左是件很危险且很可怕的事，除非你有足够的勇气承受责骂。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贵与不贵，难与不难，都是相对的，“徐勇们”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错。所谓“不贵”，看你跟谁比。如果跟一些发达国家比，我国的医疗价格肯定算不上贵。之所以“看不起病”会成为一个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硬伤”，说到底既是医疗费用太高所致，也是社会福利太低，医保覆盖面窄，医保报销水平不高，个人负担比重太大所致。 所谓“不难”，也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你一个感冒都要上三甲医院去看，割个阑尾都恨不得一定要主任主刀，或是如徐勇所言“新疆的病人非要跑到北京上海治”，弄得大城市的大医院天天人满为患，那看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上大医院看病——不难才怪。可如果大家都能如卫生部多年前设想的那样“小病进社区”，则不仅能极大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的矛盾，而且还能大大降低看病成本，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的压力。 但“徐勇们”为解决看病难开出的药方——给看病难下定义、定标准，却令人担心。“标准”确实可使“贵”和“难”不再似是而非，可会不会既解决不了看病难和贵的问题，客观上还把老百姓抱怨的权利也剥夺了?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逐步解决看病难和贵的问题呢?网民在炮轰“徐勇们”的同时也在纷纷建言献策。加大政府投入，坚决把药价降下来，当然是见效最快的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下决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上，把优质医疗资源配置到一线去。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不会把小病拖成大病，更不会动不动就舍近求远去大医院。 要造就这样的医疗格局，当然会有不少具体困难。但只要政府能像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一样，既以优厚的经济待遇作激励，又在晋升提职等方面给予充分的倾斜，基层肯定能吸引到优秀医务人员。这比单纯投钱效果要好得多。 资料8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9年国庆新闻中心举行的发布会上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医改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问题时坦言，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医疗资源过多集中在大城市，不能适应现在的疾病谱的变化，不能适应“预防为主”这样一个卫生方针的贯彻落实。 陈竺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难题，尤其是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但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建设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并把这样的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体人民提供，中国政府下了最大的决心。 陈竺说，我们在医改近期5项重点工作推进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新农合制度建设方面，参合人数已经从2008年的8．15亿，增加到了2009年的8．33亿，农民参加新农合的参合率稳定在90％以上。新农合在地市级的统筹试点，以及补偿方案都在不断完善当中，而农民的个人医药费用负担也有所下降。 陈竺说，在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方面，最近经过国务院批准，卫生部牵头成立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在9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最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部分的2009年版已经发布。有关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文件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部分)》(2009版)已经发布，实际上不少地方已经在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用药的零差率销售，受到群众的欢迎。 第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方面是硬件建设，2010年将有961个县级医院和3 000多所中心卫生院和1 000多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得到中央专项投资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才培训项目，执业医师招聘计划，以及农村卫生人才的培训任务正在全面地推进当中。 第五，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进展良好。我们收到了很多地方对于公立医院试点城市的申报，另外，我们正在组织制定的改善临床环境工作，主要是为了建立以病人为中心，循症医学和保证安全和质量的治疗规范工作也在积极推进。这样一项工作不仅是为了规范医疗机构的行为，而且必将对我们国家的医保支付制度的改革发挥很大的作用。 陈竺说，当然，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的医疗资源配置还是很不合理，就是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过多地集中在大型医疗机构。我讲的是优质医疗资源。所以它不能适应现在的疾病谱的变化，不能适应“预防为主”这样一个卫生方针的贯彻落实。 其次是在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基层的医疗卫生人员以及公共卫生的相关人员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 第三，大型医疗机构的改革，特别是如何改变我们国家现在的所谓以药补医的运行机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挑战还是在于一些地方对于卫生事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性重视不够，传统的观念认为卫生就是一种消耗性的社会支出，而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投资之一。所以，改革首先就要转变政府的观念，体现政府的责任，坚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我想我们是需要勇气的，领导人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但是卫生系统作为医改的主力军也必须有勇气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地缓解和逐步地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资料9 2010年的初始，很多人带着感冒度过了这个元旦。