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原商务部规划财务司资产基建处副处长王某，女，37岁。1999年7月，她在担任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计划财务司综合制度处主任科员期间，利用为本单位职工购买住房，参与房源联系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北京颐安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给的人民币10万元。 2006年4月27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年。 2．温某1956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1984年从北京金融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工作。1997年升任北京农行下属的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8年又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处长。 1999年初，在北京农行与某公司签订一份合同后不久，他向这家公司的老总索要这个项目利润的2/3。无奈之下，那位经理只好乖乖拿出了他们2/3的利润，一张40万元的转账支票顺利地转入温某侄子开设的账户中。 2003年6月～2004年6月期间，温某在采购ATM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 6年下来，温某共索取商业贿赂款1 073万余元、贪污公款432万余元。涉案金额竟然达1 505万余元! 2004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接到一封举报信，举报温某用巨资购头建外 SOHO的商品房，其支出明显超过了合法收入。2004年7月24日，温某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 法院认定的温某收受商业贿赂事实主要是：1999年2月～2004年2月期间，温某利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息电脑中心主任、总经理、科技处处长及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负责主管本单位电子化设备及软件采购、审核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向4家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索取款项共计人民币1 073万余元。 2005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温某贪污、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温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成为北京市司法机关重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 3．原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出口贸易部器械科科长芦某，39岁，在办理业务中，4次收受上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齿科材料厂的业务回扣款16.9万余元，27日被崇文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4．据顺平县检察院查证，顺平县医院2003年9月～2005年4月的十几万张处方中，药商共推销回扣药品20多种，拿回扣的涉案医生71人，90%有处方权的医生甚至一些骨干科室的医生参与其中，涉案金额达20多万元。 2004年12月28日，顺平县检察院就此案向顺平县法院提起公诉，杨某等4名药商在推销药品过程中，采用向有处方权的医生提取回扣的方法，向医生行贿数额较大，以行贿罪被起诉；姚某等6名医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药商药品回扣，数额较大，以受贿罪被起诉。 法院审理查明，在2003年9月～2005年5月，保定市一家医药公司新药部经理杨某、业务员张某和石家庄一家医药公司业务员张某等4人，在向顺平县医院推销依龙、舒血宁、醒脑注射液、阿奇霉素等药品过程中，给该院内二科主任马某、副主任王某等6名医生分别支付了回扣，金额从7 029元～9 978元不等。 2005年1月17日，顺平县法院对顺平县医生集体收受药品回扣案作出一审判决，包括内二科主任在内的6名骨干医生被判犯有受贿罪。由于这6名医生的受贿金额均不足 10 000元，且案发后退赃积极，因此免予刑事处分。同时，顺平县法院认定本案件中的4名药品推销人员均构成行贿罪，也被免予刑事处分。 5．在顺平县医院吃回扣这起案件中，包括内二科主任在内的6名骨干医生被判犯有受贿罪。一些医生认为，开处方吃回扣是个普遍现象，况且平均每个医生的涉案金额很小，与大医院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因此，有的医生并不服气。据负责该案的顺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介绍，其中有些医生认为自己．不是公职人员，收受回扣不是犯罪，因此要提起上诉，以洗清“受贿罪”的罪名。许多医务工作者认为，这一行为承受的应该是道德谴责和经济惩罚，而不应该是法律惩罚。 6．据了解，2004年，浙江瑞安市人民医院56名医生收取了医药代表共计110多万元的回扣被检察院查处。案发后，这家医院几名受贿几万元的行政干部被依法判刑，但是受贿数10万元的医生却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只受到了行政处罚。 7．一位从事了30多年医疗工作的医院院长说，在药品的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存在着太多黑幕。只要换一个名字，一些厂商就敢把药卖出成本价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虚高价格。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6角钱，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元～600元一支；几元钱的氟哌酸成分不变，换个包装就变成了100多元一盒的新药。 8．据了解，同是新药审批，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 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这一数字差异，反映出二者对新药认定和新药审批权力的根本差异。由于新药审批权力被滥用，药价扭曲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治，而且使得医患之间的信息更加不对称，成为药企借机牟取暴利的机会。 9．2001年11月，朱某某在担任区科技创业园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技术部负责人期，可，利用主管工程招标的职务之便，“帮助”成都市某建筑工程公司项目经理冯某，得到“感谢费”40万元。朱某某在任锦江区“三办”(住房困难办公室、住房制度改革资金办公室、危房改造办公室)主任期间，伙同他人将“三办”公款260万元套出私分，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0．2003．年3月，邱某在采购医疗设备过程中，收受某医疗设备公司贿赂3万美元，被乐山市中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1年～2004年，康某在采购设备过程中，收受 3家公司贿赂19万元，美元2 000元，被乐山市中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11．1999年～2004年间，李某在医院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多次接受供货商贿赂120多万元。2006年3月，李某被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 12．2000年～2004年，泸州火炬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工程师苏某，在任公司某工程指挥部特种设备处负责人期间，收受供货商贿赂39万余元，美元2 000元；该公司法律顾问处原处长易某，收受供货商和废旧设备经营者贿赂12万元。2005年底，苏某、易某分别被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5年。 13．张某在任东区副区长、区长和市国土局局长期间，为某建筑公司包工头王某某办理工程手续和某公司在返还土地出让金、建设用地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忙”，先后7次收受某建筑公司包工头王某8万元，收受两公司“好处费”7万元，还存在其他一些经济问题。 2005年8月，张某被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 14．调查统计表明，有72.72%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很普遍，20.98%的人认为比较普遍，只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不普遍。当被问及在做生意时是否会选择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行销手段时，76.64%的被调查者选择会，只有20.56%的人选择不会。当被问及在中国做生意，如果不行贿、不请客送礼，生意是否能做好时，9.79%的人认为能做好，72.03%认为做不好、只能勉强维持， 18.18%认为肯定要做垮。 15．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当前，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政府都在紧锣密鼓地布置治理商业贿赂行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商业反腐风暴正在酝酿。 2006年春节刚过，中国发出丁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的最强音，将治理商业贿赂摆到今年反腐工作特别突出的位置。中共中央纪委发出的《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要求各行政执法部门，对本部门、本单位主管(监管)行业、领域和单位的商业贿赂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治理方案。 16．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年以来，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商业零售、建筑、旅游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1.5万多件，案值57.5亿元，罚没款9.1亿元。其中，仅2005年就查处了2 400多件商业贿赂案件，案值9亿多元，罚没款1.9亿多元。在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7亿多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 17．由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其成员也由原来的18个部委扩充到22个部委，包括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13个部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审计署等部门。治理商业贿赂行为的重点确定为6大领域：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 18．此次治理商业贿赂，也是中国进行联合执法的一次积极探索。由于中国现有的法律不完善，使行政执法部门很难找到企业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导致一些涉案企业轻易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因此，在“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的22个成员中，不但有行政、执法部门，而且有司法部门，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有助于建立部门合作长效机制的探讨。 19．全国工商系统将进一步健全“经济户口”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包括是否有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有商业贿赂行为的企业信用档案，引导经营者完善自律机制；健全政府投资监管、国有资产监管等制度；加快统一市场体系建设，打破市场垄断、行政壁垒和地区封锁。据了解，国家工商总局将编印治理商业贿赂行政执法手册，下发各地。 20．2006年4月6日，山东省工商局公开向社会曝光了10起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其中6起为医院商业贿赂案件，包括青岛某医院收受商业贿赂案、淄博市某医院商业贿赂案、临沂市某经贸公司商业贿赂案、聊城市某评估中心商业贿赂案、聊城某书店商业贿赂案等。 21．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006年6月29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修正案同时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修正案还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2．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透露，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确定对10件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大案和涉及厅级以上干部的要案作为检察机关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挂牌督办的第一批案件，此后还将继续选择重大、典型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分批进行挂牌督办。同时，要求各省级检察院分别确定一批重大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进行督办。 记者从2006年4月25日在沈阳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会议上获悉，对有重大影响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上级检察院将挂牌督办，承办单位要落实办案责任制，确保挂牌督办案件得到有力查处。 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强化侦查组织指挥，上下左右协同作战，充分发挥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实战功能，对于涉及多个地区或单位的重大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上级检察院要统一组织指挥查办；对于下级检察院自行查办有困难的案件，上级检察院要采取督办、参办、提办、交办、指定异地办理等方式，帮助排除干扰阻力，确保办案工作顺利开展。 23．人民群众向公安机关举报商业贿赂犯罪线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进行举报：一是直接到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举报；二是到各级公安机关信访部门举报；三是通过公安机关公布的举报电话、传真、网站举报。 24．公安部2006年6月15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某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线索和大要案件，采取有力措施，攻坚克难，迅速掀起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的高潮。 该局长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充分认识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坚决遏止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逐步规范市场秩序为主要目标，以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出版发行、电信、电力、质检、环保等领域和行业的重大商业贿赂案件为重点，采取有力措施，组织精干力量，力争在短期内全力攻克一批案情复杂、情节严重、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的大要案件，推动专项工作的全面展开。他还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要准确把握政策，严格依法办案；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和相关警种间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充分履行服务、参谋职能，积极推进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建设；同时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大力推进公安队伍廉政建设。 25．今年1月～5月，武汉市检察机关已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70件，涉嫌犯罪金额1 300余万元。据了解，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以图书购销和医药卫生等领域为“重灾区”。截至目前，高校和教育部门在图书购销过程中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已立案侦查52件，其中10万元以上大案25件，涉嫌犯罪金额有810余万元，这些案件涉及到13所高校、 4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有52名干部落马。 26．阿勒泰地区药监局自2006年6月6日起，组织骨干力量深入企业和系统内部开展“三查”活动，掌握情况，统一思想，为下一步整改工作提供真实依据。一查思想，查本系统干部和企业干部职工对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是否到位；二查行为，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是否存在给予、收受回扣和假借劳务费、信息费、顾问费、服务费、赞助费、外出考察等各种名义违反规定、违反职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行为，查本系统实施行政许可、稽查处罚等是否放松监管、降低标准条件；三查制度，查企业在经营、财务、购销等内部管理机制是否健全，有无“小金库”、账外账、账外物等，系统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是否完善和规范等问题。 通过检查，辖区内两家批发企业向长期与其有药品购销业务往来的医疗机构分别以赞助费的名义给予3 000元和5000元。经调查，两个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所指的商业贿赂行为。按照查办案件的要求移交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查处，分别给予了20 000元处罚。该局针对查出的问题责令两家企业立即整改，提出整改措施，建立并完善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和自律机制，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的行为，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27．自2006年治理商业贿赂以来，目前乌鲁木齐市检察机关已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47件47人。其中医疗卫生系统商业贿赂案件28件28人；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 19件19人，共涉及金额200余万元。 另据市工商局今年第一季度统计显示，乌鲁木齐市工商系统共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15件，涉及金额约1 400万元，共给予经济处罚13万余元，主要是在商业活动中收受回扣行为。 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殷某说，乌鲁木齐市治理商业贿赂尽管开局良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目前对商业活动和交易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主要依靠知情人的举报这一单一渠道；各部门、各单位工作开展不平衡。 28．原北京市电讯工具厂厂长袁某，51岁。1999年1月，在负责本单位与北京住总正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发位于丰台区东铁匠营横一条24号厂区的过程中，收受北京住总正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27日，丰台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10年。 29．2006年以来，云南省加大力度治理商业贿赂。到目前为止，全省共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73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7人。 云南省副省长、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组长程某透露，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包括三项主要任务：开展不正当交易行为自纠自查、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和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云南省要用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完成自查自纠工作。在各地各部门积极努力下，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省共排查各类案件线索272件，受理举报投诉107件，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73件。 30．从山东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获悉，截至4月底，山东省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239件、251人。 据统计，在239件涉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县处级以上人员36人，占立案总人数的14.3%。 31．记者日前从海南省检察院获悉，去年以来，该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51件58人，占贿赂案件总人数的72.5%，其中，2006年前5个月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9件22人。 32．王某在1997年～2005年担任阜南县柴集镇党委书记、阜南县教委主任和阜南县扶贫开发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索要、收受他人贿赂，在单位经济往来中收受回扣，共计人民币21万余元、美元200元，并为谋取单位利益向扶贫项目实施单位索取人民币27万余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单位受贿罪。日前受到应有的惩罚。 33．商业贿赂集中在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建筑和资源开发等基本上涉及了所有公众利益的行业。商业贿赂不仅损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的商业秩序，而且更为长久地损害了中国的社会道德。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损害的是中国的政府形象和政治道德；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损害的是公共服务系统的减信道德；建筑和产权交易行业的商业贿赂损害的是公平、公正的商业道德。商业贿赂从根本上扭曲了公平竞争的规则，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破坏了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使诚信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是社会法治与正义公平的大敌。 34．有关人士指出，治理商业贿赂，板子还是要打在“权”上。行政主管部门要先认真查一查自身的问题，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金融监管体制，健全政府投资监管、国有资产监管等方面，解决权力寻租问题；再填补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漏洞，完善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和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加快建立适合国情的企业和个人信用制度等，确定如何管好“职位寻租”行为。 35．一些常规的贿赂行为非常容易被查处，难以查处的是那些不易直接取证或者难以界定的商业贿赂，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业贿赂一般都采用“一对一”的交易形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由于行为双方多采取“一对一”方式进行，作案时一般没有第三方在场；由于双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往往共同隐瞒相关情况，因此隐瞒性较强；不仅几乎所有操作都是秘密进行，而且为“贿赂”披上了合法“商业”外衣，很难被发现和取证。 其次，政府官员如果直接进行以权谋私，发生的商业贿赂比较容易界定和查处，但是许多变相的商业贿赂却难以发现。例如一些官员的家属本身就在经商，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一些企业或者部门进行关照，而那些企业或者部门则向官员的家属提供商业交易的机会。 再次，在有些情况下，商业贿赂并不是直接贿赂个人，而是某一个集体。例如，高校采购教材时，经销商往往会将折扣给教材科，教材科当然优先采购折扣高的教材。这部分折扣往往没有进入学校的账户，而是成为科室的小金库。小金库和商业贿赂一样损害了市场公平性。 36．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商业贿赂早已成为业界心照不宣的竞争“潜在规则”，而现实中，面对这样的“潜在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屈从“潜在规则”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 一个时期以来，商业贿赂被社会认同为许多行业市场行销的“潜在规则”，导致对商业贿赂认知的模糊。许多人认为，做生意给回扣是行规，不可能触犯法律。在商业活动中，人们对于收受回扣、佣金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缺乏守法意识。对商业贿赂还停留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负面经济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对商业贿赂的危害却熟视无睹。 37．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6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被确定为中国重点治理商业贿赂的对象。这些领域都是垄断性很强的领域。买方和卖方之间不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某一方处于垄断地位，而另外一方没有谈判的筹码。

二、给定资料 1．沱沱河沿，“万里长江第一镇”。在这里，“第一”还有很多：万里长江第一桥、万里长江第一小学……正当沱沱河沿接受并熟悉这些个“第一”的时候，一项新的第一却被加冠她的身上——万里长江第一污染源。 沱沱河沿的一些店铺门前已经积起了水，烟盒、破鞋、塑料袋，漂在水中，沉人烂泥；雁石坪的情况更糟糕，垃圾被居民，还有环卫部门直接倒进了布曲河。 沱沱河大桥西头，一个大坑成了小镇居民“约定俗成”的垃圾站。只要稍微一走近，就让人不自觉地加快脚步，那个臭具有超凡的杀伤力。臭味很大部分来自大坑边一个没有蓄粪池的旱厕。其实，在沱沱河沿，还有雁石坪，绝大多数旱厕没有蓄粪池。 “约定俗成”的垃圾站在沱沱河沿还有几个。在一些地方，说居民直接把垃圾倒进沱沱河，一点都不为过。这些垃圾除了300多沱沱河沿居民的生活垃圾，还有一部分是过路的人和车带来的。应该说，遍地垃圾不可怕，可怕的是遍地垃圾让常住和路过的人们把制造垃圾当成了习以为常。 2．2007年9月15日，广州番禺区大石街大维村一家名为利昌鞋业有限公司的鞋厂，因为锅炉房外的输油管道发生断裂致使约2吨重油泄漏，致使大维村两条河涌受到污染。 “重油”是非常规石油的统称，包括重质油、高粘油、油砂、天然沥青和油母页岩等。重油又称燃料油，呈暗黑色液体，主要是以原油加工过程中的常压油、减压渣油、裂化渣油、裂化柴油和催化柴油等为原料混合而成。按照国际公约的分类方法，重油叫做可持久性油类，比较黏稠，难挥发。 记者从番禺区环保局和大石镇街道办事处了解到，造成大维村河涌污染的重油是从该村一家名叫利昌鞋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排放出来的，造成大维村两条河涌遭受污染。 根据环保部门统计数据，此次泄漏出来的重油约为2吨。番禺区环保局表示，环保部门已经完成有关事故的取证工作，按照法律法规，“肇事单位将被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 3．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今年从5月初到7月底，集中3个月的时间组织了8次记者团或记者小组，对8个盛30个地市节能减排工作进行了集中采访、专题采访或明察暗访，写成《2007年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推行节能减排”采访活动情况报告》，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报告说，记者团把沱江、岷江、淮河、湘江、渭河、汉江流域污染防治作为采访的重点。通过采访了解到，目前，除汉江水质继续保持在Ⅱ—Ⅲ类外，其他流域水环境状况还是令人担忧的。 沱江有5个断面水质基本为Ⅳ类，岷江有3个断面水质基本为Ⅳ或V类，超标污染物主要为溶解氧和氨氮。在淮河流域河南段，氨氮一直超标，属于劣V类水质。记者团在河南省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和企业对氨氮减排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处理技术和监测手段还跟不上。 湖南湘江既作为沿江城市饮用水源和工农业生产用水，又是纳污河。该流域集中了全省 70%的生产总值，全省大部分大、中型企业都分布在湘江流域。据有关数据统计，每年湘江都要接纳全省逾60%的工业废水。湘江不仅受镉的污染，同时还受到其他很多重金属的严重污染，如砷、汞、六价铬等。5月26日凌晨，记者团在长沙市黑石渡暗访时发现，浏阳河岸边有企业排污管向河内偷排超标污水，周边有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排浏阳河。 陕西渭河水质依然严重。去年13个临测断面中，76.9%断面超过水域功能标准，有9个断面为劣V类。西安市长安区王寺镇太平河是渭河一条支流，记者团在7月17日清晨暗访时发现，太平河周边一些造纸厂仍然在向河道偷排超标污水。 报告还指出，目前各地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低。一是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和污水收集率不高。据四川省建设厅有关通报，该省32个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中，目前正常运行的有12家，运行存在问题的有20家。岷江、沱江、嘉陵江三江流域的14个城市中，目前污水收集率已达到年度目标的城市有6个，未达到的有8个。主要问题是配套管网建设滞后、大部分污水处理厂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低等。二是污水处理厂进水冲击负荷超过设计能力，对污水处理厂运行安全和有效治污都可能产生影响。三是不能完全实现达标排放。记者团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也在超标排放。四是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到去年年底，湖南省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仅为17%，远低于全国47%的水平。 4．南水北调工程的调水水质正面临着被污染的威胁，必须引起足够警惕。检查组在江苏省徐州市看到，徐州市三分之一的污水经奎河污水处理厂达标处理后，排人发源于本地的奎河，但徐州市铜山县还有3家造纸企业向奎河排污，致使奎河由江苏进入安徽的省界断面水质污染严重。 按照治污规划的要求，徐州市另外三分之二的污水需要经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入不牢河和房亭河，通过截污工程导入同为淮河支流的新沂河人海。但是，徐州的截污导流工程至今没有完成规划批复，工程还没有实施。据反映，扬州、淮安和宿迁的截污导流工程规划同样因意见不一致至今未批，新的方案也未确定，导致大量污水进入南水北调输水干线。山东省济宁市南四湖是南水北调东线的重要调蓄湖泊，检查发现其水污染治理同样也存在滞后问题。 5．我国目前地下水超采区的面积在逐步扩大，从上世纪80年代的8.7万平方公里，已经扩大到了现在的19万平方公里；日前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超采问题比较突出。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水资源较为短缺的地区之“，过去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地下水位逐年降低。目前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超采问题比较突出。水利部出台了加强地下水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一系列政策，开展了地下水保护行动，积极地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的治理，全国已经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了地下水超采区，公布了地下水禁采和限采的范围，实施了大规模的地下水超采区的治理，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江苏的苏锡常地区通过近5年的综合治理，实现了地下水全面禁采，而且这几年地下水在逐步回升。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地下水超采治理也在稳步推进，包括济南市，现在趵突泉都重新喷涌了。 水利部长陈雷表示，下一步政府将要采取以下措施遏制地下水超采：一是进一步完善地下水的管理法规和制度；二是编制地下水开发和利用保护规划，合理地配置水资源；三是结合南水北调工程，合理配置受水区的水资源，加大地下水的压采和限采；四是加强动态水的监测，加强管理；五是大力实施涵养地表水和防止地下水污染的措施，加大雨洪资源的利用和人工工程来逐步改善地下水的利用。 6．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对江河湖海实施休养生息的条件，并将采取更严格的措施让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在2007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表示，我国的江河湖海已不堪重负，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周生贤表示，让江河湖海休养生息，是在水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对“先污染后治理”传统治污模式的反思和调整，是在总结发达国家水环境治理经验、借鉴社会治理实践、充分尊重江河湖海自然演替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治理思路和对策。通过给予江河湖海人文关怀，恢复其生态系统和良性循环，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环境基础。 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对江河湖海实施休养生息的条件。周生贤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0.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财政收入3.93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太湖流域人均GDP已达到6000美元以上，具备了实行休养生息的经济实力。 让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国家将严格6项政策措施：提高环境准人“门槛”，凡是向水体排放汞、镉、六价铬等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项目，要一律停批；严格钢铁、化工、石化、造纸、酿造、印染等行业准入条件；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等12个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加大重点下业污染源的治理力度；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7．水污染防治法自1996年修正施行以来，对控制和减轻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健康，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水体污染相当严重。据环保总局监测，2005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劣V类水质，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 ——部分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加剧了水污染的恶化趋势。根据最新《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淮河开发利用率为53%，辽河开发利用率为66%、海河开发利用率为100%，导致这些河流枯水期基本没有生态流量，大大降低了流域水体的自净能力。 ——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存在极大隐患。据环保总局最新调查数据，全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的222个饮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质达标率仅为72%，不少地区的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有的城市没有备用水源，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存在安全问题。 ——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据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事故1406起，其中水污染事故693起，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49.2%。 ——守法成本较高，违法成本较低。水污染防治工作发展的新形势，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 为此，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还应从六方面修改完善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一)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的水污染防治责任。(二)扩大对污染源的监管范围。(三)增加对农村面源污染的控制措施。(四)增加鼓励措施。(五)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六)建议完善污染损害的司法救济，切实提高违法成本。 8．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高污染企业向中四部、特别是农村转移，农业受污状况日趋严重。在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中，常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致富途径，但又缺乏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致使废水、抛弃物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业园在农村兴建，更是加剧厂垃圾、废水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废水中的铅、镉等重金属流经菜地，进入蔬菜经脉，人体食用后危害很大。 除了废弃物污染外，过度使用农药后，残留在蔬菜上的化学农药更像对人体的“定时炸弹”。据一项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农药中毒的人数在5万人次。 专家建言，中国70%的人口住在农村，建设新农村要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当务之急要尽快加大对农村环保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管理，同时在国家层面尽早制定出城乡统筹的《全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规划》，对垃圾、生活污水、农药化肥的使用综合处理。 来自农业部的专家还提出，不少污染来自工业，农村要结合各地特色，重点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先导的新型高效农业工业化产业，对资源进行再利用，减少对工业制造的过分依赖。 9．环境污染，从区域来说，是地方政府来把关(一些公共的环境责任，尤其需要政府来出面兑现，比如城市垃圾问题、城市污水问题)；从点源来说，不外乎需要改善企业和个人。企业是物质流的制造者和流通者，也是物质的消费大户。个人每天的消费也无时不刻在污染着环境、消耗着资源。企业是社会经济构建的主体，因此，环境经济体系，让经济全面与环境关联起来，显然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企业要生存，能够控制其“七寸”的，不外乎银行、工商、税务、发展等要害部门。因此，国家环保总局认为，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这一步先从“绿色信贷”开始。2007年7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当时的新闻里说：“继绿色信贷之后，环保总局还将联合财政部、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就绿色财税、绿色保险、绿色证券进行政策研究与试验，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看得出来，我国政府已经下了决心，要从源头上控制生态伤害的持续和放大；显然，我国政府已经下厂决心，不再默许和纵容各类生态伤害行为。 10．近年来，洞庭湖区造纸企业已不断增至236家，一亿多吨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造成洞庭湖水质污染日趋加重，已经严重危害到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从去年开始．湖南省委省政府下决心整治洞庭湖区造纸企业排污问题。目前，洞庭湖区已有234家造纸企业被关闭，洞庭湖水质已经初步好转。 人们在为这种变化高兴的同时，也保持着谨慎的乐观，毕竟下一步如何巩固成果、遏制反弹，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比如堆积如山的芦苇怎么办?企业关停以后职工怎么办?依靠这些企业的县乡财政怎么办?造纸也是洞庭湖区的传统产业，因为传统大家习惯性的不能或者不愿动大手术，所以才会关了开，开了再关，污染得不到根本的遏制。这次综合治污当地政府和百姓付出如此大的努力和代价，不论是住在洞庭湖边的百姓，还是四面八方关心洞庭湖的人都盼望着湖南能够借助这次大手术优化湖区产业结构，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遏制污染企业反弹，找到环洞庭湖水清的治本之策。 2007年9月12日，北京市丰台区有关部门在宛平城举办永定河治洪展，向市民展示介绍数百年来永定河与北京休戚相关的历史。有关负责人表示，永定河卢沟桥以上河段即将在年内进行大规模综合治理，卢沟桥段目前已经具备基本的蓄水能力。目前卢沟桥河段已经修建了一座橡胶坝，蓄水后水深可达到两米，卢沟桥附近的河道底部已进行了防渗处理，保持桥下长期有水的景观问题不大，恢复“卢沟晓月”的初步条件已具备，未来碧波荡漾的美景再现将可以使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11．据环保总局监测，2005年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2006年的调查显示，全国2/3的城市地下水水质下降，数以千计的供水井报废。 地下水污染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因为地下水污染不同于地表水，一旦污染物进入合水层，极难治理。地下水污染现在几乎没有治理的可能性，因为治理地下水污染的费用谁也承担不起。财大气粗的日本早在上个世纪就对地下水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治理被污染的地下水需要耗资800万亿美元!日本只能扼腕叹息。我国外汇储备现在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余额上半年也才达到1.33万亿美元，治理被污染地下水的费用我们更承担不起啊! 除了金钱成本，还有一个时间成本。地下水埋藏在地下一定深度内，缺氧、温度低、无光照、流动缓慢、水交替周期长，一旦受到污染，污染物、水和介质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很复杂。即使经济上承担得起治污成本，清除污染源也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 我国地下水污染正在扩大，呈现出由点向面演化、由东部向西部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局部向区域扩散的趋势；污染物组分则由无机向有机发展，危害程度日趋严重；地下水污染面积不断扩大，污染程度不断加重。 地下水污染给人的健康带来可怕灾难。1999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了我国东部典型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试点项目，评估结果令专家们震惊——微量有机污染物普遍检出，致癌、致畸变、致突变的“三致”物质不同程度检出，地下水污染呈区域性发展趋势。而目前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地下水已经化验出100多种污染物，其中不少是众所周知的“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物质。 但是，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以北京为例，过去，仅在北京二、三环以外，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曾高达4000多个。这些垃圾堆陆续被改造或者被埋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垃圾填埋场竟然都没有做防渗处理，而是直接掩埋，且是混和填埋，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危险废弃物全部就地掩埋。这些垃圾里的有毒有害物质经雨水的作用，陆续渗透到地下水中，造成地下水污染。 至于生产、生活中的污染更是司空见惯。比如，我国每年有4000余万吨的化肥和40余万吨的农药被洒进农田，相当一部分却不能被农作物吸收，而是进入土壤，渗透到地下水。在我国目前的用水结构中，地下水占据了全国总供水量的1/5，倘若地下水污染，不仅可能加剧我国用水的紧张状况，也将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致命性伤害。 地下水污染后再治理，是不可行的，连日本那样的国家还不能承受治污之重，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因此，首先应该预防地下水污染，预防是保护地下水资源的最有效措施，也几乎是惟一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为了保护水资源，他们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比如，1972年通过的《洁净水法》、1987年的《水质量法》、1991年的《国家监测系统》等等。除了法律，美国在一些具体的保护水资源的措施方面也规定得非常具体。以水井为例，美国要求水井必须离开化粪池系统、动物饲养场和地下储物罐等污染源若干英尺，水井的拥有者必须在井口周围保持一个50英尺的清洁区，让所有有害物质远离水井等等。 地下水的保护比地表水的保护更为重要，在许多城市在掩埋垃圾的时候仍不做防渗处理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保护水资源的形势是何等严峻! 12．治污是持久战，也是拉锯战。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风暴”都是有成效的，比不刮“风暴”大不一样，起码引起某些人的关注和戒备。告别“风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应该酝酿新的更大的“风暴”，在环保的高压下，让那些违法者没有藏身之地。在环保复位的过程中，“风暴”是必需的，因为它的强势，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环保的权威。 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需要环保法律、制度的健全之外，在根本上还需要一种环境文化的构建。绿色消费文化就是环保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绿色消费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以节能、环保为出发点来决定消费的取向，进而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行为。尽管我国已颁布实施了多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具体的环境标准，但由于缺乏一种绿色消费文化与之匹配，使得绿色产品的生产还不够普遍，商家重效益轻环保的行为得到的是追捧而不是批判，这样一来，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屡禁不止并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为了保护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我们必须大力普及绿色消费文化．在广大消费者心里形成以消费环保产品为荣、以使用非环保的产品为耻的消费观念，并且要逐步把绿色消费观念逐步导人到生产领域，提高商家的环保责任感。呼吁每一位消费者以绿色消费为己任，用正确的需求取向，对生产者和经营者产生良性的利益导向。从而有效促进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给定资料 1．今年53岁的平顶山市民王增兰自筹资金30万元，在市区湛河堤上修建一个以雕塑作品为主题的公益游园，连日来引来了不少市民参观。 8月12日下午，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整个游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东边的“动物园”已完工，绿油油的草地上优雅的梅花鹿在散步、山顶上雄鹰在展翅欲飞；游园南边约两米宽的水泥路南侧是一排造型别致的休闲椅、休闲亭，十几个市民正悠闲地坐在休闲椅上欣赏风景。北侧是几个雕有龙风、人物等图案的柱子和小型人物雕塑；西边正在建设的是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大树雕塑。王增兰说，树雕建成后，树的四周是喷泉，树上有活泼可爱的小猴、窃窃私语的小鸟等雕塑。 “建公益游园的想法有好多年了。我希望建一个游园，能够集中展示一下自己的雕塑作品，但是场地不好找。”王增兰说，他家住湛河区九里山街道芦铁庄村，自幼喜欢雕塑，为了提高水平， 1996年，已经42岁的他曾到浙江省的一个雕塑工艺厂拜师学艺一年多，学会了仿青铜、仿玉等工艺品的制作。回到平顶山后，他一直从事工艺品制作销售，还免费培训了20多名残疾人和下岗工人。因为场地不好找，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去年10月，他发现现在修建游园的地方因为原有建筑被拆除，与周围优美的环境很不和谐，就找到湛河公园领导，提出自费在此建一个公益游园。 湛河公园上报市园林处批准后，同意王增兰自费修建。 去年11月初，王增兰开始请施工认进行施工。“这些雕塑都是我自己刻的，一块模具的图案大约要用一星期的时间，光雕塑模具的制作就花费了4个多月的时间。”王增兰说，起初他以为投资10多万元就行了，干起来才发现远没想得那么简单。由于工艺上精益求精，花费持续增加。目前，他已投入20多万元，整个工程8月底完工，投资可能要达到30万元。 据湛河公园负责人介绍，王增兰是平顶山市第一位投资建设公共游园的市民。 2．公开资料显示，在常州仅有3家慈善组织。即常州慈善总会、常州红十字会、常州见义勇为基金会。除见义勇为基金会之外，同一城市的两家不同慈善组织，在运行发展、善款筹集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一年之内募款超过10亿元；另外一个提到筹款，却只能想到2005年海啸时的捐赠，这就是常州的红十字会。 常州红十字会副会长孙育林对《公益时报》说，现有专职工作人员7人。每年比较固定的活动，包括5月8日红十字日做一些宣传活动，春节慰问精神病院、福利院、麻风病院的病人。救助白血病儿童是常州红十字会一项较大的活动，但每年仅能救助儿童十几个人，救助款仅为几万元。此外，在一些自然灾害爆发时，会发出救灾募捐通知，但很少收到捐款。 当记者请孙育林介绍一些红十字会募款情况时，“印度海啸时，红会募集了大概二三百万元。”这位副会长想了许久，能想起来的捐赠似乎只有2005年初的印度洋海啸时接受的捐款。 孙育林坦言，与慈善总会相比，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很少，“企业都向慈善总会捐款了，对红十字会的关注不够。” 同一个城市，不同的慈善组织，存在如此大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与现任市委书记担任名誉会长，市长担任会长，由分管慈善工作的民政局副局长担任秘书长的慈善总会相比，红十字会的人员组成，在募款动员方面，显然不占优势。常州红十字会是当地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不然连日常运行都很难维持。 据孙育林介绍，红十字会曾想过成立一个基金会，但募集资金难度很大，而且现在各个县市区都有慈善总会，企业愿意把资金捐给慈善总会，只用利息这一块。而红十字会则要求资金全部到位，这样使得募捐成为了绝对难题。 3．对公益性要求较高的学生食堂、公寓、水电等后勤服务项目，不得交予非法人单位承包经营。福建省教育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高校确保后勤服务管理规范、经营安全。 通知表示，学校后勤管理部门不直接从事服务经营活动，原则上要与后勤服务实体分离。各高校要结合实际，分领域、有计划地引进社会企业参与高校后勤服务，形成公开准入、公平竞争、奖优汰劣的竞争环境，并鼓励有优势的后勤服务实体跨校托管、承包相应的后勤服务项目。 针对市场价格波动，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对学生食堂等学生生活项目“零租赁、公益补贴”的政策，发挥校内优惠补贴政策的杠杆作用，以价格稳定期补贴价格波动期，以营利性项目补贴非营利性的项目，缓冲市场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直接关系师生基本生活保障的服务价格变动应经后勤管理部门审核。 4．53岁的李科义是个陕北汉子，浑身上下都透着陕北的黄土味儿。他从小家境贫困，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帮家里干活。为了生计，他种地、卖药材、卖木材、跑车拉货……1988年，他进入建筑业，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已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了。 富起来的李科义没有忘记乡亲们。他经常说，“只要有多一点钱，就一定要把钱投入社会。和谐社会，应该是共同富裕的社会。” 在李科义的家乡周湾镇杨家湾村，以前通往镇里的是一条一米多宽的土路，农民们赶着毛驴，拉着架子车，要走上十五六公里才能到镇上卖粮。逢到下雨天，土路变泥路，农民只能守着粮食望“路”兴叹。 1998年，李科义的事业发展壮大，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乡修路。“咱自己不困难了，但咱了解农民的难处。”他出资3万元，不到20天就修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路，过去一辆架子车一趟只能拉500斤粮食，得花个把月才能把全部粮食拉完。现在汽车一趟就能装下一两万斤粮食，大大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李科义曾出资修建希望小学，并多次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杨家湾村村民付佐萍的丈夫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里还有3个上学的孩子，一家人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3年前，付佐萍的大儿子考上大学，家里却无力供养，走投无路的付佐萍辗转找到李科义，没想到他当时就答应下来。现在，付佐萍的大儿子每年都可以从李科义那里领到几千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付家的老二、老三也得到了李科义的承诺：“只要你们能考得上，我就能供得起!所有费用我来出。” 2005年，吴旗县成立慈善协会，李科义首先捐款5万元。 今年7月，延安市举办“慈善奖”评选活动，李科义是候选人之一。他说，是不是“十大慈善人物”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慈善事业发展做贡献。 5．不过，政府难以对民间收养行为进行监督。鄂州市民政局福事科副科长万守凡说，他们没有执法权，无法对何本英的行为进行干涉。 在鄂州市民政局一些人士眼里，2005年以前，何本英是一名爱心人士。不过，要钱让她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福利项目的实施，引发了民政局与何本英的对立。 2006年5月，鄂州市民政局开始实施“明天计划”，专门给残疾孤儿免费治病。得知何本英家中有一名脑瘫小孩何天意，民政局打算把何天意送去治疗。7月，万守凡等上门与何本英商谈。 万守凡说，起初何本英答应交出孩子，但称她给何天意看病用了钱，需要补偿2300元。民政局同意了，但后来何本英又不交了，民政局一名副局长多次上门，她也不交。 “脑瘫的孩子，何本英不让政府给他治疗，你说这是爱孩子吗?何本英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心妈妈。”万守凡说。 对此，何本英说，当初没把何天意交出，是因为何玲玲一时台不得。何玲玲说：“何天意捡过来三天，就一直是我带着，带了两三年，你说能没有感情吗?” 不过，在万守凡看来，何本英只要愿意，就一定能说服何玲玲交出何天意。 由此，鄂州市民政局与何本英“结下梁子”。而何天意继续留在何本英身边，未接受治疗。 2006年12月，何本英为收养的3个孩子申请低保，她到公安局开了孤儿证明。她说，办低保还需要民政局出具的收养证明，但民政局拒绝出具，导致小孩没有低保、生活困难。 于是，从2007年4月12日开始，何本英带着3个孩子上街巡演募捐。她说政府不给她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她只能上街募捐，她这样做也是想让负责弃婴工作的民政局出丑。 6．他热衷“慈善”事业，5家公司为此倒闭。他捐资百万，自己一家却住在集装箱改建的“房子”里。出名以后，自己的生活全乱套了。 他接待的第一个前来求助的人，是一对河南父子。孩子得了重病，父亲看到了关于王明殿的’报道后，不远千里登门求助这个“有钱的大善人”。 而治疗孩子的病需要几十万元，这大大超出了王明殿的承受能力，“何况我还得帮助学生们”。无奈之下，他给了这对父子1000元，把他们送走。 那对父子苦苦的哀求，以及失望的眼神，让王明殿难过了许久。但他没有料到，这仅仅只是开始。随着他名声越来越响，接踵而至的求助者很快踏平了他的门槛。 所有求助的过程都相差无几：求助者直接来饭店找到王明殿，苦苦哀求，接收了象征性的几百元钱后，返回家乡。近的求助者几乎从不间断，最远的竟来自甘肃。 这个遭遇车祸、失去一条腿的甘肃女孩，请求王明殿帮她装条假腿。尽管十分同情她，但王明殿还是被高达8万元的费用难住了。他只有按“老规矩”，先安顿她住下，请她吃饭，然后给她 1000元钱，送她回家。 女孩子哭，王明殿和妻子一起陪着哭。可是除了哭，他没有别的办法。对自己能力有限的愧疚，深深刺激着他。 “我如果有很多钱，一定帮了她。”他抹着眼泪，对朋友说。 “你就是亿万富翁，你能帮得过来全国这么多可怜的人吗?”朋友这样反问。 一年多的时间，他接待的求助者接近300人。起初的自责和同情，逐渐变得麻木。用他的话说，心肠“被逼得越来越硬”。 7．作为娱乐圈明星，李连杰的“一基金”备受关注，李连杰本人也成为“中华慈善奖”的候选人，但是面对“慈善评选”，李连杰却并不热衷。 李连杰认为，如果慈善搞成了比赛，那就忽略了慈善的诚意和初衷，使得慈善似乎就变成了 500强的事，变成了百亿富翁的事。捐100块的人看到别人捐1000，就会觉得没面子，而选择退出，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因为面子捐了一百万回家之后后悔的不得了，那也不是慈善的目的。所以李连杰提出了“一基金”计划——捐一块钱就是献爱心。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普通人无法和李嘉诚、比尔·盖茨比，难道因为这样就不做了?用心做才是最重要的。李连杰说，“我就是要把慈善做的轻松、简单、不后悔。” 对于“中华慈善奖”的提名，李连杰说：“在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不设立这种奖项，这样就把慈善变成了比赛，慈善应该是自发、自愿的。但是中国目前处在慈善事业刚刚起步，还不成熟的阶段，政府应该奖励、鼓励首先做这件事情的人。在这方面很多人做得比我好，他们更值得奖励，我也希望永远有比我做的好的人让我学习。最后，慈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可能有时候会被遗忘，我只是希望把他拿过来，我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也不可能是做的最好的那个。我身后有那么多明星导演的支持，在我刚起步的时候拿这样的奖项，完全和我的初衷不相符，有愧于支持我对慈善原始概念的朋友，这好像踩着士兵肩膀做将军一样。” 李连杰说：“非常感谢投我票的观众，不过，您与其投我票不如直接去‘一基金’捐一块钱。” 8．2007年5月，身患脑瘤的山西女孩郭小娟，得到了奥一网友筹集的15万元善款。当时组织方和郭小娟达成口头协议，治疗剩下的钱，小娟要转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6月，小娟在北京做手术成功。不久后，由于郭小娟把剩下的10万元余款带回老家，从而引发网友指责。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捐款总发起人的网友“南山飞狐”日前赶赴山西，向郭小娟下跪，“恳求小娟公布账目，把事情说清楚”。面对曾经的“救命恩人”，郭母也跪了下来。 本是一件好事情，但这个结果，无论是郭小娟，还是组织者与捐款者，都难免有些尴尬。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郭小娟屡次提到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的原则。一方面，她认为自己仍是个病人，正处于康复期，只有先让自己活过来，才能去考虑别人；另一方面，她也不觉得网友所谓的“救急不救穷”的说法是对的，与此相反，她认为社会应该“救人救到底”。 值得深思的是，按正常的逻辑，郭小娟因众人捐款而获得救治，本应对继续获得社会救助有信心。然而，为什么她急着将钱带走，而不是按事先约定，将其转赠给需要救治的病人? 从这方面说，郭小娟“卷走捐款”，除了上述她所谓的“先己后人”的原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她似乎对“救人救到底”缺乏信心。 这场风波似乎给我国民间自发的慈善事业，引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事实上，被捐助者携款回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慈善幼稚病。奥一网相关负责人也承认，网络慈善捐款管理确有漏洞，募捐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财务监管责任人。 9．巴萨是当时惟一一支球衫没有广告的欧洲传统球队，而球衣的胸前广告位置在其107年的俱乐部历史上，被称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贞节之地，不容任何广告污染。 拉波尔塔自2003年上任巴萨俱乐部历史上第39任主席以来，致力于球队商业运作，准备打破胸前无广告的禁区。其间，博彩公司“Betwin”、日本日立公司、卡塔尔航空公司都与巴萨进行多次谈判，卡塔尔航空公司甚至开出了为期五年、每年2500万欧元，总额达1.25亿欧元的赞助合同。 可是，拉波尔塔在最后时刻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胸前广告位置5年使用权无偿送给 UNICEF，不仅分文未取，而且还要“倒贴”——将俱乐部年收入的0.7%捐给UNICEF。巴萨的第一笔捐款190万欧元已经被送到非洲南部的斯威士兰，用于防止艾滋病的母体传播，援助照顾那些因艾滋病而失去双亲的孤儿。 2006年8月11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UNICEF——巴塞罗那”同盟宣告成立，9月13日在诺坎普的本赛季欧冠揭幕战中，巴萨身披印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标志的球衣首次登场亮相，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临诺坎普主持新球衣的发布仪式，祝贺巴萨赢得了“慈善事业的冠军杯”。 巴萨球衣因为印有公益广告反而显得更加圣洁，由此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也为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在2006年球衣赞助商和电视转播商的谈判中，巴萨赢得了两个超过亿元的大合同。而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也把年度“和平奖”颁发给了他们。 10．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慈善基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0.5%，而美国则为9%。我国目前全社会捐款水平只及发达国家的三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一位餐饮企业老板曾对记者表示，每逢自然灾害或者帮助失学儿童等事务，他总希望尽些微薄之力，但在中国，捐款并不一定全部免税，限制太严的捐款免税比例让他的慈善捐助积极性严重受挫。 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目前除对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等十几家慈善机构的捐赠实行全额免税外，对其他机构的捐赠，根据最新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就是说，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12%，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假如一个企业年利润为1000万元，需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即330万元。但如果这家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200万元，按12%的规定，只有120万元作为税前扣除不用纳税，即企业按照 880万元的利润来交纳所得税290.4万元。也就是说，在企业捐出的200万元中，还有80万元要企业再向国家纳税。 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将捐款额限定在比较低的水平，因为捐款高了，企业还是要对捐款部分纳税。 更有甚者，还有很多公众根本就不清楚慈善捐赠可免税，也有些人因为免税程序的繁琐而不得不放弃。 11．根据一些慈善事业发达国家乃至香港的宣明会(中国)、乐施会等慈善组织的现状来看，捐款的公众大部分都不是太有钱的人，这些人大都低于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例如在2004年， (香港)无国界医生的筹款总额中，有98%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中国绿色和平组织有96%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香港乐施会有90%以上的资金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宣明会(中国) 2005年度的筹款总额中，有90.9%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 这些慈善机构的成功经验显示，动员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捐款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唤醒庞大的金字塔顶端以下的人群的慈善意识，这才是中国慈善事业真正的宝藏。 而目前中国内地的一些慈善组织和机构，所募的绝大部分善款均来自企业的大额捐赠，我们经常看到的新闻都是某某企业捐了多少千万乃至上亿元善款。与此同时，平民的慈善捐赠似乎还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待开垦状态。 “我们社会上一直认为慈善是富人的专利。在网上炒得很热的往往是抨击富人不摘慈善……事实上我们的慈善事业中存在着一个金山，它还没有被开发，这就是平民慈善。” 12．“用不文明的语言去制止不文明现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文明!”鹤壁市众多市民对一条由公交公司设计的公益公告表示不满。 今年8月3日上午，在鹤壁市九州路一个公交站牌下，一对父子正在等车，七八岁模样的孩子指着公交站牌上的字对爸爸说：“这上面怎么写着‘没脸没皮’啊，这不是骂人吗?”这位爸爸冲记者尴尬地笑笑说：“本来是要制止不文明现象，却使用这样不文明的语言，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跟孩子解释。” 记者在鹤壁市新区发现，沿公交线路的站牌上，都有一块公益广告：一个女子的脸上被打上了两块补丁，女子头像旁纵横交错地写着几行大字——请不要乱贴广告，如果这是你的脸面你贴吗?没脸没皮。 部分市民接受采访时认为，这条公益广告给人不舒服的感觉。 鹤壁市公交公司广告部一位姓朱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新区共有50多块站牌，他们在站牌上的空白处贴了一些广告宣传画，可是宣传画总是被形形色色的小广告贴满。无奈之下，他们才设计了这样一条公益广告。

二、给定资料 1．温家宝总理2011年3月5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11年我国将努力实现8％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成为全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除了GDP和物价，政府工作报告的多项提法都体现了惠及民生的新意。我国从“十二五”开始，进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纪元。我国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当年的主要工作重点。其中第一条往往是从整体着眼，强调加强改善宏观调控，并促进经济增长。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十项工作任务的首位。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涉及民生、关系全局、影响稳定，要把它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将控物价作为首要宏观调控任务，同时防止大的经济波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认为，将“控物价”作为首要宏观调控任务，是与2011年的具体经济环境有关。2011年物价上涨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和输人性通胀压力明显。相应地，国家将2011年的物价涨幅控制目标从2010年的3％提高到了4％左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认为，多年以来将物价作为首要任务的提法还比较少。通胀水平是反映经济运行平稳程度的一个指标，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可以为“十二五”时期直至2020年的中期经济平稳增长创造一个好的开局。 2．在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中，房产税试点和商品房限购政策被认为是力度最大的“组合拳”。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房产税可以为地方政府开拓新税源，这对于解决土地财政有作用。但开征房产税的主要用意其实并不在降低房价。几十年城市化下来，中心城区的房价一定是总体上扬的，房产税本身无法改变房价上涨趋势。房产税的意义在于，为我国建立起一个不动产税的框架，形成比较合理的、成型的地方税体系，为分税制改革配套。那么，如何推进房产税制改革呢?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的两会提案建议，房产税改革应循法治路径前行，积极稳妥地推进房产税制改革。“房地产税属于财产税，是对社会财富存量的课税。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必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制定或修订法律的方式进行，其中包括税种的增设或者变更，这是‘税收法定原则。”他建议，应由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修改行政法规；而后，国务院在总结房产税征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有关法律草案，把房产税纳人到国家法律调整的范畴。并由政府牵头指导，整合房管、税务、银行等部门及社会有关层面的力量，实现全国各大中城市联网，建立个人房产权属与信用数据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建立全国大中城市统一的房产权属档案体系。而对于目前热议的“限购令”而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建控股集团总裁于炼则认为，住房限购，不应是长久之策。等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限购等政策就应该退出。他强调，房价问题背后是民生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居住需求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高房价问题不攻自破。房地产调控当务之急不是解决高房价问题，而是解决民生问题，一方面要降低房价，一方面要大量建设保障房。其实，加快保障房建设也是2011年“两会”网民的新关注点之一。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表示，目前，保障房解决资金确定的途径有三方面，一是中央财政拨款；二是住房公积金增值计提；三是各地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划拨。此外还有地方财政、地方债券、社会资本。总的看还是有很大的缺口。因此，建议保障房建设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而与之对应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在其提交的议案中，就建议发挥保险资金改善民生的作用，利用保险资金支持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超也同样在提案中呼吁尽快出台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投资及管理的相关细则，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从而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除此之外，贾康则认为，保障房对象可考虑白领和夹心层。他表示，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谈婚论嫁的一个条件就是房子，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但这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他认为，政府应该多建保障性住房中的廉租房和适租房，其中廉租房主要保障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适租房对象的收入层次可再高些，比如年轻白领、刚毕业的大学生、夹心层群体等。 3．解决吃药贵不是单纯靠一次次的药品降价，也不仅仅靠取消药品提成，而是要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药品的利润控制在合理的区间。2011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纷纷就完善药物定价和价格管理机制建言献策。在2011年3月7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五位医药界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等举措能确保合理的药价并逐步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指出：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总体上讲进展较为顺利，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面临着农民积极性不高，基层干部信心不足、管理松弛以及筹资难等问题。