这次来得迟滞却又异常猛烈的感冒，却再次暴露出了北京市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人少药也缺的医疗资源配置困境。 大医院发烧门诊人满为患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造成了北京各大医院发烧门诊人满为患，医生高负荷工作，病人延误病情，而有些二级医院或社区医院门可罗雀的局面。像北大医院，每天仅急诊就有150多人，而地坛医院，则出现“我们发烧门诊人不多，没出现集中看病的情况”。该医院院长表示。 “我建议患者尽量不要全部挤到大医院就医，应向小医院及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时分流。”北大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对记者表示，他认为，在这种感冒高发季节，患者过于集中，反而使各种病毒易发生交叉感染传播，不利于患者恢复及治疗。“就目前患者的情况来看，属于重症感染的不是很多，大都为普通感冒，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完全有能力为这些病患医治好。” 医院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在为数不少的患者眼中，大医院在医疗设备、医资配备等很多方面，都要优于小医院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以即使再小的感冒，患者首先考虑的都是大医院。 社区医院药品断档 有些率先考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民，却在此次就医中吃了个不小的“闭门羹”，节日期间，刘先生因感冒发烧来到了家附近的椿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就在医生给开药时却被告之很多常用药缺货。“治疗感冒最基础的消炎药都没有了。”对此，刘先生表示很无奈。 不仅仅是椿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记者调查中发现，很多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药情况，很多退烧、降压的常规药都断货或根本不能开。其实这些情况早在北京市2 6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始降价销售312种常用药首日就出现了，很多医疗机构表示，因为实行零差价销售刚开始，部分社区卫生站还在调整之中，会尽快把药送到社区卫生站，而市卫生局对此的解释是，部分品种无法配送到位的原因，是一些招标厂家因利润低而弃标；另一些则是因为过去已停产，目前正在恢复生产，生产周期和药品检验过后就会很快配送到位。 陶然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的264种“零差价”药品也只收到了202种，该医院办公室高主任曾表示，虽然有一些医院尚有存药，但因存药不属于“零差价”范围，医院也不敢贸然以原价卖给患者。 不管何种原因，这种全国首创的“零差价”社区药品供应销售，作为这次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改革的新举措，在实施时遭遇了尴尬。国务院已经出台有关办法，大力发展社区医院，并把它看做是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缓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举措和方向。但如果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各项配套措施跟不上，真正靠社区医院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路还很长。从一场感冒看医改2010年初感冒高发，好像一颗问路的石子，在溅起不小水花的同时，也给现行的医改提出了新的问题与启示。在这次大规模突发感冒的应对上，我们还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政府并没有一个应对普通公共卫生问题的预警机制，上到大医院，下到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都在面对大规模卫生问题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大医院在面对大幅增加的患者上的人手不足，社区医疗机构药品的缺货、断货，无疑都在告诉人们，在医改当前，无论是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还是在其他配套措施上，我们并没有做到位。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双汇集团是以肉类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集团，目前总资产约60多亿元，员工4万多人，在全国十多个省、市建有二十多家现代化的肉类加工基地，年屠宰生猪能力1 500万头、年销售冷鲜肉及肉制品200多万吨，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是一家上市企业。2011年3月被曝收购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并被停牌调查。该公司股票也一路暴跌。2011年4月12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肯定河南瘦肉精案的查处工作，通报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6名，收缴瘦肉精400余公斤，捣毁生产窝点1个，摧毁销售网络2个，查获一大批生产设备及销售票据。 2011年4月7日，平凉市崆峒区发生牛奶中毒事件，39名中毒患者被送往当地两家医院救治，患者以14岁以下儿童居多。其中，3名婴幼儿死亡，均不到2岁，最小的不到两个月。最终该事件确认为亚硝酸盐特大投毒案件。 作为防腐剂而应用在肉质食品里的亚硝酸盐一直被认为是致癌物，一般腌制品、发酵的食物、咸鱼、腊肉、熏肉、酸菜等中会存在亚硝酸盐，牛奶中添加亚硝酸盐是头一次，误食亚硝酸盐后可造成心脏呼吸衰竭，心肌受到创伤，形成心肌炎；亚硝酸盐还可引起食管癌、胃癌、肝癌和大肠癌等。 2011年3月，在安徽查获一种名为“牛肉膏”的添加剂，经过腌制，可让猪肉在90分钟内迅速变身成“牛肉”，猪肉冒充牛肉，可以节省大量成本，而食用者在外观上也几乎分辨不出来，业内人士透露，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冷冻食品以及烧烤类食品中，这种牛肉膏早就是造假的手段之一，据悉，牛肉膏中含有的各种氨基酸、I+G、味精、水解蛋白等。其实是复合添加剂，是食用香精的一种，用量应有限制，吃多了则可能致癌。 福尔马林是甲醛的水溶液，外观无色透明，具有防腐、消毒和漂白的功能。不同领域有不同作用。 2011年4月，青岛检查了一批使用福尔马林和工业烧碱浸泡小银鱼，浸泡过的小银鱼更好看，体积增大，有弹性，不容易腐烂。但是食用这种小银鱼后会造成消化道灼伤，严重的可以导致消化道穿孔，甚至休克。特别是长期接触甲醛会导致植物神经紊乱，生殖能力缺失，甚至是白血病。 2011年4月11日，央视“消费主张”曝光上海华联等超市多年销售“染色馒头”，其生产日期随便改，防腐剂、甜蜜素齐上阵，采访中，一生产馒头的工人称“这些馒头打死我都不会吃”，不禁令消费者咋舌。