进而建议，尽快建立经费统筹保障机制，解决经费“三分开”现状并且解决强化监督、增强透明度的问题，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体系。“很多人关注医改，是希望能降低药价，但现在一些解决思路，比如医药分开、增加药事服务费等，其实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理事长钟南山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说，我国城乡医保体系不同，且基本药物目录也不同。医改初期城乡差距具有合理性，但要警惕城乡医保差距持续拉大，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应尽快明确城乡医疗一体化的阶段性目标。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广西区委常委莫小莎表示，当前出现的不少“看病难”的问题主要不是群众看不上病，而是表现在药价和检查费用偏高，一些特殊诊疗项目价格远远超出了群众的承受范围，造成许多患者由此失去了治疗的机会。造成“看病贵”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公立医院存在过度医疗的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美兰说，解决农民“看病难”主要靠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普及以后，农民到基层医疗机构看病的越来越多，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材设备、病床数量和医生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农村生活期间，由于缺医少药，还差点危及生命安全，这些不平凡的经历让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对农村医疗现状尤其关注。他2011年带到“两会”的议案，就是关于如何尽快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方面的差距。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妇联主席王淑玲呼吁，要广泛地发动社会力量，设立贫困儿童重大疾病专项救助基金。她认为，需要尽快建立政府倡导支持、慈善组织运作、社会各界参与的全国性儿童重大疾病救助机制。为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异地就医报销难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市市长李静建议，推行定点医院现场报销制，使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在异地就医出院时就能拿到相应补偿，及时享受到新农合带来的实惠。“要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而社区医院患者较少的问题，就必须认清其定位。社区医院首先应面对的是普通疾病。”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认为，医改中关于社区医院的内容也要围绕其定位来进行。“解决老百姓看病难，有病看得起，是一个全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级党委政府需要迫切解决的民生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建议，医疗改革应探索多种模式，让百姓病有所医。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浙江省副主委车晓端表示，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应加快整合，医保领域多头管理、分而治之的情况不宜再拖下去了。 4．2011年3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将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当前个税改革具有双重意义。一方而，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降低了中低阶层赋税负担，等于变相提高了百姓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是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开局之年，推进个税改革，意义重要。“它体现出中央‘十二五’时期更加关注民生，在国富的同时追求民富、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清晰思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据了解，尽管此前会议并没有透露起征点会上调到多少，但是在2011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透露国务院将讨论提高起征点之后，各界已经纷纷开始讨论可能上调的幅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虽然有些委员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调到5 000元，但他认为还是3 000元的水平比较合适。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张德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安体富教授也认为，将个税起征点调整至3 000元比较合适。不过，也有政协委员认为，起征点可以大幅调高在5 000元以上比较合适。在征收对象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陆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及河南台兴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他认为，“个税应当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在关注百姓收入提升的同时，也要看到企业发展因此而面临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既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要防止短期内企业生产成本增长过快，影响企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两难，也是最大的两难。根据2011年对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市进行的调研，发现我国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只有2％～3％左右，所以企业生存不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企业发展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因为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把蛋糕分好就要提高劳动报酬在整个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5．中国人的民生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差距都很大。在中国农村的有些地区，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有的外国友人说，到了中国东部像到了欧洲，到西部就好像到了非洲。城乡，尤其是农村，小病不医、大病医不起的情况普遍存在。有些城市，百分之零点零几的人耗费的医药费占据了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多。在城镇，房价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上涨的幅度。举个例子，一个博士工作后要买房，是几年还是十几年，那他什么时候结婚?中国有一百多万城镇居民缺房，35万户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贪官，查处几十套房子，中国的富豪榜排在前面的永远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世界上民生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基尼系数在0．15到0．18之间，而我国早在2005年，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了0．467，贫富差距很严重。回避差距导致差距严重，回避弱势群体，结果弱势群体越来越严重。几百万富人的狗的消费水平比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还高。显而易见，收入差距大，财富差距更大。仅从金融资产来看，城镇20％的人口资产，占据了总资产的66．8％，20％的贫困人口只占经济的1．3％。 6．32年前重政治，轻经济，导致吃饭都成问题，改革开放后又导致经济中心论，经济腿长了，社会腿短了。30年来，平均主义的思潮被打压下去了，但是有些人又认为差距越大越好。邓小平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多次注意到这个问题，多次强调要共同富裕。他多次说收入差距大就失败了，就要出问题了，就要打内战了。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未能引起重视，这是不应该的。马克思说：“人民奋斗后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当然，关注民生要付出代价。收入用于教育的多了，用于经济的就少了；用于环保的多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增加了。雇员的工资增加了，雇主的生产成本就上升了。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个别既得利益组织共同对付弱势群体，假如政府再抱守非理性经济人，维护少数人的利益，那么就是政府的失灵，那样是最终会影响大局的。市场不需要眼泪，但政府不能没有眼泪。政府不应该与民争利。20世纪以来，全球40多个国家先后开展“瘦身政府”、“重塑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应该是为弱势群体而设的，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但这些是不够的，仍需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不单是经济的增长，它是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政府发挥调控职能，建立分配保障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大有效方法。市场扩大差距，政府缩小差距，市场规范竞争机制，政府强化民生职能，二者结合起来，互利，互动，经济才能发展。强化了民生职能的政府叫民生政府，当然，民生政府要有民生财政。当收入分配时，应该是民生优先。不断提高民生财政的支出比例，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保民生、顺民意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据统计，我国当前有700万名城镇登记失业人口，1 000多万名下岗职工，120万至150万名城镇失业农民，还有80万名大中专毕业生待业。所以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温总理他在网上同网友交流时，深情地说：“就业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 7．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家就说，我吸收了多少多少劳动力，似乎这就是尽了社会责任，问题是还有没有别的社会责任?比如参与第三次分配就是社会责任。分配有三个层次，一次分配是纳税、给职工发工资；二次分配是政府收了税后，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会事业，包括救助，尤其是在医疗、教育和扶助弱势群体方面，体现社会公平等；三次分配是民间捐赠。我国捐赠比以前有很大的发展，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各地各界踊跃捐款，这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检阅，相对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拿以前的情况横向比一比，可以看出，我们的第三次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约占国内3％～5％，而在我国只占0．1％，而且其中还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在这种背景下，加速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促进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清楚地表明我们企业家是为富少捐甚至是为富不捐，这怎么能说中国企业家已经充分尽到社会责任呢?不仅是第三次分配，就连第一次分配中国企业家也做得不像样子，中国10％的富人收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美国10％的富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的80％，我国10％的富人的缴税比例还远远不到80％。有人保守估计，2004年我国税收流失4500亿元，占全部税收的15％左右，因此组织、协调、计划预算是政府三个层次，也是作为民生政府、服务性政府、责任性的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 8．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为其言语和行为承担责任，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所以问责制度全部正当性是基于权为民所授。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对其所做的一切，即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代。2003年突来的“非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问责制的启动，成为中国战胜“非典”的转折点。对在“非典”肆虐的时期，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长孟学农两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个各级人民政府官员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大范围追究官员责任。战胜“非典”危机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政府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温家宝总理在履新之日就表示，本届政府将从建立政府问责制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以罕见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主要内容，问责制度尤为突出。温家宝在报告中重申，政府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并且明确指出政府工作有权必有责，有错必赔偿，尤其针对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温家宝总理提出“四不放过”：①事故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②事故责任者没有严肃处理不放过；③广大职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④防范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这无疑是中央政府要厉行责任追究的强烈信号，同时也表明问责制政府的在推行。与此同时，地方也加快了建立问责制度的步伐。 9．2009年2月1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蓬莱市市委市政府共同出台的《蓬莱市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有错无为问责暂时办法》，正式对外公布施行，人们闻之感觉耳目一新。有错就有过，应当受到追究，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有些人在其位不履其职，不尽责，不为百姓着想，对领导队伍重要作用的发挥有着毁灭性破坏。无为即有过，无为是在误人、误事、误国，与执政为民背道而驰，与党和人民的想法相去甚远，把那些只拿俸禄不干实事，工作不为的人撤下来并责问，同时启用那些能担当的好干部，这不仅是转变，更是老百姓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蓬莱的“问责办法”还赋予了群众话语权。通过公民投诉，举报，“网上民声”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以及领导干部问责制度的完善，问责无为者，这种办法很值得推广。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记者进入南丹大厂下拉甲坡矿区，探求“7.17”事故真相，看到这个矿区的垂直距离仅730米，横向宽70米。该矿仅有一个开采证，由7家个体老板出资组成一个合资公司，因而形成了7家老板同时抢挖开采的无序状态。如此开采，混乱和出事在情理之中。据当地介绍，这是个富矿，矿产有30以上的品种，开出的锡矿比金子还值钱。因此，矿老板们唯利是图，置法规于不顾。据说 2000多名矿工在7个公司的窿洞里日夜分三班开采。　　(2)广西壮族自治区驻大厂矿山整顿小组负责人赵桂华说：他们是18日听说了这件事情的，调查了3天，一无所获。上报情况时说：水位上涨，并未发现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异常情况，对不断到来的外界打探者(多为记者)声称“不清楚”、“不知道”，甚至说“没有这样的事”!在被传媒普遍表示了怀疑后，口径改为“是发生了事故，但没有死人”。　　(3)7月27日，就在当地记者前往调查的同时，河池地区行署、自治区工作组再次派人到现场核查，南丹县公安局也组织了20名民警到有关矿井进行调查，但大队人马出动的结果仍然是：没有伤亡事故。　　(4)7月28日上午当互联网上就矿难一事炒得沸沸扬扬、国内媒体已有报道的时候，河池地委书记莫振汉、行署专员晏支华召开四套班子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传闻情况，会后立即率领有关人员赶往现场调查，也没有发现传闻中说的死了200人的情况。　　(5)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第四次调查是7月31日由自治区经贸委主任带队的调查组进行的，当天得到说法是：透水了，但没有死人。所以自治区经贸委在报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汇报中说：没有发生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情况，矿区局势平稳。　　(6)出事之后，据称可能是广西“首富”的矿主黎东明，拿出了大把钱“消灾”，一是拿钱堵住死者家属的口，数额在2万到上10万元的都有，本地人给得多，外地人给得少。究其原因，是怕本地人在地方上容易闹事。二是上下摆平，出动了其私人拥有的两三百名有枪支武装的“护矿队”，对现场进行了严密封锁，并对有关知情人进行了威胁利诱，严防矿难的消息外泄。　　(7)7月27日，南宁几家传媒的六位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进行了惊险万状的暗访。因为在此前已有记者以公开身份在南丹亮相采访，当地对记者已有了严密防范。一名记者称：“那些打手们就像鬼子一样，矿区内设立了多个哨卡，两三百人到处监视着，无处不在。”看见有生人进矿，就盘问、盯梢，一见“陌生人”问东问西，马上强行驱逐出矿区。而所有被记者问到的矿工，口径都是：“我是新来的，不清楚这里发生子什么事。”《广西日报》旗下某媒体的一记者，从7月27日到30日，连续在矿区进行了四天的暗访。28日那天，他正在与民工交谈时，突然看见数十名携枪的打手远远扑过来，有几人手中的枪向他举起瞄准，他吓得拔腿就跑，幸亏跑得快，在矿区门口不远处，终于给他侥幸逃脱。29日的下午，这位记者穿得破破烂烂，混进子矿区采访。在一高处观望时，被两名打手发现，并被逼上了几百米高的悬崖，寒光闪烁的两把尖刀，一把顶住他的咽喉，另一把顶在了腹部。一打手喝问：：你是不是记者?来干什么的?”另一人说：“要是记者，就杀了你。”该记者拼命否认自己是“要命的”记者，并趁打手不备，把身上的记者证、身份证丢下了悬崖。然后他被粗暴扭出了矿区。一直到目前，他仍然没敢去找回证件。　　(8)7月27日中午，新华社广西分社负责人接到匿名电话举报：南丹县大厂矿区发生了严重透水事件，有200多人丧生。这个消息引起了分社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打电话向各方求证，得到的消息均是“没有此事”。尽管如此，分社领导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派出由文字、摄影、音像、网络等部门共6人组成的小分队连夜赶往被举报的南丹大厂矿区调查。23时，小分队从分社出发，连夜赶往离分社480公里以外的事故现场。　　(9)广西电视台焦点栏目的几名记者，28日赶到了该矿采访。一直到此时，该矿矿长黎家西还在撒谎，称自5月以来矿井就停产了，一直没开工。后又说，17日那天工人报说井下发生了透水事故，但没工人在井下。他组织了十多台抽水机，连着抽了两天两夜，水才下去两寸，搞不清水从哪里冒出来。记者们拍到了死难者家属焚烧纸钱、铺盖的哭祭镜头。回到南宁，这些镜头被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领导那里审查。区委书记曹伯纯看了这些镜头后，定性说：“现在不是再争论是不是发生了事故、死没死人，而是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而当地官员当着曹伯纯和调查组的面观看了电视台拍摄的片子后，竟然还在质疑画面的真实性!然后又当着曹伯纯的面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吵了起来。8月1日，曹伯纯亲自带领调查组和自治区公安厅有关人员，来到了南丹。地方上还是不讲实话，查不清井下有多少名矿工的真实情况。在公安人员分别拘控了相关矿山人员后，才从外围突破，查到真实的矿难情况，证实至少已有78人死亡。据知情人透露：该矿总共约有1500名工人，平时以三班倒的形式作业采矿，出事时有四班工人在井下作业。在下拉甲矿，约70-90人一个班。　　(10)7月17日凌晨3点30分，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龙山矿海拔负150米的巷道里，几十名矿工，瞬间在一场并非偶然的透水事故中丧生。但这一事故被隐瞒了半个多月。　　(11)8月2日，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第一个承认发生事故，并交出了失踪者及赔偿名单、住址。同时，公安人员也成功地找到了失踪人员家属。8月5日，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抵达南丹。此前，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一行6人的中央调查组赴广西南丹县调查矿区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派出的调查组同期抵达。据报道；在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飞抵广西的当日晚上，公安部长贾春旺也赶到了南丹，调查南丹矿难事件。至此，中央五路人马会合，共同调查广西南丹“7.17”重大透水事故。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大厂矿区查看了拉甲坡矿矿窿后，点名要听取三方面的汇报：一是自治区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领导的汇报；二是公安部门侦察取证的汇报；三是新华社记者调查采访的汇报。　　(12)幸存者韦海鸥是死者韦海生的弟弟，他给记者讲述了死里逃生的一幕：“我们同在龙山矿(龙山矿毗邻拉甲坡矿，同隶属龙泉矿冶总厂，两矿的矿道在山底相通)打工，同一个班组。7月17日凌晨3点50分，我看到有大量的水涌人，水是从拉甲坡矿方向涌过来的，不到一分钟，第二工作面已经灌满了水，并顺着斜道向第二平台涌上来，我想去救下面平台的亲属，已经来不及了，就和同在第二平台的两位工友拼命往外跑……”　　(13)8月4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广西南丹矿难，全国震惊。8月5日龙泉矿冶总厂总经理黎东明、副总经理韦家农、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龙山矿矿长黎启乐、拉甲坡矿安检科长苏锦等14人被刑事拘留。　　(14)8月5日，记者通过对有关人员和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采访调查，了解到“7·17”事故隐瞒不报一事涉及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并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反映。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原因查清后，原南丹县委书记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原县长被罢免县长职务。　　(15)2001年8月8日初查81人失踪，南丹县委书记、县长等四人因严重失职被免职停职。国务院南丹事故调查组抵达广西，8月21日南丹透水矿井积水抽干，2001年8月30日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遇难矿工尸体搜寻工作结束。调查人员共找到尸体80具，另有一名遇难矿工失踪。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12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普查资料初步预算的结果，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多2.3万亿元，增加了16.8%。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经济普查后，我国2004年GDP总量从世界第七位上升到世界第六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后，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4%的增长速度，我国已成为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 2．全国政协常委安启元指出，“国有经济单位中，电力、烟草、自来水、燃气生产与供应业、电信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等行业，依靠垄断经营的优势，获取比其他行业平均工资高得多的收入。”相比之下，有些行业职工收入仅够温饱。 在全国各地中，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市)的2倍还多。 3．浙江省发改委2005年年初完成的浙江省社会发展报告透露，1999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13倍，但到2003年差距已扩大到2.43倍。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从单位得到的各种实物收入、享受的住房公积金，城乡居民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更大——初步预算，已超过2.6倍。报告称，按照国际通用的美国社会学家贡格尔斯所指定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人均GDP的标准值应在3000美元以上，而浙江离该目标尚有300美元的距离，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浙江社会走向现代的最大掣肘。 4．有媒体报道，杭州中心市区空房率比较高，达到30%以上，有些小区更是达到惊人的 70%。在浙江大学旁一个高档住宅小区里，保安告诉记者，他们的小区普通居民根本买不起。绝大部分是外地有钱人买的；有的是周围工业开发区内的企业老板，这其中包括一部分台商；还有温州、义乌、台州等周围地区的老板，这些人平时都不住这，只是偶尔来，所以亮灯率不高。 5．杭州某房地产公司老总说：“开窗看得见西湖的，即使是远眺，也要1万元每平方米起价，一般是2～3万元每平方米。市中心的房子至少也要1万元每平方米，而且现在几乎没有现房。” 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杭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1年杭州市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10896元，2003年杭州市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也仅为12898元。在杭州，更多人买不起房了，西湖边、市中心已成为富人圈，世代居住于此的平民面对高昂的生活费用，被迫迁离。顺从市场的公共资源，在各地的富人大量挤入杭州市区时，成了平民所不能承受之重。 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数据称，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45，已超过0.4的警戒线；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所占收入或消费份额则高达5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国内居民收入差距自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7．社会的发展就像一场汽车拉力赛，而中国就是其中一辆赛车。我们需要不断加快速度向前跑，但必须在保证车子平安无事的前提下继续跑完剩下的路。改革开放后的不断高速发展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一味强调速度的提高，那么只会是车毁人亡! 8．据世界银行报告，阿根廷在本世纪初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基尼系数从0.43上升到0.55。基尼系数变化虽小，在现实生活中却能强烈地感受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阿根廷近年来绑架和抢劫案大量增加。阿根廷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农业国之一，其人文发展水平一度接近发达国家。 9．2005年12月11日，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反世贸团体成员在香港举行了针对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示威流行。分析人士指出，大多数反对者并不是否定自由贸易，而是反对不公平、不透明的国际贸易规则，以及由此给本国产业和个人生计带来的损害。 10．出席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中国农业部长牛盾指出，美国每年给20.05万户棉农大约30亿美元补贴，这些补贴阻止了他们的产品受到竞争，导致美国棉花以低廉的价格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4600万户棉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非政府组织乐施会的报告更是直指美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定对其棉农实行补贴，导致中国72万棉农失业。 巴西总统卢拉也曾观点鲜明地说：我们怎能同意发达国家的母牛每天可以享受2美元的补贴?要知道现在是过半数人每天的基本生活水平都还不到2美元。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最发达国家来说，不公平的农业补贴导致他们被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世贸组织总于事拉来说。世界银行副行长丹尼?莱普泽格也表示，农业补贴使发展中国家遭受损失，因为它们得不到通过向世界市场销售商品换取更多收入的机会。没有新的市场和新的就业机会，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 11．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税法的决定，个税起征点为1600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算了笔账，按照现行的每月800元扣除标准，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约为60%。而按照1600元标准，工薪阶层面降到26%左右。“最终受益的是中低收入者”，楼继伟说，收入越低，减负越多，收入越高，减负越少。这种政策效应符合个人所得税立法宗旨，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社会分配的积极作用。 12．自2004年以来，我国已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美元左右，2005年已有约8亿农业受益。 2005年12月2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整整2600年的“皇粮国税”正式走入历史。 13．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从1988年到1998年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5年上升为5.62%。 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不到17万家，医疗病床204.2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45.4万人；2004年末，全国卫生机构总数达到29.6万个，医疗床位325.1万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535.4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39.0万人，其他技术人员20.9万人，管理人员31.6万人，工勤人员43.9万人。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2.4张、卫生技术人员3.5人、医生1.69人，护士(师)1人。 几十年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解决了建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缺医少药的情况，多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地方病得到控制，人民的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国民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目前的71.4岁，婴儿死亡率和孕妇死亡率等健康指标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有些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14．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巴德年在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警告说，中国的医疗费用在同等发展中国家，所占的GDP的比例相当高，但是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 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个人支出占了6万，目前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不堪医疗费重负，这些费用已成为生活的后顾之忧。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近90%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乡低收入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占47%，农村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90%。 据卫生部调查统计，医疗卫生资源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医院。用于农村卫生经费的比例，从1991年的20%降到2000年的10%，其中专项的农村卫生费只有1. 3%，农民人均卫生事业只有12元，仅为城市的1/3。农村中还有10%的村没有医疗点，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仅为9.5%。在2004年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负责人说，年卫生支出上有70%的医疗费用于只占总人口30%的城镇人口，在农村约有40%～60%的人因病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 15．据世界卫生组织预算，通过预防保健手段，挽回一个“生命年”就可以获得年收入500多美元，挽回一百万人的“生命年”，就是五亿美元。卫生部预算结果显示，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占14.6%。 16．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是科技、经济、社会保障的铁三角，通过良好的社会保障保障公民的收入减去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后有盈余，公民的财富盈余拉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拉动科技发展，科技的发展又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就业，就业扩大又增加了公民财富盈余，社会财富又再次拉动经济发展。因此，发达国家更重视公平，更重视公平就业的工资、福利与社会保障。前十几年，我国由于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猛增，中低收入阶层数量迅速减少导致经济疲软，尽管政府在政策上给投资者以极大的优惠仍然不能扭转就业率低与公民盈余下降的势头。发达国家的GDP数据提高，并且主要是由消费构成的，反观我们国家GDP主要是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支撑的。而政府投资虽然在熨平经济上的波动很有效，但无法长久拉动经济。 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由每一个公民手中的盈余组成的社会财富盈余所决定的；如果各政府坚定不移地把公平放在首位，只要再有三到五年的时间中国公民手中的社会财富盈余将会充分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经济繁荣后政府收入增加会高，企业生产品热销会高，工人农民收入增加会高，这是一种多赢，只有多赢才是真正的赢。 中国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人心就不稳，人心不稳则易乱。必须明白在实现温饱之后，社会的不公比不富更能破坏人们的幸福感。 17．全国85%的人口地区已基本实现“普九”，我国的文盲率已从22.23%下降到8.7%以下。“两基”的实现，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现在，全国受教育人口近 3亿，在校正规学习的人口达2.3亿，堪称世界之最。到2001年，全国科技人员中仅科学家、工程师就有207.1万人，专门的科技机构近3万人，职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有3053.3万人。 18．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使是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均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2.8倍的名义差距。 北京大学一份报告披露，我国省与省之间的平均经费差别是7.8倍，《中国教育报》，2004年对174个城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50%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在使用危房。 19．按照有关“规定”，中小学生应该在户口所在区域就近上学，如果跨区上学，就必须交择校费。事实上，有的区可能名牌中小学云集，而有的区可能连一所重点中学都没有。如此一来，一些跨区域到名校上学的中学生就必须交高额的择校费，就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享用机会的不公平。在浙江，名牌中小学择校费要几万元以上，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只能倾尽所有，甚至借钱让孩子到名校上学，心里充满怨气。2003年我省查出学校违规收费金额1569.9万元，乱收费案件190件，150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9人被撤销校长职务国。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6大热点，教育乱收费投诉高居价格投诉榜首。此间也有媒体披露说，“官方统计”，或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中国十年来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 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既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目标，又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目标，在欧美一些国家看来，教育不公平是一种国家危机。 20．2004年中国按照名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为1487美元，排世界各国的107位。预计2005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为人均2310元，而美国2004年财政收入人均1.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2004年中国城市化水平41.67%，有75705万人在农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到，我国农业人口比重之多排在缅甸和越南之后，为世界前几位；2004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为4.5亩，日韩等国在13亩以上，俄美英法加澳等国为55～1600亩。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能脱离中国目前和将来一个阶段中人口多、土地少、农民多，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这样一个国情和国力。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尽快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的差距，离不开效率二字。讲公平就会不可避免地牺牲效率，最终导致的结果将会是大家贫穷。 经济开放以前，我们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分配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随处可见。割裂了收入与贡献的联系，使经营生产无动力，使劳动群众无积极性，这必然限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成效显著。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由此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随着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只要国民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不平等程度会自动缓和。 21．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激烈变动时期。“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伟大的普世价值，当和平成为世界的普遍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和平”上睡大觉。

本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1．2013年9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由环保局牵头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是国务院继2012年年底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2013年6月的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之后，再一次颁布大气污染治理政策。该计划中，涉及燃煤、工业、机动车、重污染预警等十条措施，被称为“国十条”。 “国十条”对2017年前大气污染治理给出了详细治理蓝图，并对各省市降低PM2．5浓度提出了具体要求，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城市群被列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区域。 其中，京津冀地区降低目标最严格。计划规定，到2017年，京津冀的PM2．5浓度需下降25％。而根据《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以及15个省会城市在内的共计47个城市和区域可吸人颗粒物、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要分别下降10％、5％。 国务院多个部门已联合在北京召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个省区市加快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部署。会上，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这六个省区市的人民政府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2．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占据了全国14％的国土面积，产生了全国71％的经济总量，集中了全国近48％的人口。 根据环保部近期公布的环境质量公报，2013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为115微克／立方米，是达标标准的3.3倍，没有一个城市的PM2．5达到合格标准。即使是PM10，京津冀区域内所有城市也未达标，其中，石家庄市PM10已经超过年度标准3．7倍。2013年上半年，环保部公布的十大空气质量最差城市中，河北依然占大头，有7个城市位列其中。据悉，6月份，河北占10个空气质量最差城市的6个；从空气质量总体评价看，上半年京津冀地区仅31％天数达标，污染天中，重度污染天占26．2％。在6月份，京津冀地区达标天数也仅为24．2％，其中重度污染天就占21．2％，也就是说，6月份，约有三周时间空气质量都不达标，其中有一周还是重中之重。 3．大气“国十条”特别强调加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工业大气治理，其中淘汰落后产能是重点，更对钢铁、水泥和平板玻璃等提出了具体淘汰目标。政府还郑重承诺，到2017年年底把重点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30％以上。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发达城市，但这些区域同时也消耗了全国52％的煤炭，生产排放了48％的二氧化硫，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9—3．6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某专家指出：“这代表着政府对公众健康的关注，也是对目前一些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反思，中国是个少油多煤的国家，煤炭大量消费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也是造成采暖季区域灰霾的重要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关键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据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到2017年，三大区域燃煤锅炉要基本实现天然气替代，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13％，煤炭利用要逐步实现洁净化。计划还同时对京津冀提出了特别的25条任务，将对钢铁、煤炭进行压减。这位专家还介绍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总体投资将近1．7万亿左右。通过治理空气污染将拉动GDP增长2．5万亿，虽然淘汰产能会对经济起到负面影响，减少GDP1000多亿，但总体来说其将产生正面的效应。 4．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六个省区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的举动引发了热烈讨论。 有评论指出，从过去40年的大气污染治理历程来看，政府确实花了不少力气，可是对国家发布的经济、城乡、环境实行“同步发展”的方针却搁置一旁，环保总是为经济让路。不少城市，处处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宽敞的马路、繁荣的街市，短短一二十年间面貌一新。但是，大气环境却每况愈下，有的城市甚至常年处在烟雾的迷漫之中。地方官员谈起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总是眉飞色舞，但说到低下的环境质量却无言以对。说到底，如果具体考核干部的时候，经济增长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依法保护环境就难以开展。 对京津唐等区域被列为重点区域，不少专家认为，既然10大污染城市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那么，中央层面应该给予这一地区更多的支持。比如，对京津冀地区能源结构的调整，就需要中央层面通盘考虑，在天然气供给方面给予倾斜，在一些政策方面也应该给以倾斜。北京是首都，把北京环境搞好，享受一些特殊政策是应该的，而河北、天津等区域位于沿海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城市群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搞好这些区域的环境也非常必要，全国人民都会支持。事实上，空气污染无国界，更不分区域。在PM2．5面前，人人都是受害者。 5．日前，各地正在纷纷开展“环保达人”等环境保护先进人物、事迹评选活动。由T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市文明办、市环保局、渤海早报、渤海网共同主办的T市首届“十大环保卫士”推选候选人公示近日结束，万余市民参与投票。再次掀起宣传践行环保理念高潮。根据得票多寡，10名市民当选T市首届“环保卫士”。 活动自6月份启动以来，先后有2万余市民参与。其中，在分区征集阶段，参与市民就已超万人，推荐或自荐环保达人3000余名；主办方公示20名候选人后，吸引3万余市民为自己心目中的“环保达人”投票。同时，主办单位还邀请环保专家、社会学者及公众评委组成评审团，对候选人进行投票，最终评选出若干名“环保达人”，在媒体上刊发其事迹并给予一定奖励。热衷于环保事业的S公司也参与到了本次活动当中。据S公司总经理介绍，他们这几年也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做了很多工作，环保达人评选活动与公司的环保理念相契合。除了积极参选，S公司还积极参与到此次评选活动的赞助中，获评环保达人的市民朋友将获得由公司赞助的大奖。这也算是对主办方“凡参与报名或推荐的市民都有精美礼品”这一承诺的支持。 6．在征集环保达人过程中，渤海早报先后刊发了十多位环保典型。 南开区82岁老人S在来信中介绍，他坚持废物利用，把废弃的易拉罐变成了绘画作品，树枝树根变成了工艺品，捡来的铜丝铁片变成了实用工具，过着有滋有昧的低碳生活。他还经常参加社区活动，并把自己创作的各类作品送给大家，倡导人们要节约资源，爱护环境。 家住河西区的B给主办方发来邮件说，他们家个个都是“环保达人”，她和老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家里用的都是节水、节电、节燃的器具，并在生活中总结了很多可行的小窍门：儿子在他们的启发影响下，虽然年龄很小但却很有环保头脑，利用废弃物制作的小工艺品有模有样；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亲戚朋友也加人了进来，大家都在绿色生活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快乐前行。 此外，自掏腰包组建环保公益组织、宣传环保理念的蓟县“环保疯子”王志强：将环保意识融入生活、所作环保题材绘画获得国际大奖的小学生陈星宇；时常组织环保行动的环保组织负责人康吉富；来中国后常年参加环保志愿活动的外籍人士蓝云翠等先进人物事迹也引发了市民的热烈讨论。 环境保护没有年龄、户口、国籍、经济状况等条件的限制，任何人都应该积极投身环保，践行“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理念。当地各大报纸陆续推出的这些“环保达人”的先进事迹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市民纷纷拨打热线电话，在对环保市民进行赞美的同时表示，要在生活中向这些环保榜样学习，为共建美好社区、美丽家乡贡献力量。 7．有媒体报道，2013年，基层环保局长成为年度最囧群体，多地环保官员先后被推上风口浪尖。环保部门的“窘境”始于“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的持续走红。以东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为例，2013年1月，一名浙商在微博上出20万元请温州瑞安市环保局局长下瑞安的一条污水河游泳。时隔一个月后，又有一人邀请温州市苍南县环保局局长到苍南县龙港镇下河游泳30分钟，不过．这次悬赏金额变成了30万元。 类似事件在全国并不少见。“悬赏”当然不可能成功，但公众对环保部门的态度却值得深思。在公众看来，环保局局长之所以不敢下河游泳，答案很简单，是因河水太脏，环保部门自觉T作不力，作为不够，深感愧疚。事实上，当人们出20万元乃至30万元的价码时，早已知道局长不敢接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悬赏局长下河游泳”，更像是民众对于环保不满情绪的一种发泄。 据统计，过去30年，我国人群恶性肿瘤死亡率从83．65／10万上升至134．80／10万，出生缺陷发生率从1996年的8．87‰上升至2007年的14．79‰，我国城市儿童哮喘患病率从1990年的0．91％上升至2000年的1．50％，十年间上升了60％。扣除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不难发现，大气污染与呼吸系统疾病、水污染与消化道肿瘤高发具有较高相关性，而重金属污染对人体机能损害、环境污染对出生缺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风险已经引起较大范围的民怨．环境问题有发展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的倾向：2006—2010年共发生较大(Ⅲ级)以上环境事件232起，其中56起涉及突发性污染、累积性污染所致健康损害问题，55％左右与重金属污染有关，超过1／3发展为群体性事件。2012、2013年在我国中东部较大范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更是激发了民众的焦虑。环保部近年开展的公众对城市环境满意度电话人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满意率仅为55．2％，环保部门公布的监测数据也成为众矢之的。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环保部门处于风口浪尖之时，仍有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顶风而上”：某市环保局在地方报上刊登整版题为“市环境保护局盘点2012”的文章，被大多数人指责为“自我表扬”；湖南邵阳一家化工企业污水直排资江，当地政府下文两年无法关停，此事经公益名人在微博上转发后，很快得到湖南省环保厅官员的响应，不到5小时，排污企业被停产整治。 8．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环保投入大幅增加，环保部参与分配的中央环保投资超过260亿元，比2011年增加50％以上。“十二五”期间，我国生态环保投人将达3．4万亿元；“十一五”规划成为首个环保指标如期完成的五年计划(规划)，各项常规污染物的减排指标都顺利完成。履行环保指标是环保部门职责所在，保护环境是各地环保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环保部门的工作本应风生水起。然而，环保部长周生贤却深有感触地说：“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 2013年7月10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第一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围绕环境保护有关问题作了报告。周生贤指出，当前，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环境保护处于任务繁重、压力空前的艰难时期。据悉，“十一五”期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有所增加，并保持在70％以上。“十二五”时期，把钢铁作为重点产业发展的省份达26个，石油化工的25个，有色金属的20个，煤炭资源开发的15个，火电的12个，西部12个省区中有11个把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产业发展。 环保部曾经收集过发达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情况，欧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为主，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开始转向以治理细颗粒物PM：2．5为主，取得了很好成效。但是，当前中国，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等问题相互交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颗粒物PM2．5等污染物交叉污染，治理难度极大。 9．周生贤部长还给当前环保工作下了一个生动比喻：“水里和陆地的不是一个部门管，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不是一个部门管。”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环保职能被分为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综合协调管理三块，分属发改、国土、海洋等近20个部门。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升格为环保部，被寄望于能根本理顺环境部门、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的整合，提高工作效率。然而，5年过去了，美好的愿景仍然没有实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某负责人指出，当前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还未完成，而环境污染问题又需要解决。“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很难避免，两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外，当前的环保执法方式通常是简单地下行政命令，对污染企业关停、整改，这样往往收效甚微，因为没有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源没有改变。”该官员表示，国家应对公共政策进行综合协调，如将扶贫和环保结合起来，将资金用于地方企业的改进。这样，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会得到收益．更能积极配合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 10．2013年6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二次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二审稿”)。草案规定，企事业单位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标准，或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有关人民政府或部门应当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责令其限制生产、排放或停产整治。对于企业未限期整改，草案明确实行“按日处罚”制度：企业事业单位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者，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该会议还就问责相关责任人等做出了规定。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污染者的处罚极限为100万元。某大学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认为，“按日计罚”是很大突破，有利于对环境损害的遏制，也有利于提高环保执法的威力。该专家还指出，“按日计罚”是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制度，美国环保法中就有按日计罚的规定，不仅违法行为持续期要按日计罚，违法后治理不到位期间也要按日计罚，罚款没有最高限额。 “不怕环境监察”、“不怕罚款”、“不怕损害老百姓利益”，这是一些企业的“三不怕”。2013年5月，河南封丘县黄河化工厂被媒体曝光。据报告，该化工厂的巨大噪音与污水问题已严重威胁群众生活环境。在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干预下，黄河化工厂甲醇项目被勒令停产，但是不久又开始违法生产。封丘县政府还下发红头文件，组建领导小组为此类企业生产“保驾护航”。 一位曾就职于江苏某市环保部门的官员分析，越是贫穷的地方，环保工作越难做。这些地方领导把投资者视作“上帝”。有的招商项目污染严重，部门不想考虑，但当地领导要求审批，该项目不得不上。一些建设项目在执行时，边上车边买票，或者先上车后买票，甚至上了车也不买票。环保部门的处境很尴尬：严重污染企业被封为经济发展的“功臣”，而环保部门往往因认真执法而不受当地市民欢迎，那些恪守职责的环保局长处处碰壁。因此，有专家指出：“环保是一连串的事件。只有全面客观，才能正确认识当前环保部门的工作。” 11．PX全称“对二甲苯”，是生产涤纶和塑料的重要原料，也可用于生产聚酯纤维、树脂、涂料、燃料、农药、医药和香料等物品，是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原料。 在我国，大部分民众“谈PX色变”。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可乐瓶和部分纺织面料都是以PX为原料生产的。PX属低毒类易燃无色液体，可以降解，在环境中的残留和蓄积并不严重。由于原料和产品都有易燃性，PX的生产工艺存在一定环境风险，但只要严格管理，就能够将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降到很低。 因装置规模和项目所在地区气象条件的差异，在我国，PX项目防护距离一般为700至1200米，并要求其中的居民区实施搬迁。美国和欧洲均没有PX装置与周边居民区距离限制要求，多数企业选址与周边居民距离不足1公里。例如，美国休斯顿埃克森一美孚石油年产280万吨PX装置周边为居民环绕，距离城市仅1．2公里；而日本的千叶石化区(含PX项目)与居民区没有明显界限，横滨NPRC炼厂年产35万吨PX装置也仅与居民区相隔一条高速公路。对PX项目的防护距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存在一个绝对距离，关键是要看环保标准。 在国外，为了让PX项目能与公众和谐共处，国外化工企业均不惜投人重金，确保最大限度地消除PX生产的负面影响。比如韩国三星道达尔公司制定了高于政府规定6倍的安全管理标准：对有害气体采取强化10倍的处理方式：请第三方公司检测排放的气体，使数据更具有公信力；对新员工每年进行8次安全培训，老员工每年有1～2次安全演练。 12．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建成和在建PX项目产能仅为1230万吨，缺口为600万吨。2011年，我国共从国外进口了700万吨PX项目产能，主要来自日本和韩国。而根据国内在建、拟建计划，2015年中国PX需求量将达2200万吨左右，如果国内拟建的装置不能如期建设，则2015年进口量将超过1200万吨。另据统计，国内的PX自给率已从2000年的88％降至2012年的53％。 如此重要的化工项目，在建设工作中却是阻力重重。要么“一闹就停”、要么“迁址复出”，这些已成为地方政府应对PX项目的惯有模式。2013年5月初，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的上马引发了广泛关注。当地民众对项目所在地的周边环境深感担忧，甚至引发集体抗议。据悉，关于该项目，2012年11月，有网民发微博称：“昆明PX项目?求辟谣!”2012年2月，当地媒体刊发《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中石油云南项目安宁将成西南石油中枢》后，安宁市中石油50万吨／年对二甲苯生产项目开始引发舆论关注。网民普遍对安宁石油炼化项目特别是其下游产品PX项目表现出抵制情绪，并要求披露项目相关信息，“请依法公布所有的信息，不要担心我看不懂”。 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引进大型化工项目并非易事，如果不能落地或开工，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富民项目就变“大包袱”，“公共设施建设要花钱，本地就业需要企业吸纳，如果项目终止，老百姓受损失，政府公信力也被削弱”。一家石化央企内部人士透露，大型石化项目投资以十亿百亿元计，但比利润更重要的是，央企上马PX项目，更有降低对外依赖、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考虑。然而，老百姓却不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 一位拿到炼化项目宣传手册和印着PX科普知识的扇子的宋女士说，“我现在知道PX是低毒物质，不会对人有什么影响，但我想在安宁买房，项目上马后企业能保证不污染环境?”安宁一名教育工作者说：“安宁其实已是工业区，我不认为反对能改变结果，我之所以反对，是希望政府加大风险评估，借鉴国外引人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做法，保证项目的科学合理性。” 针对质疑，昆明市政府于2013年3月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项目经过最严格审查审核，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但对于“只见调查结果不见调查过程细节”的回应并未释疑。不过，气象部门专家表示，中石油炼化项目位于昆明西部的安宁市草铺镇，虽然位于上风口，但中间有西山相隔，可以有效增强污染物扩散，对昆明市的污染很小。中石油云南石化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炼化基地采取的技术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排放量都可以实现安全达标排放。此外，还有网友表示担忧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风险。 13．近几年，化工厂常与环境污染联系在一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总工程师李君发觉得PX企业在这点上“很冤枉”，据他了解，国内出事故的往往是小化工厂，而像PX这种大项目，运行几十年来，全世界没出现过大的安全生产事故。从1985年上海建设第一个PX装置起，国内已有十几套装置，目前设备均正常运行，没有出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 选址是PX项目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中国的PX反对者，不少都主张PX项目距离居民区至少要100公里，并称这是国际标准或国际规定。在世界很多国家，PX项目距离居民区都不是很远，日本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是PX项目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而谈到日本PX项目，一个不能避开的地方是东京湾。东京湾是夏季“烟火大会”的举办地，到日本旅游的国外游客几乎都会选择去那里看看，凭临靠海，感受下海风徐徐，令人心旷神怡，东京湾新建成的“恐龙桥”也已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然而，一个鲜有人知的事实是，面积仅1300平方公里的东京湾正是世界PX的主产地之一，在其两岸密布着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工业城市，如西北岸的东京、横浜、川崎，西岸的横须贺，东岸的千叶等。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形成的京浜(东京、横浜)、京叶(东京、千叶)两大工业区，堪称是日本最大的重工和化工基地。仅千叶就有住友化学、三井化学、出光千叶炼油厂、富士石油等数十家化工企业，总部位于东京的JX日矿日石能源公司更以年产PX260万吨位居亚洲首位，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仅JX日矿日石能源公司就下属有11座制造所，且都距离居民区不远，有的甚至与居民区距离不足100米。其位于川崎的PX工厂与居民区之间的距离不到5公里。 与民众打好交道是日本企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之一。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是涉及附近居民利益，日本企业都会及时地通过网络、书面信函、电话等各种方式告知居民。如果附近居民想参观工厂，厂方基本上会欣然接受，厂方也会不定期地自主举办一些工厂参观活动，呼吁附近居民参加，以便了解企业的安全措施，并提出要求和建议。此外，它们还会在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组织环保公益、植树造林等方面重金投入，以补偿当地居民。出光千叶炼油厂堪称是“花园式炼油厂”，在工厂附近就是大公园，即使走近了，也几乎闻不到异味，工厂与居民区只有一河之隔，宽约20米。

二、给定资料 1．荆楚网2009年10月25日消息：在古城荆州，在寒江救人的英雄赵传宇的母校长江大学，又涌现出一个英雄群体。昨日，为救两名落水少年，该校十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3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英勇献身。 昨日下午2时许，在荆州宝塔河江段江滩上的两名小男孩，不慎滑入江中。正在附近游玩的长江大学十余名男女大学生发现险情后，迅速冲了过去。因大多数同学不会游泳，大家决定手拉着手组成“人梯”，走向江水中救人。 很快，一名落水男孩被成功救上岸，另一名男孩则顺着人梯往岸边靠近。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人梯”中的一名大学生因体力不支而松手，“人梯”立刻被湍急的江水冲“断”了。水中顿时乱成一团，呼喊声一片。危机时刻，正在宝塔河100米以外的冬泳队队员闻声赶来施救，冬泳队员杨师傅、韩师傅、鲁师傅等人陆续从水中救起6名大学生，而陈及时、何东旭、方招3名大学生却消失在湍急的江水中。 事发后，长江大学领导迅速赶到现场，当地消防、海事部门也相继赶到组织搜救。由于该处地处江水回流区域，水流湍急，坡陡水深，浅处有四五米，最深处达十几米，经过1个多小时搜寻，陈及时被打捞上岸，医护人员现场进行全力抢救，终因沉江时间过长，未能生还。至下午5时50分许，另外两名大学生的遗体也被打捞上岸。 据目击者介绍，当时大家都忙着救落水的大学生，后来才发现获救的2名小男孩已离开现场。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市长王祥喜获悉此事后，对大学生舍身救人的事迹表示敬意，并指示该市有关部门妥善做好后续工作。昨晚，校方已成立专门班子处理善后事宜。 2．2009年11月5日下午，由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的“湖北省10.24大学生英雄集体先进事迹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大学、媒体、社科院等各界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代表二十余人参与了讨论，深度发掘寒江救人的“人梯精神”时代价值和内涵。 此次研讨会以“弘扬人梯精神，勇担时代责任”为主题，旨在通过对“人梯精神”的时代内涵和社会价值的深入研讨，引导全社会正确看待大学生英雄集体和“90后”一代，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唱响时代主旋律，引领当代青年勇担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 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会的主题各抒己见。与会专家达成共识，认为“人梯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现代回归，“人梯精神”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社会价值，“人梯精神”提升了社会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人梯精神”是90后一代成长的宣言。 3．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冯桂林说，我所理解的“人梯精神”，一是他们展示了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通过这样一个正面对比，使我们感受到他们作为90后大学生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确实非常难能可贵，在历经磨难的进程当中，发展壮大的民族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靠这样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我觉得第二个“人梯精神”展示了齐心协力的品格。齐心协力是一种情操，是一种品德，是一个群体生存必不可少的要素。现在社会主张个性的彰显，但更加注重团体意识，也就是说，注重个体利益，也注重集体利益。齐心的民族才能蒸蒸日上，齐心的国家才能繁荣富强。像动物界沙丁鱼有这样的本能，游到危险地段时候，队形通常是中年鱼群守在危险的路上，等到小的鱼群通过之后一半到前面探路，一半到后面守候。既然沙丁鱼都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人就应该更加认识到这一点。 另外，“人梯精神”展示了舍生忘死的思想境界，表现的无私、无我、利他、利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构筑了民族的脊梁和灵魂。10·24大学生英雄集体之所以说他们展示了舍生忘死的境界，因为脚下就是大江急流，时刻面临着死的危险，时刻面临着被吞噬生命的危险，如果没有这样的境界，就很难结成这样的一个“人梯”。 4．十多位大学生用他们稚嫩的臂膀连接起了一条通往生命的长梯，把生的希望让给了他人，将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在长江之畔奏响了一曲嘹亮的时代壮歌。他们以青春无畏的“人梯精神”，诠释着“90后”新一代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用年轻宝贵的生命，传承着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当代大学生、当代青年的崭新的精神风貌和优秀的整体形象，他们不愧为青年的骄傲和榜样。 连日来，10·24大学生英雄集体和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三位优秀大学生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他们的事迹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是荆楚大地上涌现出来的又一重大典型，是我们又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胸怀祖国、心系人民的崇高思想，不惧危险、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团结互助、众志成城的高尚情操。 时代的风采酝酿出当代青年人的风采。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形成的勤劳勇敢、自信善良、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等传统美德在每一代青年身上都得到体现。当代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特点、行为方式的多元性和选择性，都是由我们的时代所决定的。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90后一代，曾经饱受各方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崩溃的一代”。我们不否认这一代人身上的缺点和不足，这也是这个时代的诟病在他们身上的折射。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奥运火炬海外传递还是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无论是志愿服务北京奥运会还是10·24结梯救人，当代青年一次又一次在人民危难和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展现了这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 5．谍战大片《风声》的片花里，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考验信仰和英雄的年代。”当人们再次为那些“因为信仰，向死而生”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之举而感慨的时候，不禁思索：在远离战争的和平年代里，什么又是今天考验信仰和英雄的试金石呢? 