2011年4月13日，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吊销了生产“染色”馒头的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公司法人代表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部门依法刑事拘留。 资料2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牛“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温总理曾透过与网民交流互动向开发商“喊话”：你们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是要求开发商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地朝钱看，只顾自己的利益，甚至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见利忘义、蒙骗欺诈、巧取豪夺，丧失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温总理的这一席话，“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赢得众人的一片掌声，也令“道德血液”成为热门词汇。 资料3 近几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如下。 (1)2010年7月，三聚氰胺超标奶粉事件“卷土重来”：在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厂，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达500余倍的问题奶粉，而原料来自河北等地。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要求严肃查处，杜绝问题奶粉流入市场，彻底查清其来源与销路，坚决予以销毁，并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 (2)2010年7月5日报道，有调查发现，美国的麦乐鸡竟然含有橡胶化学成分“聚二甲基硅氧烷”。美国麦当劳发言人称，在麦乐鸡中加入聚二甲基硅氧烷，是基于安全理由，用以防止炸鸡块的食油起泡。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动物测验显示，这种物质对人体无害。 (3)2010年5月23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曝光：售价上千元、用于养生保健的“天然紫砂煲”竟然是由普通泥土与化学物质混合制作而成。然而，历经近一月的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紫砂门”事件，权威部门终于做出结论：专家认定紫砂安全无毒。 (4)2010年3月19日，调查负责人武汉工业学院教授何东平召开新闻发布会，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加紧规范废弃油脂收集工作，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据报道，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至300万吨。医学研究称地沟油中的黄曲霉素强烈致癌，毒过砒霜100倍。 (5)2009年11月，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被海口市工商局推向消费者的关注中——两家公司生产的部分批次果汁饮品近日被该工商局检测出“含砒霜”。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海南省工商局最后宣称，确认检测机构初检结果有误，海口市工商局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当的地方。 (6)2009年11月7日，男子马赛在北京西单大悦城豆捞坊餐厅喝了一罐雪碧，口吐大量汞珠。警方调查发现，马赛情人刘晓静与保安员高星原合谋，多次向马赛投毒，试图将其杀害，而马赛在明知被人投毒后，仍向可口可乐公司索赔，此事件被称为“雪碧汞毒门”。 (7)2009年5月11日，卫生部就之前杭州市民状告“王老吉”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该饮料中含有的夏枯草不在卫生部公布的允许食用的87种中药材名单中，这意味着流传了170多年的凉茶涉嫌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造成了该产品销量的下降。 (8)2009年2月27日，“咯咯哒”问题鸡蛋所用饲料厂的法人代表获刑，该厂于2008年9月两次向饲料中加入三聚氰胺。在2008年10月，在香港对从内地进口的鸡蛋中检测出三聚氰胺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所以问题饲料被查出，但鸡蛋价格出现下跌。 (9)2009年1月22日，三鹿“三聚氰胺奶粉”案终审宣判。自2008年7月始，全国各地陆续收治婴儿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多达1 000余人，2008年9月11日，卫生部调查证实这是由于三鹿集团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所致。 (10)2008年10月，四川广元柑橘生产中蛆虫疫情爆发。这次柑橘疫情导致柑橘价格的大幅下跌，并且出现严重的滞销状况。政府出资收购柑橘，并进行深埋、消毒处理，以控制疫情的发展。 (11)2008年10月19日，卫生部通报了暂停山西太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茵栀黄注射液销售和使用。该药物引起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医院的4名新生儿产生不良反应，其中1名死亡。 (12)2008年10月6日，云南省红河州6名患者使用了标示为黑龙江省完达山制药厂生产的两批刺五加注射液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其中有3例死亡。10月7日，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出紧急通知，暂停销售使用该厂生产的刺五加注射液。 (13)2008年8月，人造“新鲜红枣”流入乌鲁木齐市场。主要经过两道工序，铁锅里放进酱油，使青枣变成红色，并保持光泽。再次放进加入大量糖精钠和甜蜜素的水池中浸泡，使其口感泛甜。过量食用会造成血小板减少，酿成急性大出血等直接身体危害。 (14)2008年6月1日，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在5月22日至28日之间，先后有6名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患者，在使用江西博雅生物制药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后死亡。 (15)2007年8月14日，总数为7．26吨台湾味全的较大婴儿奶粉在从香港入境时，被深圳检验检疫局检验出阪岐肠杆菌超标，检疫局依法对该批不合格婴儿奶粉作出监督销毁的处理。 (16)2007年4月12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销售的“思念”“龙凤”品牌云吞及水饺被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一检测结果的公布之后，商家采取措施，对购买到问题批次产品的消费者提供退货服务。 资料4 2011年4月29日到5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天津进行考察。