最近，在空军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举办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演讲会上，青年军人朴实真挚的心声让我们找到了真切的答案。他们——新一代中国军人，深知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深知中国军人，为奉献而生，为信仰而死。在他们心中，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就是革命军人坚守的核心价值观。 在世风浮躁的当下，新一代中国军人正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无论是排洪抢险，还是抗震救灾，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我们的三军精英!他们不仅为祖国筑起保卫和平的钢铁长城，更给了当代青年一种健全的、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启示。 6．由湖南电视台和长沙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恰同学少年》，以“同学少年”为主题，反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莘莘学子的求学历程本是极平凡的，但《恰同学少年》所呈现出的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把这一切变得不平凡。这些青年学子，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只图民族之崛起复兴；他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只为万类霜天竞自由。这部剧以富有朝气、积极向上的青春气息激发了青年人久违了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 观今日之中国，有些青年，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缺失了青年应该有的激情，缺失了对这个社会所应有的责任感，却多出了青春的忧郁、满眼的茫然。他们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一片奢华和浮躁之气中，有的花前月下，纸醉金迷；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有的“哈韩哈日”，对中国队的体育赛事充耳不闻，却为了某个自己很“哈”的国家摇旗呐喊。 “天下兴旺，匹夫有责”，而青年一代则更应当勇于担起国家建设、社会进步之大任。梁启超先生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说到：“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如此雄壮的文章，道出了我们青年一代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更道出了我们青年一代应当承担起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社会责任。 7．“富二代”一词首先出现在《鲁豫有约》的访谈节目。“富二代”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如今他们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据调查，“富二代”分四类：第一类，知识成功型占20%；第二类，纨绔子弟败家型占50%；第三类，顺其自然型在18%左右；第四类，父衰子落型占12%。 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多次飙车案引发的血案，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社会生活中，“富二代”经常以一种血腥、暴力和“炫富”的形象出场。要么是疯狂飙车，沦为斑马线上的杀手；要么闹市载女，言笑晏晏绝尘而去。“炫富”、“吸毒”、“调戏少女”、“打人”等贬义词汇少不了与“富二代”紧紧拴在一起，加深了社会对“富二代”的恶评。 “富二代”群体挑战了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和价值取向。“富二代”习惯于奢侈品消费。轻松致富，挥霍成性，产生恶劣的社会示范作用。这种示范效应引起一部分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质疑。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社会确立了“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价值观。“富二代”的出现既挑战了核心价值观又挑战了其自身。 8．《新民晚报》 2009年5月13日讯：近日，杭州骇人听闻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浙大毕业生事件，引起强烈反响。民众不仅悲伤于鲜活生命的逝去，更愤慨于“富家子弟”罔顾他人生命的行为、撞人之后的恶劣态度。“富二代”的教育缺失问题，引发公众热议。 富家子弟通常自我膨胀感强一些，令人见怪不怪。但如今“富二代”胡斌及其伙伴，撞死人后若无其事。还认为“用钱可以搞定一切”，却突破了公众的心理底线，每个善良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发问——“他们的人性哪里去了?其父母是怎么教育的?”胡斌还是杭州师范大学大二学生，但在他身上，道德感、自制力、责任感等全无影子，这也不得不让我们质疑学校素质教育尤其是品德教育的欠缺。 9．每每听闻大学生自杀事件，华中师范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陶宏开就痛心不已。前段时间，某重点大学两名学生相继跳楼自杀，让他感叹连连：“这些学生风华正茂，拥有无限前程，在他们纵身一跃的瞬间，一切化为乌有，令父母绝望也导致社会的损失……” 陶宏开说，他希望开通“自杀热线”，通过典型事例以及自己的经历，让大学生们明白生命何其可贵，要让对生活暂时失望者悬崖勒马，“给我陶宏开最后一个电话，我一定让你们懂得在面对宝贵生命时如何选择!” 针对社会上对于“80后”、“90后”的争议，专家们也发表了观点，他们称：“近年来，‘80后’、‘90后’见义勇为时有发生，这说明他们是值得信任的。”全国道德模范、华中农业大学团委副书记徐本禹也是“80后”，他说，“80后”、“90后”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他们同样拥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雪灾、地震以及奥运会中，他们用付出证明了自己是敢于承担责任的一代。 10．说起“90后”，有人认为是比“80后”更“崩溃”的一代。在人们印象中，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生活环境更为优越，个性张扬，思维活跃，但同时依赖性强、缺乏独立能力，自私任性、以自我为中心，浮躁冷漠、缺乏责任感。实际上，从2008年奥运火炬海外传递、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志愿服务北京奥运会，到积极参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各项活动，“90后”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面貌，丝毫不逊于其他年代的人，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生命之梯”的出现再次说明，“90后”同样是有良知、勇担当、敢牺牲的新时代青年，值得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 “90后”鲜明的精神面貌，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大背景紧密相关。当今中国，收获着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硕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转轨、民主政治进步、思想文化交锋、观念价值多元的复杂形势。虽然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商品化、物质化蔓延的时代里，个人权利、个人价值备受推崇，理性算计、锱铢必较无可厚非，甚至拜金享乐、奢侈浪费被视为时尚，但透过这些纷繁喧嚣的浮尘，有关良知、友爱、互助、奉献、责任、牺牲等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依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心中。一场“90后”的爱心接力再次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会在年青一代的手中丢失，也不会被历史的泥沙所掩埋，它只会历久弥新，行远垂后，不断发扬光大。 1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出现的“4664”现象被认为是“婴儿潮”一说的缘起，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逾7600万人。仅1946年一年间，美国就有大约340万人降生。这一代人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炫目的成长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乐的成长；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他们又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步人消费黄金期的他们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在克林顿任总统时期，正是他们的力量使美国经济达到了巅峰。 类似的还有日本。1947年到1949年，日本迎来了和平时代出现的婴儿出生高峰，3年内出生婴儿总数超过800万。这一数字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在日本被称为“团块世代”。“团块世代”和1950年代出生的人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些年轻劳动力不但数量多，并且具有高素质，他们工作的热情高，有责任心，而且有熟练的技术。 美国和日本的崛起都与一代人的努力有关，尽管目前这代人已步入退休年龄。与之相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呈现上升态势。中国科学院在2009年6月发布的《创新2050：科技革命与中国的未来》中描绘了中国发展的路线图，并且预测，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首位。更乐观的预测认为无需等到2050年。韩国银行总裁朴升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时表示，他预计中国在2040年时的人均GDP将达到15000美元(2003年美元价值标准)，赶上美国，占全球GDP的1/5左右。著名投资银行高盛甚至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在2027年超过美国。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在未来30年的头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9%；第二个10年为8%；第三个10年为7%。按照这个速度，30年内中国经济就能够翻三番。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2～1.5万美元的水平。 根据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2040年左右，正是现在的90后们正当年之际。中国经济实现腾飞，达到这些目标，需要他们的努力与奉献。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还要看他们“90年代的新一辈”。 12．长江大学15位舍己救人大学生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人们高度赞扬大学生们见义勇为的壮举，称赞三位英勇献身的青年大学生感动了国人，照亮了人心，温暖了社会。大学生们见义勇为的壮举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理想、践行道义的优秀传统在当代大学生中得到继承，他们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大业。 社会责任感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主要体现为社会成员对国家、社会、集体、家庭和他人所负责任的深刻认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必有深刻的道德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定会坚守理想、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甘于奉献。一个民族没有什么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更宝贵。长江大学舍己救人大学生们的选择，是一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他们用双手结成的道德阶梯支撑起了我们社会的精神大厦。 这种正义的选择，来自于他们追求理想、胸怀爱心、崇尚道义、不忘责任的品质。这一英雄集体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充分表明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表明了中央16号文件下发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取得显著成效的；充分表明了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大学生是充满理想、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一代。我们为有这样坚守理想、胸怀祖国和人民、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优秀学子感到骄傲，对祖国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和希望。 13．“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代青年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这20年，也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充分发挥现代化建设生力军和主力军作用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当代青年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代青年的青年、壮年时代将伴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而度过，这是当代青年的光荣，也是当代青年的使命所在。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坚持发奋学习，注重锤炼品德，不断开阔视野，勇于进取创新，始终艰苦奋斗，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养和健康的体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人生新篇章，展现当代中国青年的世纪风采。

本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1．自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论》中最早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各国都非常重视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 那么，究竟什么是创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论》中指出，创新是指将技术发明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去，所引起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即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这种新组合包括： 引进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某种产品的一种新的品质。 引进新的技术——也就是有关的制造部门在实践中尚未知悉的生产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它也可以存在于在商业上对一种商品进行新的处理。 开辟新的市场——也就是相关国家的相关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这个市场以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同样不论这种供应来源是否业已存在，而过去没有注意到或者认为无法进入，还是需要创造出来。 实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通过形成市场选择优势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也就是说，无论企业何种形式的“创新”，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或新的制度等，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企业业绩上得以体现，并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形成“创新浪潮”，繁荣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解释了企业为什么需要不断创新，因为创新才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发展的动力。 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教授江若尘指出，创新的直接结果是产品或者服务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越大，击败对手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苹果公司为例，1996年由于电脑产品缺乏更新，加上IBM与微软联盟的不断打压，苹果出现了8．4亿美元的亏损，濒临破产。但在乔布斯重新回到苹果公司后，于1998年推出了iMac，2001年推出了iPod，2007年推出了iPhone，2010年推出了iPad。这几款重量级的创新产品让苹果从一家濒临破产的电脑公司上升为全球市值第一的IT公司。 “中国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刚刚起步，任重道远。”江若尘表示，大部分中国企业尚未摆脱对创业时期“机会型经营”模式的依赖，缺乏创新战略，什么项目赚钱就上什么，多数企业并没有清晰界定自主创新在企业整体战略中的地位，创新活动的实际开展缺乏明确的创新战略规划作为指导，企业创新习惯于基于自身技术能力而忽视市场实际或潜在需要，不能有效结合自身实际状况选择科学的创新模式。 2．“股东管理的理念是不出风险放第一位，业绩好坏反倒是其次。”南方一家证券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业内不少跨行业国有大企业控股的中小证券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比较严格，但也往往体制僵化与市场脱节，在创新大潮中面临被动的局面。 该负责人所在的证券公司由一家大型国有集团控股，股东背景十分雄厚。在前几年的券商综合治理中，证券公司曾出现重大风险，让大股东伤透了脑筋。后来虽然出手挽救，保住了证券公司牌照，却多年来不再有大资金投入，证券公司发展也一直徘徊不前。随着股市持续低迷，公司业绩也不断下滑，最近两年亏损越来越严重。此轮创新启动之后，虽然证券公司高管多次与大股东沟通，但提出的很多发展建议难以得到落实和推动，在一些重要业务部门的薪酬激励制度方面也难以完全与市场接轨。 另一家小券商相关负责人也有同感。这家小券商的大股东背景实力更加雄厚，在全球500强企业中都排在前列，但其主营业务与金融行业相差甚远。此前该证券公司曾出现巨额亏损，经过大股东扶持给了一些项目，才勉强实现盈利。“决策链条太长，不利于证券公司的发展。”该负责人表示，证券行业正全面走向市场化，变化极快，而大股东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计划性极强，其文化也是求稳，大到证券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小到办公用品的审批，处处都是“慢性子”。 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要用15年时间进人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目前来看，实现这一目标变得紧迫起来。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泰维感慨地说，现在很多企业资金投入基础建设最多，技术改造其次，研究开发最少，热衷于盖厂房、买土地、买设备，浙江不少有实力的企业纷纷介入房地产市场赚钱，专心做高新技术企业的很少。 曾担任浙江省科技厅长的蒋泰维扳着手指头给记者数了一遍对地方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GDP、财政收人、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CPI，但不包括研发投入占GDP多少的考核指标．这样哪个领导关心创新? 有些地方对创新驱动心有余而力不足。巩义市委书记舒庆表示，科技创新周期长、风险大，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支持，对于像巩义这样的地方，资金和人才不足问题成为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瓶颈。 目前我国科技人才达到4800万，科技人才总量和大学毕业生总数都超过美国，但我们仍不属于人才强国。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战略型创新型人才，缺乏高层次的战略科学家、技术家、发明家。 据科技部一项统计，我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仅1万多人。我国是海洋大国。但我国在世界海洋专家数据库登记的专家不足百人，不到全球总数的1％，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3．传统上，英国具有很强的科学技术研究优势，并产生过火车、蒸汽机、雷达、计算机、世界第一只克隆绵羊等重大科研成果。但是英国在将科学研究优势转化成可市场化的产品方面，却存在较大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最近十年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英国政府就如何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在以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框架下推进技术转移等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形成了推进创新工作的政策思路。 根据英国政府推进创新工作的整体部署，2004年11月，英国负责经济工作的贸工部颁布了“知识创造价值”的5年计划，确定了政府的新工业政策。这一计划指出，英国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贸工部今后必须根据这一新形势，集中精力抓战略层面的大事，支持企业的科技和创新工作，帮助他们起步、发展和成功。 为了更好地发挥支持企业创新的职能，2006年4月初，英国贸工部还对下属机构进行了调整，将科技办公室与创新集团合并，组建成新的科学与创新办公室，其经费总额达60亿英镑。这一调整，反映了英国政府更加注重科技与创新的结合，促使科技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向。与此同时，英国贸工部下属其他机构也加强了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如小企业服务局开展了网络服务，服务项目包括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小企业的利益需求，改善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措施．为小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等。此外，小企业服务局还在许多大学中设立“向公司传授计划中心”，以帮助小企业获得所需技术和具有专业技能的毕业生。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只有企业创新工作取得成效，国家的整体创新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为了支持企业创新，英国近年来对所有公司的研究开发工作提供了税收优惠。从2000年起，中小公司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支出部分，可享受的税收减免额最高可达150％；新创办的公司如放弃税收优惠，则可获得占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24％的现金退款。从2002年起，大公司的研发费用税收优惠将以无须支付的大额扣除实现，其额度相当于开支的125％。 在英国，企业人数少于250人，年收入不超过5000万欧元的公司，即属于中小企业范畴。 政府认定的企业研发费用则包括，直接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的雇员经费，企业支付给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机构的费用，用于研发的可消费和转移的材料，直接用于研发的水电、燃料和计算机软件等。 英国贸工部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除了对其研发活动给予税收优惠外，还出台了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SFLG)，为那些难以从银行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提供政府贷款担保。贷款的期限一般为2～10年，每一个企业可获得的贷款为5000～10万英镑，对已有2年贸易活动的公司，贷款数额可提高至25万英镑。政府为企业贷款总额的75％提供担保，企业还贷时，则要向贸工部支付每年2％的保险费。有资格享受这一担保的中小企业，其年收入不超过300万英镑，制造业企业则不超过500万英镑。此外，英国贸工部还于2005年7月18日出台了企业资本基金计划(ECF)。这一基金主要是为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合适的风险投资。英国政府通过提供企业资本基金，在市场失效的地方，由国家扮演积极的角色，有助于中小企业的振兴。 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创新工作，英国还积极促进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推出和资助了一批合作项目。其中主要包括：联系计划(LINK)，旨在促进研究单位和工业界开展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商业化前的开发工作。对于参与这一计划的中小企业，政府最高可支持其所需经费的60％；对于预研项目，政府最多可支持75％的经费；对于核心研究项目，政府可支持50％的经费；对于开发项目，政府可支持25％的经费。法拉第伙伴项目，主要通过各种合作伙伴的交流与互动，实现创新和技术扩散。贸工部和其他部门对每个合作伙伴的基础设施每年最大投入40万英镑，以及至少3年的支持。在第3年要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要继续支持。科学企业中心项目，主要为新技术企业提供孵化条件。这些科学企业中心，为科学工程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接触创业技能的机会，强化了知识转移工作，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问世。 英国还通过建立高校创新基金等方式，支持大学的技术创新活动。这个基金由高校基金委员会管理，重点用于高校科研成果的转移工作。 目前，英国的大学中普遍设有技术转移办公室和专利办公室，并涌现出一些著名的技术转移机构，剑桥大学的剑桥企业便是其中的一家。这家公司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颁发技术许可等方式，帮助刚刚从剑桥大学分离出来的公司和孵化的企业取得创业成功。2002年剑桥企业公司共颁发32个新许可，编写了66个专利文件，年收入达300万美元。牛津大学的ISIS创新公司则是隶属于牛津大学的技术转移公司，负责向研究人员提供商业咨询、专利申请资金和法律咨询费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此外，ISIS还掌握牛津全校的知识产权，开展技术成果的评估、保护和市场化工作。 4．2013年3月19日，辽宁省鞍山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大会出台了《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实施意见》，并将2013年的科技创新指标任务一项项分解到相关部门。 “千斤重担万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从省直机关到各市相关部门。科技创新都是2013年工作的重头戏。“如果不将每一项责任落到实处，再宏伟的目标都等于一纸空文。”省科技厅副巡视员焦明志直言。 科技创新的地位从未达到如此高度。各市都把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首推力量，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辽宁省《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各市政府主要领导立即召集相关部门研究《意见》的落实措施，召开科技创新大会并出台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 各市对《意见》政策措施逐条“对号入座”，成立或调整了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和完善了科技创新工作协调推进机制。省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还将科技创新的重要指标，按年度、市别进行测算分解，纳入省政府对各市的绩效考核。 2012年辽宁省政府对各市的政府绩效考评指标体系中，科技创新是“经济振兴”下“经济潜力”中的一项考核指标，考核内容有6项。“2013年辽宁将‘创新驱动战略’调整为第一层级‘战略发展’中的首项指标。考核指标保留了4项，增加了5项，最核心的一项是R&D(研究与发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省政府绩效考核办公室主任孙家成说，科技创新不仅考核指标增加了，权重增大了，而且突出了其核心位置。 省直机关工委将科技创新重点工作任务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联络机制等纳入到省直机关目标绩效管理工作之中。 “将科技创新作为专项工作对省直部门进行考核，并占有一定权重，这是从来没有的。”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处长张在群介绍，“而且现在的考核不同于原来的年底一次性考核，是常态化的考核”。 据了解，省委组织部近日下发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承担科技创新工作职责任务的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及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述职时，要有推进科技创新的专项内容。 不仅如此，省委组织部采取多项措施，建立健全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科技创新工作绩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各市也同样如此。 5．从2014年起，新疆自治区每年将投入7000余万元，培养200名青年科技人才。据悉，这是自治区首次将科技人才工作单独立项并开展大规模培养。 新疆自治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是自治区新启动的五项重点人才工程之一。该工程结合自治区科技人才队伍现状及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每年将重点支持和培养100名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创新骨干人才，选拔10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紧缺专业优秀大学生进行定向跟踪培养。该工程包括4个子项目：“新疆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按平均每人50万元额度，每年支持20名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显著成就和技术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自主开展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或应用性研究，为其达到申报国家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要求和人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国家特支计划”创造条件。“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立足服务自治区优势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学科建设，按平均每人10万元的额度，每年培养50名。其中，每年选拔3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其参加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合作交流、双向挂(任)职、短期工作、以工代训、专家带培等实践活动创造条件；每年选拔1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其自主开展科研活动；每年选拔1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其创业活动提供启动资金。“基层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在基层所属大中专院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中，每年选拔10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紧缺专业优秀大学生进行定向跟踪培养，按平均每人5万元额度．支持其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优势特色产业开发和产业化活动，达到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服务与创业有机统一的目标要求。 按照培养对象的不同情况和需求，该人才培养工程目前确定了三种培养方式：一是为培养对象参加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合作交流、双向挂(任)职、短期工作、以工代训、专家带培等实践活动创造条件。支出范围为食宿、交通、师资、小额基本研究实验条件等费用。二是按照《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为培养对象提供包括人员费、设备费、租赁费、材料费、试验外协费、燃料动力费、技术引进费、差旅费、会议费、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等支持。三是为培养对象开展创业活动提供启动资金。为培养对象提供包括开展创业活动所需的办公、研发、生产、生活等设施设备支出，进行工商注册、专利申请、法律咨询、取得投融资服务等费用。 6．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以下简称“创新基金”)是国家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被誉为公共财政的“天使资金”。近年来，厦门市获得国家创新资金扶持大幅增长，首次突破1亿元。 2014年1月8日上午，厦门市科技局徐平东副局长做客市政府网，解读“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相关政策，并与网民在线交流。 创新基金被誉为公共财政的“天使资金”，主要用于无偿资助初创期、成长期的中小微科技企业，帮助企业越过最为艰难的创业初期，助力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厦门市受国家创新基金支持的项目，带动企业研发投人达到1：7，受资助企业总资产增长率62．76％；总收入增长率43．21％：净利润增长率25．34％；缴税总额增长率78．11％。 徐平东副局长介绍，市委市政府对帮助本市企业争取国家资金支持高度重视。2013年4月，市委编办批准成立厦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金管理中心，厦门市创新基金工作首次有了独立的工作团队，当年即取得了历史性的大突破，获得国家财政支持从往年的2000多万元猛增至2013年的近1．1亿元，成效显著。 据统计，截止到2013年年底，厦门市共有327个企业项目获得国家创新基金的立项，获资助金额23245万元。

二、给定资料 1．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去年以来，由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以及专家组成的小组开展了专题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近一年时间，起草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贯彻这个文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对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 2．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由新华社全文公布。《意见》指出，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维护农民工权益是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全文分10个部分、40条，约9000字。涉及了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意见》提出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意见》要求，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加强和改进对农民工工作的领导。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和完善配套措施及具体办法，积极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确保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3．“社会上频频出现任意克扣农民工工资等损害其权益的行为，为什么不用法律来遏制?”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向记者表达了对农民工权益遭侵害行为的不满，也希望国家的立法部门能在这方面给予规定。 周晓光代表如今是赫赫有名的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但十几年前，她也曾是一名进城打工的农民。“我曾经在东北摆过地摊，也曾只身一人闯荡义乌，深知在异乡打工的痛楚。”她说，“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把进城务工人员当成危险的人群。他们不能享受到公民基本的合法权益，让人觉得痛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进城务工农民不仅对城市生活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民工进城的直接结果是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据世界银行统计表明，进城务工农民至少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一个百分点。 但与其所做出的贡献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们在城市中遭受了太多的偏见和歧视。“他们大多只能居住在城市的郊区，一些企业还恶意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给农民工不公平的待遇。”周晓光说，有儿女的打工者情况就更糟糕，他们不仅生活拮据，其子女上学还成问题。 4．据劳动保障部的有关统计，2002年全国23个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省份，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案件13000余件，涉及626万人，追讨拖欠农民工工资达3.5亿元。此外，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其工作时间普遍超过规定，侵犯了劳动者的休息权；而且，农民工从事的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却又得不到按有关规定应当给予的补偿和保护。 “党中央虽然三令五申地强调改善农民工的待遇、不允许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但这些现象仍屡屡发生，我认为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周晓光说。 有专家预测，未来十年里，我国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将达到1.8亿。如何引导、管理和保护好规模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是关系到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否则，极易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因此，周晓光认为，尽快制定和出台保护进城就业农民权益的法律已是势在必行。 周晓光认为，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与社会地位，还要加强对他们人身和财产等权利的保护，对任意克扣和无故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禁止以任何形式歧视进城务工人员。 5．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左停说，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我国农民权益受损的制度根源。因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创造的部分物质财富，被拿走用于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了。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经济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城乡差距日益拉大。 在二元结构下，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忽视农村社保体系的建立，农民在占有公共物品和享有社会福利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劣势。例如，农民与市民相比，受教育的权利很不平等。70%的人口在农村，可是90%的学校在城里。目前约占总人口 30%的城市人口享用了2/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用的却不到1/3。 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把人口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并将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公民权益同户口挂钩，形成了包括公民迁徙、劳动就业、教育、财产和社会保障在内的诸多方面对农民的不平等。 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中国农大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应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变以农补工为工业反哺农业，改变资金在产业间的流向，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资金支持；改变国家涉农企业和农民间收入分配的比例，通过改变农业收入分配比例，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抢占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保证农民代表参与决策的权利，并严格监督农村人大代表的选举；逐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自由迁徙和平等就业，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6．日前，上海高院要求全市法院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推出了做好涉及农民工利益案件审理工作的六项措施，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上海高院要求全市法院在审理涉及农民工利益相关案件时做到：一要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大意义。要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和长期性；二要严格遵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原则。坚持遵循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三要认真审理涉及农民工权益案件，包括违反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履行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义务，损害农民工权益等，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四要进一步加强与政府行政机关、工会、社会群众组织的沟通协作，完善对涉及农民工权益的群体性纠纷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机制，各方配合，妥善化解和处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的群体性纠纷案件，维护社会稳定；五要依法积极受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纠纷案件，根据案件需要，依法做好先予给付、诉讼保全工作。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农民工依法实施司法救助，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六要加强与农民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工作联系和沟通，就审判实践中涉及的农民工权益案件进行研究协调，就审理中发现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积极向有关单位和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加大对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良好氛围。 7．流动分散的农民工，曾是维护自己权益的弱者。当他们步入工会的门槛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目前有101万农民工成为工会会员的上海，工会已经构建起农民工的维权机制，使农民工切身利益得到保障。 上海各行业的农民工超过400万。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流动频繁，就业分散，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自我维权意识差。很多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收入待遇差，欠薪欠保突出，职业安全状况也不乐观。据统计，2005年上海外来从业人员的死亡事故占事故总数近80%，其中小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占总数的60%。上海各级工会向农民工打开了大门。市总工会主席陈豪多次强调，进城务工人员是上海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由于他们流动性大，自我维权能力弱，就更需要工会组织的保护。自2004年起，上海加快了农民工工会的组建工作。 上海各行业工会构建农民工的维权机制，督促规范用工，协调劳动关系，改善生产条件，落实劳保费用及劳保用品发放，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上海振华港机长兴基地的兴港、兴风、兴明、兴河4家配套公司，是外来农民工最集中的公司，去年6月组建工会，工会还成立了劳动关系调解委员会、外来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和工会信访室，到去年底接待农民工近百人次，解决工伤结算纠纷、劳资关系纠纷等47次。上海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工作环境苦、累、脏、险，工会督促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并为50万农民工解决了参加综合保险的问题。 8．来自江苏省南通市的农民工李元杰，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有活干就是他最大的保障。2006年3月份在沈阳打工期间，他和工友共8万多元的工资被拖欠了好几个月，最后在沈阳市总工会困难职工救助中心的帮助下把工资讨要回来，受这件事情的触动，近日，他和30多个工友同时加入了沈阳市农民工联合工会，“现在我是工会会员了，将来就更有依靠了。”拿着工会会员证的李元杰高兴地说。 如今，像李元杰这样加入工会组织的农民工在沈阳越来越多，据近期在沈阳市开展的农民工综合大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在沈阳务工的农民工有100万左右，其中已有20.6万农民工加入市、区县(市)等各级工会组织。 2006年3月底，沈阳市总工会又以困难职工救助中心为载体，组建了流动务工人员联合工会，在实施帮扶、救助的同时，吸纳那些为生计而不断变更工作场地的农民工加入工会，目前已实名制吸纳新会员5.6万人。 各级、各类工会组织已成为农民工维权的主要阵地，像鲁园工会，到目前为止已为农民工讨要拖欠工资60起，累计31万元，救助困难农民工550人次，救助金额达6.5万元，安置农民工就业1088人次。 9．《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条例(草案)》已起草完毕并从21日起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据悉，专门以地方性法规立法保护农民工权益，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首次。 据介绍，为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条例》(草案)在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用工等方面，对农民工的权利、用人单位的义务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只要建立劳动关系，就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例》(草案)规定，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进城务工就业人员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之日起成立。已存在劳动关系，但用人单位与农民工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农民工有其他意思表示外，视为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应当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 劳动关系或合同有争议时，倾向农民工一方。用人单位和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不同理解的，除有相反证明的以外，以有利于进城务工就业人员的理解为准。如果双方对劳动合同的内容理解不一致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采纳最有利于农民工的解释。 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清偿。《条例》(草案)规定，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将工资支付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致使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工资被拖欠的，用人单位承担清偿的连带责任。用人单位应按约定，每月至少一次向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支付工资。用人单位要为农民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条例》(草案)规定，各类用人单位，包括有雇工的个体户都应当为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各类保险，缴纳各项费用。建筑施工单位应当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从事个体经营的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可以以灵活方式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此外，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在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务工就业地接受义务教育，享有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的权利。 10．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呼吁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对此，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称，专门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不太可能，原因是这个提法太具体。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毛达如代表透露，未来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出台后，这部分肯定会有所涉及。 对于2006年“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议案提案，要求尽快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何平首先否定了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个提法太具体，而且农民工这种提法也是对这个群体的歧视。他说，我国的农民工占整个产业工人的一半以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要求把农民工纳入整个的产业工人范畴。何平坦言，虽然不会专门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问题，肯定是现在社保工作最重要的内容。 《农民权益保护法》经过多轮调研之后，草案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法律草案于200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二、给定资料 1．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发生了巨大变迁。为适应变化了的中国社会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分别于1982、1988、1992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改革，事实上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努力。综观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最终都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服务行政作为一种新兴的政府行政理念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服务成为21世纪政府行政管理的本质，服务精神是21世纪政府行政的灵魂，其原因在于服务本身与政府行政管理密不可分，二者血脉相连。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离不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建设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提供充足优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现代政府。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和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省份之一。浙江省政府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型职能转变、十四大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向”型职能转变、十六大以来的“科学发展观引领”型职能转变三大阶段，并取得了较大成效，推动了浙江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民营经济的高度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浙江从一个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农业省，发展成为比较发达、率先富裕起来的工业大省。早在80年代，浙江省政府就颁发了《关于发展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规定》，允许个人合办城镇街道集体企业，允许个体进行经营；1997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2004年又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的规定》，以进一步落实企业支持政策、服务企业创新和发展。近年来，浙江省加快进行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相关的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将政府角色逐渐调整为以引导和服务为主的间接管理。并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削减和调整审批事项，创新审批方式，推进依法审批。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许可项目的通知》，对全省各行政许可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规范。 在就业与再就业援助方面，通过各项政策优惠措施，使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4年末的4.1%下降至2010年末的3.27%；在社会保障方面，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乡镇企业职工全面纳入基本养老金覆盖范围，建立健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相衔接的大社保体系；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和疾病防御体系，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六位一体”的城乡卫生服务框架已基本建立，89%的农村居民已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基础教育方面，发展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已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研结果显示，2007年全年浙江省共发生行政诉讼案件3898件，其中政府机关败诉404件(不含撤诉或其它方式协商解决)，败诉率10.38%，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98%)，但高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和江苏省(8%左右)。2006年IMD的评价结果也显示江苏省“商业立法”子类指标排名偏低，“政府管制是否抑止了企业竞争力”、“政策不稳定性的风险”和“政府政策导向的连续性”三个具体指标的得分均较偏低(分别为4.59、4.90和4.24，满分10分)。由此可见，当前浙江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服务意识和依法行政观念淡薄的问题，由此引发涉及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诉讼案件，对浙江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带来不利影响。 从现实上来看，浙江省政府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的服务职能仍不健全，导致浙江在中小企业融资、人才和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浙江省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如温州市近年来出现的企业大量外迁、人力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经济增速连年放缓、城市竞争力排名下滑等问题，正是与市政府过度追求“无为而治”，经济服务职能不健全密切相关。 浙江省虽然是国内城乡、区域发展最为均衡的省份之一，但政府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偏窄，导致内部问题依然较为突出。统计结果显示，在教育领域，资源越来越向城市集中，2006年，浙江普通初中生人均教育城乡投入分别为7391.9元、5632.6元，相差1759.3元；普通小学生人均教育城乡投入分别为5091.9元、413313元，相差958.6元。在医疗卫生事业领域，至2006年，浙江仍有50.2%的村没有设立专门的卫生室，48.8%的村缺乏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在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领域，2006年，高达63.9%的村在农田水利建设投资资金上没有任何来源，21.2%的村没有配备农技员，仅有1/3的村举办过农业技术讲座。在生活类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领域，2006年末全省还有近600个自然村不通电，5500多个自然村不通电话，14000多个自然村不通公路。此外，农村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保障水平仍然较低。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江苏省应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及政府职能转变的已有基础和经验，在政府服务绩效评估、公共服务投入、服务供给模式和服务法治化等领域，继续完善政府的经济、社会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场重大改革，是政府行政方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一场变革，对于促进政府行政观念更新转变、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行政管理制度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011年11月14日，国务院召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进一步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温家宝指出，包括行政审批制度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审批设定管理不严，监督机制还不健全。要推动我国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3．本来很简单的事项，但往往弄得很复杂，环节过多，手续繁琐，时限过长。一个项目，要经过七、八个月的时间，甚至一年也办不完审批。办个批发市场，要经过60多道手续，搞出租车营运，也要经过20多道门坎。即使一个部门内，也得盖几个章，需要一个处室一个处室地做工作，使申请人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申办许可之中，大好的商机被无休止的程序所断送。 投资者准备兴建一个百万元的投资项目，工程尚未开工，交纳各种审批费用就用了十多万元。合法的审批要钱，不合法的审批更要钱。只要有钱，非法的行为也可获得审批。正像有的人批评的那样，“不给好处不许可，给了好处乱许可”。在一些地方，有没有人情关系，上不上“货”，审批速度和效果大不一样。上“货”则快，不上“货”则慢。个别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把审批作为生财之道，规划区内不该建的建筑，他们也敢答应，不该减免的土地出让金他们也敢给减免。结果，规划布局被打乱，国有资产流失，审批者个人却往往从中捞取了钱财。 安徽省目前已在省教育厅、科技厅、民政厅等14个政府部门实行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试点，清理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2011年，合肥市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对现有行政审批的事项名称、设立依据、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前置条件、附加收费等进行了彻底清理，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的原则，该取消的一律取消，该调整的坚决调整，该下放的一律下放，减少和调整审批事项111项，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合肥市成为全国省级政府行政审批项目较少的地区之一。 同时，安徽省着力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改革，即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内设机构集中，该内设机构向省政务服务中心集中；行政审批权向省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授权到位，行政审批事项在省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到位。通过归并整合审批职责，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了服务窗口“只挂号不看病”的问题，有效推动政府部门将工作中心由过去的重管理、重审批，向重制定政策、重监督检查的实质性转变。对此，安徽省还出台《省直机关部门职责分工协调办法》，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目前，42个省直部门基本完成职权目录编制、流程图绘制工作，基本实现权力清单及运行情况网上公布。明确了“瘦肉精”监管、职业卫生监管、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城镇集体企业资产和财务监管等部门职责分工，健全了部门协调配合机制。 在实际情况中，办事群众可能因去不了行政服务中心或人在异地，而办理不了相关审批手续。针对该问题，江苏省江阴市着力打造网上审批系统。群众可通过登录该系统下载表格、填写申报材料、在线提交申报，中心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远程审批系统受理、审批，申报用户则在规定的时间内携带相关材料原件到中心，经核对后，当场办结审批事项。目前，共有24个部门186个项目的300余张表格可以实现网上下载，40多个审批项目可完成网上申报和初审，网上审批申报每月可达1000余件。 4．2010年2月11日，郫县犀浦镇，成都市车管所。从北京来成都定居的市民郭先生和他的爱人开着新买的丰田，到这里给爱车办牌上户。看着车管所外长长的车龙，想着万一这里办事效率不高……郭先生的爱人犯难了：“要不咱找人代办算了?” 两人决定去找“托儿”。可转悠了一圈，夫妇俩却没找到一个“托儿”。车管所附近一家修车店的师傅为他们解了心中的疑惑：早没这些不正规的“托儿”啦!你们不用担心，自己去办，很快! 两人将信将疑地开车进了车管所。工作人员热情地引导；窗口服务人员耐心地为他们详细介绍新车上户程序：广播里循环发布的信息……这让郭先生夫妇倍感舒心。 “效率很高，服务水平也很不错。”给爱车上完户的郭先生事后感慨万千地说出了他的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外界传说的车管所服务效率不高、窗口态度不好的传言完全是错误的；二是没想到成都车管所规范精简优化的服务流程如此现代、如此快速；三是没想到车管所的服务人员服务如此热情、周到、细致。这不仅是郭先生这个新市民的真实感受，也是很多成都市民和企业家的真实体验。而车管所，则仅仅是成都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一个被微缩了的窗口。 5．全能政府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行起了巨大作用。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随着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应由阶级斗争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一政治体制实际上已日益显露出它的弊端。 全能政府是职能全面、效率低下的政府。政府职能，通俗的说，是指政府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职能非常广泛，既包括政治管理也包括经济管理，既包括思想管理也包括文化管理，既包括公共事务也涉及私人领域，既使用宏观的指导计划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也运用行政指令性计划对企业微观管理等等。一句话，全能政府职能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主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也造成了政府人员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 权力过分集中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政府。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官僚主义现象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其严重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全能政府容易导致社会的法制不健全。因为缺少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权不明确以及缺乏与之相联系的奖惩制度，以至于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无法可依，遇责任互相推诿，遇权利互相争夺，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全能政府下，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常常超然于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之上，政府行为严重限制经济自由，严重地侵害个人财产权乃至生命权，以至整个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和动力。 全能政府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这些缺陷决定了其行动的有效范围，超越了相宜的范围，就可能出现政府失灵的状况。实践证明，全能政府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中国的道家哲学倡导：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恰恰是市场经济对政府行为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只应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 6．政府管理，应从“全能”到“有限”。有限政府是与全能政府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所谓有限政府，是指权力、职能、规模和行为方式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文限制，并接受社会监督和制约的政府。与全能政府不同，有限政府严格界定自己权力的范围，它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管，眉毛胡子一把抓：它尽量避免干涉私人事务，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权利，以人为本，尽量避免直接干预经济行为，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服务型的而不是统治型的。有限政府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保护经济自由、保护财产权、保卫安全和平。政府的行为只能发生在公共领域，而不发生在私人领域，政府不必、也不能代替个人处理私人事务。政府权力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有所取舍、有所限定、有所制约、有所侧重的，是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做的政府。 政府是不能直接创造财富的，职能全、权力大，政府就大，官员就多，赋税就增加，社会负担就加重。所以为了减轻社会的负担，为了降低人民的纳税压力，为了防范公共权力的异化，小政府、低赋税呼之而出。有限政府的行为是受制于宪法和法律的法治政府。当然，有限政府还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变革的政府。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呼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但是，当我们在对全能政府大加鞭挞、口诛笔伐之时，当我们在对市场体制不遗余力、极尽赞美之时，我们的想法和思维在坚持对私人事务美德的强调下是否走向了逻辑的极端? 541天!这是比利时创造的连续没有政府的世界纪录。自从2010年6月份比利时大选以来，法语区和荷语区两大阵营争执不休，比利时新政府一直难产。虽然“没有政府”，18个月来，比利时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动荡。“没有政府”而能保持社会稳定，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比利时的四层政府组织结构。虽然联邦层面没有政府，但各大区、省和市镇基层依然有政府。二是稳定的公务员体系。不管政府如何轮替，核心的公务员队伍始终保持稳定。三是文化因素。比利时人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和对职责的承担令人难忘，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保障，也使各个部门在特殊时期能比较顺畅地运转。 面对久拖不决的政治僵局，比利时一些城市说荷兰语和说法语的大学生在2011年1月17日举行集会或游行呼吁国家团结。在首都布鲁塞尔，2000名至3000名大学生在司法宫前集会，用分发共吃比利时特产炸薯条和喝啤酒的方式呼吁国家团结。在新鲁汶、列日、安特卫普和鲁汶，也有人数不等的大学生参加集会和上街游行。还有比利时人以裸体方式抗议政客导致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当前世界形式下，“有政府”无论如何要比“无政府”好。“看守政府”毕竟只负责“看摊子”，不能在经济发展战略、预算等重大问题上决策。 在当代，我们面对着日益增长的人口、技术和工业组织上的更加复杂化、为稀有资源更加紧张的争夺、环境污染的威胁、全球性的权力平衡的转变以及时常出现的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噩梦，自由放任行吗?我们能不接受关于给国家更多的权力的思考吗?期望自由放任现象的再现难道不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而不正视现实吗?自由放任无疑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 与一般的制度安排相比，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它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各个利益代表的身份，采取多种办法，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合法地使用外在强制的手段来使公共事物在完成过程中涉及到的私人成本和收益对称，保证完成公共事物所需要的充分的私人激励。因此，我们说，政府是必需的，无政府主义是谬误!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监管还十分薄弱，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为此，必须建立现代市场监管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建立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新秩序。其次，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严格执法，从严治政，采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击各种违法乱纪、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再次，在实施政企分开改革的同时，要建立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将政府决策职能与监管职能分开，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垄断一切，宏观、微观一把抓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今后，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主体的直接管理，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手段，以更灵活多样、更讲究效益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凡是企业和个人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领域，政府尽力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在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做好时，政府才进行干预，实现政府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 这样的职能要求政府必须适时实现角色的转变，转变为面向公众的服务型政府。同时，《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力设定了法律的边界，以此确立“有限政府”观念，是对过去“全能政府”、“无政府”观念的矫正，这样既可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公权力，过多介入本应由公民个人、市场机制或中介组织自己管理的事情，又可以为政府减负，督促政府把该管的事情管好。三、作答要求