胡锦涛非常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他叮嘱，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要加大监管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确保广大群众都能吃上放心的食品。而在这之前，中国最大的冷鲜肉集团双汇因为卷入“瘦肉精”事件，再一次造成了食品安全机构的公信力危机。 在双汇瘦肉精事件爆发以后，全国媒体似乎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投以极大的关注，不过这样的关注非但没有缓解国内民众的恐慌情绪，反而增加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进一步担忧。 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分析起来并不难，不外乎是食品的生产供应商和国家的食品安全执法部门两个方面。 对于前一个方面，在对于双汇事件的关注中，人们发现很多养殖户在添加瘦肉精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添加的是瘦肉精，只是一种神奇的“白色粉末”。但是为什么会添加这种东西呢，显然这种东西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让猪长的更好看，瘦肉更多，虽然一些养殖户也意识到，这种神奇粉末可能就是瘦肉精，但是考虑到自己所养殖的猪的竞争力，为了生存，也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把生存作为第一要义的并不仅仅是养殖户，还有一些为数不少的饲料公司。很多饲料公司的老板也知道这样不对，这样做饲料会影响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但是如果不这样，企业的饲料就很难卖出去。 对于后一个方面，也就是国家的食品监督部门，他们是否履行了自己应有的责任?这也是一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公路边上，分布密集的检疫站，证明了国家的食品监督部门在食品检疫上曾经投入很大，但是双汇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检疫证明可以拿钱买到，而不是靠诚实的经营获得。 资料5 近几年来，“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事件的受害者，同时也导致了很多食品生产企业、尤其是食品出口企业陷人质量安全信任危机；食品安全引起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我国食品安全工作已面临严峻考验。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热点，2011年“两会”期间代表们提交了几十份关于食品安全的提案。 目前，政府频频出手，开展了一系列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整治活动，近年来出台实施了《食品安全法》，今年又出台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充分体现了政府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决心。但是，由于食品安全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产品、行业、技术等综合因素，监管难度确实很大，但无论何种困难，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是职责所在、责无旁贷。前一阵子在深圳市相继发现了“一滴香”、“化学火锅”等食品安全问题，如果仅仅把这些问题归结于“法律漏洞”，那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应该承认，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还有很多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 资料6 近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使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持续好转，人民群众消费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继续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水平。 一、突出抓好农村食品安全 (一)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监管，突出抓好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各类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个体商贩、小作坊、小商店、小食店、小餐馆和学校食堂等的整治，有效遏制农村市场的假冒伪劣食品。 (二)进一步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流通网、监管责任网和群众监督网建设。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立农村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队伍．填补监管空白。 二、狠抓农产品污染源头治理 (三)深入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制定或修订农业行业标准300项。在14个省、直辖市开展良好农业规范(GAP)和认证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启动首批100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场)建设。力争达到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5 000个。 (四)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继续开展种植业产品农药残留、畜产品“瘦肉精”和水产品“氯霉素”等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监测范围逐步覆盖全国大中城市的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等。促进农产品污染源头追溯工作，并定期向社会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信息。开展水产品中“孔雀石绿”检测和液态奶中复原乳相关检测。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专项监测与认证的抽查工作。 (五)深入开展对农业生产环境、投入品、生产过程的治理。继续推行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的相关计划，推广使用高效低残农药、兽药。强化农资产品质量监管，扩大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推进农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农民的服务指导，提高农民科学选购和使用农资水平。 三、强化食品生产加工监管 (六)严格对食品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管。