二、资料 1．据称，如果从正规的厂家进货，眼镜架的价格一般为3-20元，10元以下的为低档，10-15元的为中档，而15-20元的就是高档货了。货物一旦进入店门，身价顿时倍增，10元以下的卖60-150元，10-15元的卖150-300元，15-20元的卖 250-800元了。碰上一些品牌眼镜或者是材料较好的眼镜架，进价大约在30-80元，进入专卖店后的身价升值为：500-3000元了。“有些受富佬追捧的，就是卖万元都有人要”。　　拿老花镜来说，一般进价为10-20元，由于中国的老人消费水平不如年轻人，因此眼镜店一般定价“不高”，定价为40-200元，故此，在很多眼镜店看到老花镜都比较少比较粗糙。　　贵的眼镜架也有，例如纯钛架，批发价从50元到180元不等，但卖出去的价钱为500元到5000元。　　行内人士称，一般的玻璃白片，进价只要2到8元，如果是次品劣品，价格不到 1元，加膜的玻璃镜片价格大概在10至20元，但一般要卖到80到200元。树脂镜片利润更高，国产树脂镜片，一般进价为15-20元，进口树脂镜片最低批发价为30至 80元，在零售中却可以卖到300-800元。　　实际上，有时还有不良商家以次充好，树脂镜片大多说是日本韩国进口的，碰上较真的顾客就拿真货说是欧美货，价格定得高得离谱。而目前市场上70%的镜片都是国产的。国际知名品牌树脂镜片零售价一般是进价的3倍。　　在配件方面，顾客如果眼镜架坏了来修，需5毛钱一个螺丝、托叶，而实际上一袋10000个螺丝才28元，托叶2000个25元，普通合金脚腿0.5元/副，不锈钢脚腿 1.2元/副，含镍合金弹簧脚腿1.3元/副，塑料脚套0.03元/副。　　2．今年开春，一家名为“眼镜直通车”的眼镜超市现身广州，并以反传统的超市业态引起了眼镜业内人士的关注。在同行眼中，它是不折不扣的“异类”：将店铺搬到了相对冷清的楼上，打出了同类产品1/2到1/5的超低价牌的广告。　　但好景不长，“眼镜直通车”开张不久就遭到同行的联手狙击。广州眼镜商会发布公开信直指“眼镜直通车”“大搞价格战”，号召广大会员共同“抵制与直通车经营所有雷同的眼镜品牌”。“眼镜直通车”因此受到供货商的退货威胁。此后，广州、上海等地眼镜供货商纷纷撤货和断货。“直通车”店通过媒体惊呼：“局势如无改观，经营最多只可支撑半个月。”　　“眼镜直通车”奋起反击，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广州眼镜商会停止“封杀”，赔礼道歉．并索赔名誉损失费1元。广州眼镜商会则公开举行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辩称自己的“抵制”号召绝非“封杀”，表示要向工商部门举报，反诉“眼镜直通车”不正当竞争，以捏造市场价的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在行业引发了劳资对立的危机以及行业信任危机，给整个行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双方矛盾迅速升级。　　3．日前，“眼镜直通车”推行的平价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这一模式也对眼镜行业原有经营模式造成了冲击。昨日，广州眼镜商会有关人士称，“眼镜直通车”的出现使广州其他眼镜经销商的销售额急剧下降20%-40%。多家眼镜企业表示，眼镜直通车的“平价”宣传有炒作嫌疑。　　直通车平价眼镜店的负责人对两种眼镜经营业态作了一个比较。他表示，传统眼镜经营模式多选择临街旺铺，而“楼下”租金比“楼上”平均要高出数十倍，比如相隔不到百米的另一传统模式眼镜店，面积约100多平方米，每月租金超过10万元；自己经营400平方米-500平方米的超市，每月租金才1万元左右；另外，采用超市经营方式，由于对货品需求量大，可以低价拿货，薄利多销。同时由于大大简化了从眼镜制造工厂――批发商(代理商)――零售商――成品这个行业链，改为直接从厂家进货，从而令商品成本二次降低。　　4．在谈到目前眼镜行业到底有没有暴利问题时，广州市眼镜商会举出郝继涛(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去年的一份调查报告。郝继涛认为眼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顾客要配戴一副合适的眼镜，从镜片和镜架出厂到顾客使用，还要经过验光、加工，调校、复查等环节。因此，眼镜的销售完全是个性化的服务。在标准的技术条件下，验光时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复杂疑难病例约两个小时左右。一般情况下初步估算，验光费用约50～100元，加工费用约25～30元。但是好的镜片加工工序多，时间成本也上升。批量生产的镜片，近视在1000度以内，散光在200度以内，超过这个范围的，眼镜镜片需要定做，加工时间要在3天至1周时间。特殊需要的甚至需到国外去加工。由于验光和加工都是较为复杂的技术工作，因此，体现的价值需要进一步计算(验光的费用在美国约30～50美元，在香港约200～700港元)，而国内一般以免费验光、免费加工作为吸引顾客的卖点，其价值被隐蔽起来了。　　5．眼镜行业因为其专业性的要求，不可能像白菜一样批发。”东方眼镜老总宋宁说，每个人的眼睛生理特征不一样，决定了要对每个人进行个性化服务，像某篇报道里照片拍出的拿个小桶去买眼镜，是非常可笑而且对消费者的极端不负责。“事实上，严格地说，我们不能说是卖眼镜，而是要称配眼镜。眼镜不能像在超市里一样大批量出售，它已经成为高附加值的服务类产品。”　　宋宁说，按照成本分摊，按照省劳动厅规定，作为中级技工的视光师，才有资格给消费者进行验光，每个月收入可达3500元，光是验光费，分摊到每副眼镜上达50元，而其他技术设备的折旧和投入，分摊到每副眼镜上，至少需要40元。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一副眼镜卖高价，按照商家毛利率的50%计算，即使从厂家进货成本是 10元，再加上合理的税收和其他租金成本，卖个百八十的，应该是无可厚非。但是，为什么消费者还是感到眼镜卖贵了。为什么呢?“我们并没觉得，他们的服务值这么多钱!”一位消费者这样对记者直言。　　6．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眼镜市场的质量监督管理。该局的叶章善介绍，该局今年对我市眼镜市场质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目前，我市配镜的合格率大概在60%- 70%，而大型眼镜店的条件会稍好一些，一般可以达到80%左右。　　合格率不高与不少眼镜店硬件条件“硬”不起来有关。不少眼镜店不能保证5米的场所进行视力测量，配制眼镜必备的倒边机、瞳距机或瞳距仪、检影镜也不能备齐，而用普通直尺来测量瞳距，很不规范。有的小眼镜店甚至连最基本的焦度计和磨片机也没有保证，而用老式“炮筒式”测度仪来控制装配眼镜的光学指标，而其刻度值根本无法保证眼镜的装配精度。　　在滨江路的一家眼镜店内，记者向店员咨询，是否到医院验光更准一些。这位店员说，医院眼科主要是治病，关于验光配镜，眼镜店才是强项。有关同一个人在不同眼镜店验光会得出不同屈光度数，这样的现象如何理解。一家小眼镜店的老板竟然说，这也是正常的。　　据了解，我市一些眼镜店从事验光配镜工作的多从中专、职大等毕业，有的甚至从未从事过相关工作，也没有经过相关培训。而验光师需经过专门的培训，一个初级验光师，培训时间为一个月。　　记者从市立医院眼科了解到，验光配镜专业性很强，必须具备眼科专业知识，配镜要在全面了解眼睛的基本情况之后，一个合格的验光师更需要数年的实践。至于验光配镜到底准不准，顾客也不能以主观的戴上眼镜后看得“清不清楚”为标准。

二、给定资料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从以福利分房制度为主发展到以住房市场化制度为主的过程，建立了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住房体制。然而，近十多年来，房价上涨成为全国各个城市的共同现象，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房价过高，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居民住房难、住房贵等问题尤为突出，房地产行业成了社会公众怨愤最多的行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理由，诸如“高房价”“暴利”“房奴”等等，但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住房公平”的理念缺失。 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指出，住房分配目前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应当从政治的角度进行思考，因为居住条件的获得是一个人人都应当拥有的权利。这一观点在国家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与相关利益群体处于胶着状态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毕竟，我国的房地产调控走势，不能忽略或回避“住房公平”的民意诉求，决策部门只有引入“住房公平”理念，并在实践中落实，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才有可能持续健康的发展。 2．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为巩吲和扩大调控成果，逐步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继续有效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会议确定的相关政策措施，即“新国八条”，其内容为：一是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二是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三是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四是强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五是严格住房用地供应管理；六是合理引导住房需求；七是落实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的约谈问责机制：八是坚持和强化舆论引导。 为贯彻落实“新国八条”，2011年2月16日，北京市公布15条实施细则，其中，将建立和完善基本住房制度，在“十二五”期间计划建设、收购各类保障性住房100万套，全面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同时，北京对于二套房贷款，将切实执行“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的政策。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可根据北京房地产市场情况，在国家统一信贷政策基础上，研究提高北京第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在公众普遍关注的限购方面，北京将继续巩固已有政策成果。从16日开始，对于已经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北京户籍家庭、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北京户籍家庭，以及不能提供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京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北京户籍家庭，都将暂停向其销售房屋。 继京版“国八条”执行细则出台之后，新一轮“限购风”在全国铺开。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南京、青岛、济南、成都、南宁、贵阳、太原、长春、哈尔滨等十余个城市出台了落实“新国八条”的调控细则。 3．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轮频度密集、力度空前的调控，而房产税试点和商品房限购政策被认为是力度最大的两记重拳。据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及伟业我爱我家集团提供的统计数据，北京楼市调控细则执行首日，住宅市场网签总量与前一日相比暴跌近九成，达86.78%。基于此，北京市政府宣布2012年将继续执行住房限贷限购政策，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 截至2011年11月，大部分已限购城市的住宅成交量大幅下滑，且“限购”执行严格的城市成交量下挫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11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可以看出，在70个指标城市中，房价环比平均出现了下调，环比房价下调超过0.5的6个城市中全部为限购城市(沈阳、宁波、南昌、无锡、徐州、南京)，限购的40个城市中有30个城市出现了房价环比下调，7个城市房价停涨。其中，限购最严格的一线城市，平均环比下调幅度达到了0.35，而执行限购城市的40个城市中环比平均下调了0.23，非限购的30个城市环比下调幅度为0.13。 4．房地产老板A说：“政府的强制干预，使得房地产低迷，是否违背经济规律值得商榷。” 有网友B认为，“双限”政策，加大了购房成本，影响正常改善需求。关于限购令的前景，公众也普遍忧虑，决定房价的是市场供给，北京人多房少、寸土寸金，“限购令”下，实际需求其实并没有减少，一旦政策取消，市场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甚至是井喷。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C部长指出，“限购”矛头对准的是投机、投资。因为过去一个家庭购买两套、三套房，意图很明显，不能说绝对是炒房，但多套以上必然就是一种投资、投机行为，而住房消费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所以，必须通过政策实现住房居住功能的最大化，金融功能最小化。更何况，我们实施的差别化房地产借贷政策，是可以满足首套房贷款需求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L委员说：“实施商品房限购政策并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如果力度大，范围广，可逐步改变需求结构和需求量，进而对房地产虚高价格进行调节，有助于房价理性回归。相比较一些地方实施的房产税试点，限购政策对房价的作用会更明显，现在成交量已经开始回落，相信价格会松动。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化起步很晚，人多房少，市场房源存量不足的问题会长期存在，所以限购政策应该有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5．交通拥堵、用水紧缺、空气污染等众多“大城市病”缠身的首都北京，在2011年全国普查结果中显示，北京常住人口1961万人，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超过1000万。 和女友在北京一起工作了5年的小睿和所有的“北漂族”一样，渴望能在北京买套自己的房子。“这几年好在也算攒了一点儿首付钱，本以为可借这次政策的光，贷款把房子买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购房计划不得不再次推迟。”他和女友都是在私企工作，尽管小睿在目前的公司做销售3年了，但是老板从来不给缴社保。女友是一家公司的文员，该公司只为中层员工缴纳社保。让他们俩拿出来5年以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和我一起到北京打工的同学，不少人都回去了。”确实有不少人认为，“限购令”的出台是对外来人口启动了鉴别疏离机制，不利于外来人口融入城市。 6．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2010年，深圳市投入9亿元用于购置保障性住房，回购的大多是滞销楼盘，但令人惊讶的是，深圳豪宅代表作之一的“首地荣御”也被列入保障房回购计划之中。这个楼盘当时的均价是35000元，主力户型为150平方米至220平方米的三至四居，最小的户型也有90多平方米。 这样的保障性住房选址，引起社会热议：有人说，政府回购高价房，既建设了保障性住房，还解决了开发商滞销的困扰，何乐而不为呢?也有人说，如此高价回购的房子，很难保证低收入者能够入住。究竟政府发展保障性住房，该不该回收滞销的高价商品房楼盘?中国之声特约评论员温玉杰和杨宏山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温玉杰：深圳市政府的举动是个保障民生的善举，是个体现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措施，尽管我们不知道市政府和地产商的成交价格是多少，也不知道以何种价格作为保障性住房来出售，但是我绝对相信，深圳市政府不能夺权买夺权卖，这是不可能的。他会拿出一些补贴还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真正体现这种保障性住房的实际意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我们首先听其言，观其行是一个过程，我们总不能说是你到底什么价格卖，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把善良的初衷扼杀在起点。 杨宏山：这样一个做法难以保障低收入者都享受得到，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这样一种高价回购商品房的量很小，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主要是一些商品房在楼盘滞销的时候，政府介入进去，那么即使是这样政府介入进去购买一些商品房，保障性住房的总量也是很有限的，而且这样的一种做法缺少一定的规划，很难保障低收入者，另外我们知道低收入者总体在我们今天城市发展阶段面很大，这种需求甚至占到整个城市人口的20%、30%甚至于更多，这样一个比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通过在市场中来收购那些滞销房，而这些房是由于开发商所期望的房价没有得到实现所导致的，这样量小的局面很难保障面大的结果。 温玉杰：深圳市政府回购高价房肯定是整个小区买下来并不是单买，这就要打折，这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常识，既然已经是滞销房，开发商也没有必要坚守原来的价格，肯定要降低价格，我认为当今房价高起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根本就不是市政府来回购房这一个简单的原因，是综合的问题，比如说土地的拍卖问题，原材料价格涨价问题，供需矛盾的问题等等，而不是政府回购了一个房就抬高了房价。 杨宏山：商品房本身运作有一个规律，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在供求规律包括商品房本身的质量等因索的影响下，商品房本身应该有涨有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政府介入进来收购，本身等于是干扰了商品房的市场，在商品房滞销的情况下，本身是那些潜在的购房者他们可以少花一点钱，来买到他们想要的房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府优先买去，这些开发商我们知道，他确实是引力为导向的，紧接着他会进一步去开发这样的房价，那么他心中有一个预期，也就是说我房价可以定，自勺高一点，只要市场有需要，那些潜在的购房者还没有满足，他们会继续入市，如果说真的定高了没有人买我也不担心，因为背后还有一个政府。 温玉杰：在大家的印象中，往往保障性住房就是放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既然偏远就是生活环境比较差一些，尽管政府可以在保障性住房的周边建立一些学校、医院、商场，提供一些有效的保障，但是如果地处偏远，那么它的景色肯定就不如位置比较好的地方，如果把保障性住房放在比较好的位置，这样好的居住质量环境，我认为更能体现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意义，所以我认为深圳市政府收一些比较好位置，把它转换成保障性的住房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杨宏山：保障性住房，从它的地理区位来说，相对于商品房而言应该说它会差一点，居住在保障性住房都是低收入的群体，但同样具有交通的需求，尤其是公共交通的需求更加具有依赖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在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同时，要把公共交通的体系纳入同步规划。第二，我想在孩子的上学以及就医方面也需要同步进行配套建设，要纳入到整个的规划的体系之中。而我们知道商品房位置优，本身就要花更多的钱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政府通过回购高价商品房来增加保障房供应，压力实在不小。 7．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1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住房保障会议上提出：“地方政府可通过购买合适的普通商品房来增加保障房有效供应。” 我国著名独立地产评论人、实战派房产营销专家、深房协高级会员丁延平认为，一个城市的普通商品房与保障房在产品质量和定价方面是有较大区别的。比如深圳2011年年中在南山区西丽片区推行的某个保障房项目的均价是8500元/平方米，主力户型为50-70平方米，周边的商品住宅的均价少说点也在20000元/平方米。如果就在这个片区政府要收购某一滞销楼盘。以多少价位来“回购”还真不好决断。政府在成交价上“开低了”，开发商不同意；“开高了”，政府回收后转卖给保障对象，老百姓又接不起，最后只能是政府让利出售。比如18000元/平方米团购价买进9000元/平方米卖出，缺口由政府补上。这样来看，等于是深圳政府做了一桩亏本生意。 丁延平补充道：“国家领导人所说的‘合适的普通商品房’应该是合适的区位、合适的产品线、合适的价位，最后实现的是开发商、政府、保障对象三赢局面才有可能执行下去。” 8．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说：“限购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限购就像给高烧病人的一剂退烧针，有其副作用，但无疑是必需的。”限购的本质就是局部性的资本管制，类似于不许境外热钱进入境内资本市场。如果把中国的资产市场看成由股市、债市、房地产、古玩文物等市场组成，那么，房地产限购的一个本质无非是在房地产投资这个局部市场实行直接的、严格的资本管制。 根据限购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房地产限购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比较明确了。房地产限购是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条件下，力图满足基本住房需要的一个制度安排。具体说来，这是保护中低收入家庭免于受到高收入者(投资者一般是高收入者)在买房市场过分竞争，用以拉平住房消费、从而均等住房消费边际效用的一个办法。更具体地说，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以及房地产供应相对两种需求之和短缺的条件下，这会使基本需求者能够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购买房子，从而进一步带来这部分消费者剩余的上升，以及提升这部分购房群体的工作岗位对他们的吸引力，比如高科技、文化教育、科研等部门的吸引力，提升其所在地区的产业竞争力。 9．我国住房限购令的出台体现在政府在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抉择时，在当下更加侧重于平等价值，这一价值选择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具有道德合理性，其价值取向应予以充分肯定。此外，它还能避免或者缩短房地产投资从泡沫逐步形成到破裂的周期，放缓房地产市场震荡的幅度。通过这种对投资性需求的限制，会直接带来对房地产总需求的下降，而需求的下降最终会带来房地产价格的下降。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会在一定条件下导致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下降。而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下降又会进一步控制投资性的需求。 应该说。与过去5年多以来各地方政府采取的税收、利率等措施相比，房地产限购这一制度安排控制投资需求的力度高了几个数量级。税收、利率等措施，有用，但在洪水般地产价格上涨的预期面前，杯水车薪。以差别化房地产贷款利率为例，它对不需要贷款的投资者无可奈何，也管不了从其他渠道融资的投资者。以地产交易税为例，它无法甄别两类购买者。至于房产税，它的力度(1%左右)无法抵抗年复一年10%以上的房价上涨预期。但仅针对住宅，或许会带来刚需井喷式放量或新一轮价格上涨。对于限购令的实施效果，某学者认为，从现在的市场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的房价从某些数据上出现了环比下调的趋势，但实质上可以发现，从目前的明星楼盘来看或部分优势地段的楼盘来看，整个限购令将市场的部分良性需求遏制住了。 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对房地产的投资(非居住)需求过旺持续高温不退，租金/房价比过低，对房子的投资只是期望从更高的房价中获得回报，而并不关心短期的租金，在这种情况下，会推动房地产的投资、价格上涨，资产的供给量也会上升，最终，市场的机制一定会带来资产价格的回归，也就是说价格的下降，从而使租金收益率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往往时间过长，对于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以及在房地产过分投资过程中带来的土地、资源的浪费无疑是巨大的。如果监管者能够及时看清这一前景，就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这种干预的最极端形式，就是直接限制房地产的购买，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这种直接的限购形式，一般来说大家不愿意用，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限购就成了一个选择。 10．经过大半年的僵持之后，楼市拐点终于在2011年10月份降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涨幅首次下跌。11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指数再次下降。在北京，2011年一手住宅的成交量、成交均价涨幅均为5年来最低点，二手房成交量也降至3年来的最低点。 回顾2011年，展望2012年，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似乎还远未结束。2011年12月初，住建部明确表示，地方限购到期将继续延续，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存在放松的可能。而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表示，将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12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维持从紧取向。在房价明显下降或达到中央的预期之前，调控不会贸然放松。三、作答要求

请结合对全部“给定资料”的理解与思考，围绕“文化强国，阅读圆梦”主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联系实际： (2)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3)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1200字。____

二、给定资料 1．(光明网2007年03月01日)身患白血病的10岁男孩张影瞒着父母和医护人员，偷偷溜出医院来到街头下跪求助，而跪了半个多小时，得到的却是--一个阿姨给了1块钱，还有一个叔叔给了5毛。 悲从何来?据医生介绍，张影的病情危重复杂，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骨髓移植，但至少30万元的费用对已经倾家荡产的张影父母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孩子懂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偷偷出来下跪求助，然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仅仅得到可怜的一块五毛钱，距离三十万元相差十万八千里，只怕孩子下跪一辈子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此境遇，怎能不让人感到悲痛与心酸? 2．(黑龙江晨报2006年10月25日)中午放学的钤声已经响过好一会儿，教室里的学生也几乎走没了。蔡晶(化名)才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慢慢地收拾着文具，心里盘算着“中午去哪里吃饭?”“不能去昨天那家了，那家吃一顿饭要3元钱呢，还是去吃面条吧，才2元钱，可以省点钱。”琢磨好，蔡晶才起身向校门口常去的那家小面馆走去…… 蔡晶，哈尔滨市第162中学高二学生。因为父母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家里生活十分困难，蔡晶在学校里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虽然学校减免了蔡晶的一些学杂费，蔡晶每学期都能拿奖学金，花钱也很节省，可她兜里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蔡晶的脸上经常笼罩着愁容…… 3．近日记者在广州东山口、天河城附近等商业繁华地带的一些人行隧道发现，为数众多的流浪人员，或和衣而睡，或裹被而眠，隧道成为流浪人员的“家”。 隧道口留有的“广州市救助管理站，水荫四横路，联系电话：……”，似乎并未进入他们的视线。其实早在去年3月，广州市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他们拒绝工作还是工作拒绝他们?他们以什么为生?他们为什么拒绝救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流浪部落”。 隧道边、屋檐下、立交桥底、绿化带中间--这些白天里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经过的地方，普通市民不愿多驻足片刻的地方，就是广州流浪部落的“家”。近日，记者连续三晚“探营”海珠桥底、天河城人行隧道等处，发现为数众多的流浪汉寄宿在这些稍稍能避风挡雨的地方。他们多数以拣垃圾为生。羊城的多数市民对流浪汉避而远之。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少数流浪人员寄宿在商场、办公大楼等公共建筑的屋檐底下外，多数，流浪人员都居有定所--隧道口、立交桥底、绿化带中间。为什么流浪人员选择这些地方作为“家”呢?流浪人员称，这些地方多数是广州市的商业繁华地带，人口密集，废品多，容易生存；遮风避雨，相对暖和；附近有自来水等公共水源，保证生存得以继续。 流浪人员以什么手段谋生?通过深入调查，记者了解到，大多数的流浪人员以捡垃圾、卖废品为生，易拉罐、矿泉水瓶、可口可乐瓶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废品收购站和隧道口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起点和终点，是每天都必须要去“报到”之处。“吸毒的、抢劫的、乞讨的、小偷小摸的，各有千秋。”自称来自江西萍乡的黄姓流浪汉，这样告诉记者。 流浪人员和市民的关系怎样?部分流浪人员表示，多数市民对他们挺好的，只有少数市民对他们避而远之。而记者日前接到市民的投诉称：起义路连接海珠广场地铁站的人行隧道臭气熏天，行人情愿选择过没有斑马线的马路，也不选择走安全的隧道。附近还有几间学校，在上学放学时间，学生也不愿意走隧道到地铁站，原因是实在太多露宿者在隧道内“定居”!“隧道内还堆有很多垃圾，还有尿迹，臭味扑鼻。还有治安隐患。”有市民在网上如此发帖，对流浪人员的行为痛加斥责。 4．(《人民日报》2007年03月04日)据2004年9月的数据，全国农村共有需要救助的特困人口1971.9万人，其中已发放低保证的437.7万人，已发放特困证的798.9万人，两项合计占特困人口总数的60%多。 “面对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的农村五保救济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农村也应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希望尽早为农村社会救助立个法!” 3月3日下午，手拿《关于制定农村社会救助法的议案》，安徽团代表童海保与同团的3位代表你一言、我一语，聊得起劲。 童梅保，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大副主任。过去4年，他共向大会领衔提交议案112件，建议9件，被大会采用议案共74件。 2006年，童海保先后3次到他当年下放的农村--安徽当涂县龙山桥镇调研。结果发现，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是以救灾、社会救济、扶贫、农村五保供养、助残等为内容，在救助面、救助水准、救助手段方面已不能适应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之需。随着我国生产力日益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越来越凸现不足。 “农村救助面较窄。”童海保说，不管是救灾、社会救济，还是农村五保、扶贫、助残，救助面对的只是一部分“三无对象”、赤贫和有困难的残疾人。 “救济经费不足，救助的水准也偏低。”童海保查阅资料后发现，全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月入均救助水平最高的达344元，最低的200多元。而农村社会救助与城市低保相比，其救助水准偏低。 “我们应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取代原有的贫困性社会救助，并实行‘广覆盖’的思路，让在农村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一旦陷入困难境地都能得到社会救助。”童海保大声疾呼。 今天，童海保的议案吸引了三位志同者--安徽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副主任王明丽、旌德县白地乡洪川村党支部书记余的娜、安庆市大观区万利农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万利云。如何进一步完善议案，他们在童海保小小的房间里，讨论得热气腾腾。 资金的扶助渠道应更明确一些；为解决因学致贫，子女上学扶助力度可再加强点……大家出谋划策，童海保一一记下。 据了解，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截至2006年6月底，全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市)也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目前，已有1100多万农村特困群众被纳入了农村低保的保障范围。 童海保建议，农村社会救助法应确立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主体地位，对农村低保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同时应完善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学生的资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覆盖全社会成员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等。” 5．新中国成立后，救助农村和城镇贫困人口的生活成为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了合作化，农民的生、老、病、死都依靠集体经济组织来给予保障。其中包括“五保户”制度。城市居民基本上被安排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的生活虽然有比较好的保障，但是总体生活水平并不高。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贫困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各界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的重点也主要放在农村。这些改革努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中大多数政策措施目前还在实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有2.5亿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富民政策”，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急剧减少。1985年，为了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确定了以人均年收入200元为贫困线。当时，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仍有1.25亿人。经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万人。1991年，考虑到物价指数和生活费用指数的变化，为了更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将贫困线提高到300元，按这样的口径统计，当时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为6000万人。到1993年制定“八七”扶贫攻关计划时，又再次将贫困线提高到400元。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8065万人。在整个计划实施期间，扶贫攻关成效卓著，1996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6000万人，到1998年又减少到5000万人，到1999年底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多万人。对此，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伟大的脱贫运动”。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救济工作在各级民政部门的统一组织和管理下，对社会救济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4个方面：救灾、救济、五保和扶贫。救灾是为帮助灾民脱离灾难险情，减轻灾害损失，克服灾后生活和生产困难而提供的社会援助。五保是指由农村社区(集体)负责保证无法定扶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可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援助，即对他们“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保教)”，简称“五保”。 6．(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不是低保户、但因突发事件等因素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在北京市东城区会及时得到救助。依托社会救助信息系统，生活上一时陷入困境的低保边缘户纳入了政府视野。 春节前，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大学生李奕收到了东城区民政局和捐助单位代表送来的 2000元助学慰问金。李奕幼时父母离异，与母亲失去联系，2002年父亲因病去世，由祖父母抚养。祖父母均为工厂退休工人，退休费共计2000元左右。二老每月需支付自费药600余元，生活上祖孙三人相依为命。2006年李奕考上大学，两位老人很是欣慰，可学费却不知何处筹措。 为解决李奕的学费问题，当地社区居委会曾多方努力给子帮助，但都是杯水车薪。为了能够让类似李奕这样的家庭纳入政府帮扶视野，东城区在北京市率先试点建立了社会救助信息系统。 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在核定救助人群时，不再把经济收入作为唯一标准，而是由计算机按照困难人群的困难程度进行科学排序。据了解，李奕就已成为这个信息系统的统计对象。这个信息系统目前已采集了东城区近2万名居民的基本信息，并综合了16个政府委办局掌握的 188项市民信息，从基本的姓名、年龄、月收入、到家中是否有房产、汽车，是否有人患严重疾病，所有信息根据对家庭影响程度不同被转换成相应的数值，最终通过计算机分析软件对全区的困难家庭进行精确排队。 据了解，不够低保资格的李奕家也能排在其中，而且在前89名困难家庭中，有46户不是低保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是因病或因家庭重大变故致贫，但并不符合现有的低保政策标准，社会救助信息系统让这些最需要救助的家庭领到了“雪中送炭”的救助金。 东城区民政局局长赵凌云说：“我们通过社会互助捐赠筹集20万元善款、北京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筹集5.5万元，对这89户低收入困难家庭进行优先救助。”赵凌云介绍，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实现了对部分非低保户困难家庭的救助，他们往往因就学、就医、突发性事件造成了暂时的或长期的困难。一些虽然受到各项政策救助但仍然生活困难的家庭也因为这个系统的帮助得到及时援助。 记者了解到，东城区民政部门并不平均分配救助名额，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利用社会救助信息系统，针对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给予最高5000元，最少也有400元的救助问候金。