要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厂点进行普查，健全企业档案，严格证后监管，严查无证生产。认真组织开展强制检验和专项监督抽查，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严格出厂检验。加快实施食品包装材料、食品添加剂等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许可、强制检验等市场准入制度及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备案制度。进一步完善区域监管责任制，实现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理。 (七)深入开展食品执法打假工作。大力整顿食品小作坊的安全卫生。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查要覆盖60种以上食品，全国重点监督抽查的食品不少于6类。规范食品标签标志，加强对非食品用原料的风险监测，严厉打击使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违法行为。继续实施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程。推动食品标准建设，提高企业标准化意识。 四、进一步整治和规范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 (八)严格食品经营主体市场准入。要严把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准入关，始终坚持先证后照，坚决依法取缔无照经营。对涉及食品生产、销售的企业和个体商户的经营资格进行全面清理。主要内容包括证照是否齐全有效、经营事项与登记事项是否一致、年检和验照是否通过等。 (九)加强市场食品质量监管。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准入体系，逐步扩大对食品的日常监测和快速检测的覆盖面，配备食品快速检测设备，完善食品安全监测数据直报点制度；加强食品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开展重点区域、经营者自律承诺和节日食品市场等专项执法检查，依法查办食品违法案件。加强对食品退市的监管。 (十)继续推进“三绿”工程，确保上市销售食品的渠道正、品质好、手续全。加强对生猪屠宰行为的监管，对全国屠宰企业进行清理整顿，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和制售注水肉、病害肉等不法行为。开展酒类市场专项整治。 五、加强食品卫生许可和监督 (十一)继续推进“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贯彻实施《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严格食品生产经营和餐饮单位卫生许可方面的规范和要求，加大食品卫生监督抽检力度，加强对儿童食品、保健食品和餐饮业的卫生监督检查。 (十二)开展卫生许可专项整治。严格卫生许可证的发放审核和监督。在2006年8月底前，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瓶(桶)装水、膨化食品、食用植物油等生产企业和学生营养餐配送单位的卫生许可情况开展专项整治，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依法予以查处。 (十三)开展农村食品卫生专项整治。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和餐饮单位的食品卫生监督检查，严厉查处无卫生许可证生产、经营食品和餐饮服务的违法行为。 六、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十四)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工作。启动国家、省、市、县4级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和重点企业的食品安全信息监测网络建设。继续开展乳品、猪肉、香精香料、甜味剂、化妆品等五个颇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结合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的重点品种和环节，选择重大危害因素开展食品安全调查与评价工作。 (十五)健全食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全面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系统，完善事故处理机制。相关部门要确定各级事故应急责任人，严格执行应急预案规定的各项措施，对延误事故处理时机、行政不作为等行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积极组织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建立和完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回访督查制度。 (十六)加强对食品安全隐患和危害因素的监督检查。选择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品种，总结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规律，建立健全危害因素监控操作规范，提高预防控制能力，对食品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加大监察力度。加大查办食品违法案件力度，尤其要抓好对大案要案的督办和查处，建立健全重大食品违法案件逐级报告制度和案件协查与协作机制。 七、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十七)全面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和责权一致、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落实到位的原则，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具体任务和工作目标逐级分解落实，逐级考核，确保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十八)加快长效机制建设。积极配合推进《食品卫生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立法工作。继续做好食品安全信用体系试点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综合评价标准体系，推动各地深入开展食品安全综合评价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展试点，探索综合监督与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销地与产地全链条监管、中心城市与生产基地共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新路子。 (十九)加强宣传报道，正确引导消费。制定食品安全知识普及五年纲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公众食品安全意识，增强辨别能力。注重宣传各类放心食品，正确引导消费。建立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发布食品安全信息。三、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