二、给定资料 1．提起过节，从2003年起就一直为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鼓与呼的李汉秋委员坐不住了，“这样挺好，让我们一起为传统节日的发展加把劲，‘建设’好自己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以及重阳节，已经同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一起列为六大传统节日了。”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高兴地说，最近，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了这六大传统节日。“这意味着中国人可以更多地过自己的情人节了。” 李汉秋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小秘密——2008年的七夕节，恰好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天。“我建议，到时候应举办东方情侣节的大型文艺活动，邀请‘牛郎织女’光临奥运会开幕式。同时，应该设计以牛郎织女爱情形象为内容的邮票，爱情信物纪念品。” “作为我们的民族文化，这些节日已经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液。过好传统节日有‘四大好处’。”李汉秋委员一一掐指道来，“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教育未成年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李汉秋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的粘合剂，其中充盈着亲情情结，敬祖意识，寻根心理，报本观念，最容易唤起对亲人、对家庭、对故乡、对祖国的情感，唤起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同宗同源的民族情。 2．在联合国将于2005年11月份公布申遗结果的前夕，记者查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whois (域名查询系统)发现，“端午节.cn”已经于2005年10月13日被注册，注册者信息显示为“YunHeeCoIncR. O.K.”，为韩国企业。律师解释，从法律角度来看，对于端午节这一类词汇而言，目前尚没有法律给予明确的保护，韩国公司注册“端午节.cn”并不违法。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对圣诞节的热情仅限于部分新潮青年。而如今满大街的圣诞树、货架上从玩具到饰品一应俱全的圣诞商品，平安夜狂欢不眠的人群……不得不让人承认，圣诞节这个来自西方的节日已在我国扎下根，牢牢抓住了年轻下一代的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进行的“公众过圣诞节状况”调查印证了这一点。该项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等14个城市，电话访问了2000名公众，并且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年群体。近9成受访青年表示今年会过圣诞节，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一到12月份就准备过圣诞了，就像准备过元旦和春节一样，已成为习惯。 中国的传统佳节和这些洋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尽管喜欢圣诞节的青年人绝大多数并非出于宗教信仰，但他们表示，一提起圣诞节，就有种欢快放松的感觉，是一个可以和朋友尽情HAPPY的日子，而传统节日无外乎给人闭聚、吃喝的印象。在行政机关供职的王先生向记者说了他的苦恼，每到中秋节、春节这些传统佳节，他都要为打点方方面面的关系煞费一番脑筋，“洋节轻松自在，中国传统节日过得太累”。 调查中，超过3成的人表示过圣诞是为了凑热闹，顺便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借圣诞节的浪漫，向爱人、朋友、家人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情以拉近亲情的占46%；还有一部分人希望借着过圣诞让自己在劳累和紧张了1年之后放松一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表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青年的生活方式日益接近、趋同，圣诞节的日趋流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记者张先生看来，目前年轻人对洋节是有选择性的，喜欢过的主要是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等，为的是增进朋友之间、亲人之间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喜欢过洋节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因此而疏远自己的传统节日就太可悲了。 民俗学博士苑利说，在国外，聪明的商家们将传统节日的含义延伸得很广。比如圣诞节，会有与圣诞相关的产业出现，玩具、音像、饮食，使圣诞节更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产业。而我国有关传统文化的产业却是少之又少，每年，从春节开始，然后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年年是一样的过，但味道却一年比一年淡。像中秋节，月饼越做越大，但让人感觉文化越来越少。如何去丰富和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这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4．2005年12月25日23时许，正是人们参加圣诞节狂欢最兴奋的时刻。家住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檀岛酒吧正后方不到20米处一幢商品楼的王先生，突然清楚地听到了前面酒吧的一声爆炸。随后，他看到有火苗从檀岛酒吧后面冒出。 就在火苗刚开始窜起时，坐在檀岛酒吧二楼夹层的10岁姑娘黄桂英在黑乎乎的酒吧里听到了让自己下楼领奖的声音。她立即起身下楼，她没有想到这一起身，竟然是她和同伴的生死之隔。黄桂英刚走下窄窄的楼梯口，就听到服务员惊呼：起火了! 这时，她一边顺着墙角摸着往门外跑，一边下意识地回头看一起来的5个伙伴。在昏暗的火光照映下，她隐约看到他们也在起身逃离。等到她跑出酒吧之后，她才知道是从后门出来的。惊魂未定的她转到正门时，消防部门已经来了，她没有看到同来的5个同伴，在消防部门灭火的时候，她几次想冲进火场或是去看一下从火场内拉出的已被烧黑的人，都被挡了回来。黄桂英大难不死，同去的6个人，只有她一个人跑了出来。 梁淑娴，刚满19岁，是与黄桂英在檀岛酒吧欢度圣诞节的5个同伴之一。12月27日11时，粱淑娴妈妈黄雪珍对女儿残存的一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坦洲镇负责此次火灾事故处理的人员给家里打来电话，要她当天下午1时到中山市殡仪馆辨认遗体。 桂英向记者回忆说，当时人们挤成一团。一张平时最多只够坐4个人的小圆桌，最多的要围上达10人，酒吧里的能见度最多只有三四米，人们的行动都靠刺耳的喊叫声来调节。 12月27日下午，记者从一位处理事故的领导手中看到的26名死难者年龄中，最小的是坦洲镇中学两名15岁的学生，而最大的一人是来自广西的打工仔，但也不过28岁。死难者主要分为三部分，绝大部分是坦洲镇当地已经工作的年轻人，1981年、1983年、1985年出生的居多．少部分是在校学生，还有四五名是客死他乡的打工仔。 5．在令人惊讶的死伤数字面前，对大火的迅速扑灭都已变得让人感觉微不足道，因为一切都是亡羊补牢，而类似的教训已经发生了不知多少回。人们在意的是，火灾发生之后当地对待媒体和公众的态度。 当地新闻媒体一律使用政府部门提供的通稿，让人有强烈的“隔膜”感。有识之士指出，特大事故本来是个绝好的消防意识和安全意识教育的机会，但在事故发生的相关细节上遮遮掩掩，不愿把事故作为认真检讨和吸取教训的机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黄桂英告诉记者，从当地对火灾报道的通稿中看到，檀岛酒吧内部装饰使用的是易燃材料，这是导致火灾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到底用的是哪些材料，因为现场的灯光昏暗，她其实在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后也根本没有概念。她认为，真正的消防意识的加强，是必须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人们，给人们一个具体的切切实实的概念，而不是空洞地叫喊要“吸取教训”。 本报记者对伤员的采访和对受难者遗体的探视，都是靠受难者家长的暗中支持，得以“混”进现场，对事故现场图片的拍摄，靠的是偷偷将照相机藏在衣服中。为什么非要让肩负向公众传播更多真相之重任的记者们靠所谓的无聊的计谋在现场“穷混”?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大大方方地采访，大大方方地了解事情的更多细节呢? 6．2005年12月24日晚，圣诞平安夜在蓉城掀起一阵狂潮，几十万市民走上街头狂欢。晚上7时23分，警方已对春熙路过街天桥进行局部封闭，行人禁止通行和逗留，两侧拉起了警戒线，数十名民警不停的对人群进行疏散。晚上8时，天府广场显得拥堵不堪。交警已在西御河街与人民南路路口设起路障，禁止车辆直行。在民警的疏散下，成千上万名行人手持冲气棒打打闹闹朝春熙路方向涌去。晚上8时30分，刚一走进春熙路，就仿佛置身“战场”。人们甩开胳膊，挥舞着塑料充气棒，见人就打，“乒乒乓乓”的敲击声此起彼伏。放眼望去，街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脑袋，就是花花绿绿的充气棒。晚上9时，春熙路步行街被狂欢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9时30分，公安局指挥车开进春熙路，作清场前的宣传工作。站前、高新、金牛等分局的2000多名民警从中山广场疏散积聚狂欢的市民。 7．从2003年开始，成都人流行圣诞节到天府广场及附近的街道玩充气棒，随后的规模一年比一年盛大，2005年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12月24日晚，成都天府广场、春熙路及周边地区聚集了十多万人，他们在街头相互追打，同时用充气棒敲打不相识的路人的头部和车辆取乐，随后将用过的“武器”随手丢弃。一时间，交通陷入瘫痪，垃圾成山。天府广场绿地、路灯、公共设施被严重损坏，一片狼藉。 刘正彬是成都一家清扫公司的员工，他负责清扫锦江区总府路天桥口子到北新街口子的路面，这个路段是狂欢队伍的必经之处。刘说，24日、25日，清扫公司特别在此路段增派了9名员工，他们不停地捡被人们丢掉的充气棒，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像刘正彬这样忙得脚不沾地的清扫人员，该公司还有130多名，其中40多名都是被临时派来狂欢街道救急的。据统计，锦江区那两天的垃圾数量达到80多吨，比平常多出40多吨，充气棒就达到了十多吨。而青羊区的垃圾数量也比平常多了40多吨，充气棒的数量也有十多吨。 据成都市环保宣教中心新闻办负责人介绍，像充气棒这样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不可降解物质，它的理化性能可以不发生变化长达60年到100年。如果地下填埋物中不可降解的垃圾太多、将对土壤结构造成一定影响，会切断地下水源和水循环。另外，如果对塑料进行焚烧处理，对大气也会造成污染。所以在生活垃圾中，塑料垃圾越少越好。 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杨副院长认为，有关部门及市民要从源头上树立环保意识，拒买塑料充气棒等不能进行回收处理的东西，以此防止能源的巨大浪费。 8．几天后，记者到市场调查，发现还有充气棒在卖。一名姓伍的摊主向记者透露，2005年圣诞节他挣欢了，“5天卖了80多万根，挣了十多万元呢!”他说，其他几个摊主的生意也跟他不相上下。 记者还走访了几所高校，询问了10多名学生。被问到的男生几乎都参加了圣诞的狂欢，参加狂欢的女生则有四成。一位姓刘的男生说，他从来没想过这些充气棒最后会到什么地方，更没想到是否会影响环境。一名姓李的女生说，她平常还是有环保意识的，参加过学生们组织的回收电池等活动。至于塑料制品埋在地下对环境会产生影响，她说自己就没想到。 9．一位美籍华人曾表示，每当他过我们的传统节日的时候，一念起“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就勾起无限的思乡之情。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必然引起各国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在我国，西方文化正以强劲的态势渗透到各个领域，身处旋涡中的中国年轻一代，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中国传统节日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的淡漠。我们所熟知的“三节”之一端午节正在遭遇冷淡，我们已见不到“家家户户包粽子，艾叶菖蒲满城香”的景象；更不用说“五彩丝线编菱角，大红咸蛋挂胸前”的场面。 10．2005年6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五大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 11．从近年的市场上我们就不难看出，“汤圆”、“粽子”等中国传统节日必需品已经敌不过鲜花、巧克力等外来货。在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这一群体中，对“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节日熟悉程度与认同程度非常高，对传统节日，除熟悉“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节日之外，对如“七夕”、“腊八”等节日了解甚少。在他们眼中，中国传统过节的方式在当代社会里显得比较俗气且缺乏浪漫气息，新鲜的西方节日文化适时作了补充。节日文化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自发的调节流变。在历史的传承中，节日文化只有选择正确的文化认同方式，才更具有生命力。中秋节已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故事的延续，而青少年对中秋月饼的钟爱程度远不如收到一条中秋短信显得高兴。 12．2005年底，网上频频传来消息：我国传统节日的中文域名遭外国公司抢注，还有抢中秋节、清明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甚至于韩国要将端午节“端”走当作该国的文化遗产目录向联合国申报。有专家指出，“这是一种提醒——传统节日是国家的瑰宝!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庆祝，无论是春节的鞭炮齐鸣、端午的龙舟竞渡，还是元宵的灯展辉煌，晚会、庆典，到处弥漫着节日气氛，也吸引了埠内外的游客前往过“中国节”，如此情境，还有谁会担心传统节日的式微、日渐被遗忘甚至被抢走呢!” 13．中国传统节日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但是这些年来，传统节日却在被轻视甚至被冷落。与传统节日的寂寞形成强烈的反差，过“洋节”却成为一些年轻人的时尚。比如“情人节”的玫瑰卖疯了，“愚人节”作弄人的短信漫天飞舞，“圣诞节”各式各样洋七洋八的PARTY……常常会引来很多人的追捧。有人指出，年轻人的这种举动，更多的还是为了追求一种独特的西方文化情调，而“土节”不可能带给他们这些。因此，如果不注意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不为传统节日赋予适合年轻人的文化内涵，想让传统节日不走向衰落是很难的。 14．2005年浙江全省各地历时一年的第二届家庭文化艺术节，涵盖了中国诸多的传统节日。其中，嘉兴市的家庭文化节，以五芳斋杯“欢乐家庭·裹粽子比赛”为启动仪式，以“音乐，诗歌，我的家”中秋晚会为闭幕式，再现了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的欢乐气氛，再，一次唤起了人们对中国传统节日的重视，为倡扬家庭美德、弘扬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七夕”节，一向含蓄内敛的中国人也大大方方地过了一回我们自己的情人节，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呈现出一派“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节日景象。“重阳节”那天，全国的敬老茶会在茶都杭州举行，洋溢着浓浓的尊老敬老气氛。 15．2005年有消息称，热炒已久的将端午、中秋、清明等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的倡议已经提上官方议事日程。目前，专家就此事可行性的咨询、论证工作已基本完成。如一切顺利，有望于2006年进入立法程序，根据初步设想，列入法定假日的中国传统节日，包括清明、端午和中秋，但现行的全年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总数不会做大幅度增加。因此新增的法定假日将用压缩“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时间的方法进行调整。另外，除夕日也有可能纳入春节假期，以便让民众好好享受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晚餐——年夜饭。 16．中秋节起源于古老的对月亮天体的崇拜，是中国传统节庆中一个备受重视的象征团圆、祭祀祖先的节日。中秋之夜，摆上月饼、各样时鲜果品，合家团坐，祭月、赏月，举行祭祖敬祖的仪式——月圆、果圆、饼圆、人喜团圆。人们借助各种象征团圆的节日事项，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愿，祈盼团圆美满。如今，拜月的观念与礼仪虽然早已经消失了，但是，中秋节依然是最引动人们情思的一种习俗，远在他乡的游子，也最容易在此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7．《中华读书报》载文称：中国人以牺牲传统为部分代价的奋斗在今天达到的成就使中国人能够以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自己的传统。善待自己的传统的命题终于从学术层面进入政治议程。最近，受韩国成功保护“端午祭”传统的经验的激发，中国人举国上下都在关注传统节日的问题。我们今天有机会把恢复、发展传统节日民俗作为一个国家文化事件来大张旗鼓地讨论、规划。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把春节、端午节申报成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们能够在现代的物质条件下使一些民间节日成为国家的既传统又现代的重大节日，使它们成为我们善待自己的传统的代表作。 现在什么都是文化，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文化有认同文化和消费文化之分。对于有些文化，我们内心里认为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们足我们自我认同的内容，我们把它们看作和我们的生命是互为表里的。我们有时不觉得它们和我们是一体，一旦这种一体性的关系受到冲击，我们会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另一些文化，我们会使用、享受它们(往往要花钱)，甚至非常喜好它们，但是我们只是看重它们的功用，用完了，就过去了。有点像我们每天用水一样。我们消费它们，并不会认为它们与我们民族有什么内在的关系。时尚，尤其是好莱坞大片，是这种体验的代表。 一个共同体有多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取决于它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文化。因此认同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是无价之宝。而认同文化几乎都是传统的(或许有老传统、新传统之别)。其中，传统节日民俗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18．《环球时报》载文称：“改革开放”前我们穷，过节就意味着“发食品票”，有了食品票配额就能买酒买肉，可以过上几天有油水的日子，很少探究那节的原委。“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传统节日和西洋节日一起过，但无论洋节和土节渐渐都失去了“原味”，变成了商业化的美食节和购物节，这和穷的时候过节就是“暴撮”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异化，注重的是形而下。那些节日形而上的精神全被抽空了，变成满足下水的节日，甚至成了腐败横行的节日。钱花得越来越无度，油水越来越足，但精神上却越来越委靡。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物质的极度匮乏一样让精神委顿，这是我们20多年前怎么也预料不到的。……人类的祖先，无论中外，他们创立的这节那节，都是出自形而上的精神需求，出自对自然和先哲的感恩，出自对心灵的安抚，因此节日是和仪典和祭祀和祈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节能使精神得到净化、提升、安抚。即使是热闹，即使是吃，也是有讲究的，也是精神生活的延伸。而抽空这些精神的内涵，只剩下热闹和吃，甚至演变成推销热闹和吃，变成请客送礼的公关契机，人的心灵何来安宁清净?这样变味的节日过起来只能是空虚无聊，过完节上班难免会喊累。 19．每年的“五一”、“十一”、春节等节假日，历来被商家视为黄金时节，众商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商场打出打折、让利、抽奖、返券、48小时不打烊的大旗，让人眼花缭乱；旅行社推出“名目繁多”的旅游线路将人们“批发”到各地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酒楼饭庄摆出各种美味佳肴，地方特色小吃，刺激着人们的食欲。 在北京，各大商场，“买100送125”“买200返200”的巨大横幅点燃了很多人的购买欲望。一位外地来京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北京的返券太划算了，面对这种诱惑很难让人无动于衷。看着人们大包小包如急行军般穿行于各大商场时，我们不能不佩服商家的精明。 利用假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无可厚非，但应该看到，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等节日被商家包办后，节日变成了“卖点”，黄金周也逐渐演变成商家赚钱的工具，完全忽视甚至忘记了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涵和传统意义。专家认为如何让我们的“节日”不被“黄金”掏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懂得“节日”的内涵和今天的现实意义，值得全社会反思。

二、给定资料 1．通胀预期下，2010年以来一些农产品价格“你方唱罢我登场”般节节大幅上涨，引发社会强烈反响。甚至大蒜、绿豆这些平日不起眼的农产品，一时间仿佛突然成为通胀预期的“风向标”，令许多人费解。面对百姓关心的一连串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彭森做了解答。问：眼下绿豆、大蒜等农产品价格涨幅很高，“豆你玩”“蒜你狠”甚至成了社会流行语，可见各界关注度之高。那么到底哪些农产品出现了价格异动，地域范围有多广，涨幅有多大?答：你说得很对，近期大蒜、绿豆等农副产品价格确实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尽管有的媒体说涨幅达一百倍的说法并不准确，但涨幅还是很大的。2009年底以来，我国部分商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既有粳米、玉米等主要农产品，也有蔬菜、大蒜、绿豆等农副产品。第一个阶段是大米(特别是粳米)和蔬菜价格上涨。第二个阶段，2010年三四月份炒作中药材，主要是三七和薏仁。三七最贵的时候每公斤660元，4月份广东省和云南省物价局组织了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和干预，但前几年收购价只有几十元，2009年收购季为120元，涨了三四倍。第三阶段，2010年四月底五月初炒作大蒜和绿豆。干蒜的零售价格到了每斤8元，但5月份新蒜上市后，大蒜价格已经开始回落，现在新蒜价格已经回落到每斤2元多。绿豆的价格涨得很明显，有的超市每斤已经超过10元，这个离谱了。问：为什么有人选择在这个时候炒作农产品?为什么选择这些品种?答：尽管我们有充足的物质保障和宏观经济基础，但在资金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投机资本很容易抓住一些突发事件、极端气候进行炒作。大家都知道，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投放了大量货币，我国2009年银行贷款投放了9万多亿元。资金流动性充裕后要寻找出路，为什么2009年没出现类似问题，而现在出现了呢?当时房价节节攀升，股市表现也很好，大量资金被房地产、股市等资本市场吸收。2010年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股市也在下行。楼市降温，股市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金退出股市和楼市后，就开始选择新的目标。价格明显上涨的品种，虽然都是必需品，但除了粳米和蔬菜外，都是小的农副产品品种。这些产品都是季节性生产、常年消费，供应量、需求量都是一定的，都不是特别大，便于储存，游资更容易炒作。而稻谷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国家储备量大，游资炒不起来。问：农产品处于价格链条的“终端”，其传导性强。这一轮价格上涨对中央“管理好通胀预期”的目标任务提出了哪些挑战?答：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一方面增加了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农民也不一定能够从涨价中得到好处。因此，要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既不至于过多增加消费者负担，也有利于农业均衡生产，稳定通胀预期。目前价格异动的农产品，虽然属于必需品，但消费量相对较小，需求量有较大的弹性，大蒜和绿豆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小颇价格上涨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对CPI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应该看到，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经济增长与货币投放的合理关系。价格主管部门的任务，主要是采取切实措施，稳定和引导通胀预期。 2．2009年10月17日，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召集国内16个省(区、市)109家绿豆经销企业在吉林省洮南市金塔大酒店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绿豆市场产销行情研讨会”。会后，宣称“2009年绿豆主产区产量同比下降64．05％”，与《中国粮食年鉴》中国内绿豆产量下降14．9％的统计数据悬殊。该公司捏造散布绿豆大幅减产等涨价信息，统一价格上涨共识，对全国绿豆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0年3月至5月，广州市大鹏物流2号仓西一库某经销商大幅度提高绿豆价格，违反了《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2009年6月以来，山东某经销商伙同他人，收储大蒜3 000多吨。其个人存储的部分至2010年5月20日左右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后才集中出售。同时，该经销商还于2009年2月至2010年6月间，带领多人在电子交易市场合伙炒作大蒜中远期合约价格。2010年3月16日，河南省中牟县冷藏保鲜协会下发协会文件，将全县大蒜冷藏收费标准统一为每吨260～320元，并规定不准私自降价，私自降价者除不再享受协会会员的优惠条件外，还将处以重罚。 3．2010年7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介绍，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因2009年10月召集国内16个省区市上百家绿豆经销企业开会，串通涨价、哄抬绿豆价格，被价格主管处以3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的处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司司长许昆林说，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被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法定最高处罚额度处以最高100万元罚款，协办会议的3家企业分别被罚款30万元至50万元不等，参加会议并相互串通的其他109家绿豆经销企业也被提醒告诫。此外，山东省物价局查处了某大蒜经销商囤积大蒜、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按照法定最高处罚额度处以最高10万元罚款。河南省中牟县发展改革委查处了当地冷藏保鲜协会组织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大蒜冷藏收费标准行为，处以8万元罚款。 4．2009年，受经济危机冲击以及粮食价格低迷的影响，全球钾肥施用量减少50％。进入2010年，全球钾肥开始恢复性增长，但上半年国内钾肥需求一直不旺，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钾肥的价格都一直在低位徘徊。2010年上半年国内两家钾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净利润基本与2009年持平。进入2010年下半年，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钾肥贸易也逐渐增加。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和玉米期货从2010年7月初至9月已经分别上涨了超过10％、25％，而小麦期货更是从2010年6月上旬开始上涨超过55％。同时，2010年上半年国内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产的预期，推升农产品的价格。例如，2010年以来我国玉米、棉花、水稻、小麦、蔬菜等众多农产品涨价幅度都很大，很多农副产品价格都创了历史新高。农产品价格上扬激发农民扩大种植面积和增加用肥的热情，这些因素为拉动钾肥需求奠定基础。虽然我国钾肥产量不断增加，但依然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作为钾肥的最大消费国每年需要大量进口钾肥。由于近两年进口钾肥量逐渐减少，使得港口库存处于较低水平。青海地区2010年遭受千年一遇的洪水，虽然没有对钾肥企业的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但产量和运输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市场钾肥供应紧张。据统计，2010年1～7月我国累计生产钾肥278．31万吨，2009年同期为171．8万吨，同比增长62％。国内用户一改前期即需即采、现用现采、少量多批的采购形式，屡有消息传出万吨一单的采购数量，更有企业采购了半船(3万吨左右)要在第四季度才能到国内的钾肥；港口新到的钾肥迅速地销售一空，这些现象都能看出商家对市场新的预期和判断。 5．2010年9月14日，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9月6日至9月12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价格较前一周均上涨0．5％。在食用农产品中，由于节日需求趋旺，鸡蛋零售价格上涨1．5％。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上涨1．3％。其中，油菜、青椒、西红柿价格涨幅居前，分别上涨7．4％、5．5％和3．8％。肉类、水产品价格稳中有升。猪肉、牛肉价格分别上涨0．4％和0．3％，羊肉价格持平。8种水产品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4％。花生油、菜子油价格均上涨0．2％，豆油价格持平。白条鸡价格上涨0．1％。粮食价格小幅上涨，大米、面粉零售价格分别上涨0．4％和0．2％。在主要生产资料中，钢材、橡胶、农资、建材、能源、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价格上涨，轻工原料价格基本持平，矿产品价格下降。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9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3．5％，涨幅比2010年7月上升0．2个百分点，再创新高。业内人士分析，2010年8月这3．5个百分点的构成中新涨价因素为1．8个百分点，而新涨价因素主要是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 6．乳制品涨价、面包涨价……2010年以来，随着上游农产品轮番涨价，下游食品价格也“水涨船高”。市民亲身感受到生活成本逐月递增。在消费市场，物价上涨已被越来越多居民亲身感受到；在制造业、农产品生产环节，企业们也纷纷诉苦，企业成本上扬。这场食品价格上涨行情将持续到何时?“物价上涨非常明显，像鲈鱼在2009年这个时候6～7元／斤，现在10元／斤；栗子2009年6元／斤，现在9元／斤，圆椒2009年2元／斤，现在4元／斤，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大多涨了50％～60％。”某住在广州滨江路市民摇头说，他们家三大一小，2009年每月花在买菜吃饭方面的费用2 000元，但现在这笔支出增加了至少30％。生活成本增加，很多白领也倍感拮据。某“80后”表示，“以前每月钱花了就花了，没有手紧过，但现在好像钱不够用，一到下旬就心慌。”不少白领称，现在不只是“月月光”，还要“月月透支”。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也证实，居民的感受是确实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4月份物价涨幅有所扩大，CPI同比上涨2．8％，创下2008年11月以来新高。其中，广东省居民消费价格1～4月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0，3．5，2．1，2．9。广州市2010年l～3月CPI分别比2009年同期增长0．7，4．6，3．0，2月以来涨幅高于全国和全省。在消费市场，人们往往将生活成本压力增加归罪于制造环节的生产企业、流通环节的商家。然而，多家企业和商家均对“提价”之举表示有苦难言。企业们解释，2010年基础性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生产成本增加，企业无法自行内部完全消化时，不得已传导部分压力到终端以减压。多家上市食品企业在财报中都提到，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毛利受压。某方便面集团说，一季度，该集团所需的原材料价格大部分出现双位数升幅，其中方便面主要原料棕榈油成本比2009年上涨30％，饮品主要原料PET胶粒及糖价相较2009年同期大幅上升30％及50％以上。其报告称，除了原材料成本增，人工成本也在上涨。 7．近年来一些地区由于“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弱化，措施不落实等因素，使部分大城市蔬菜自给率过低，蔬菜价格大起大落、农民“卖菜难”和居民“买菜贵”并存等问题日益突出。2010年8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政策措施。会议强调，必须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8．中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9月5日，全国鸡蛋价格累计涨幅为25．3％。“姜你军”之后，“不蛋定”掀起新一轮农产品涨价潮。在杭州几大农贸市场中，杭州鸡蛋价格已经突破5元／斤，杭州消费者似乎很不淡定。全国31个省区市鸡蛋价格均已涨至4元以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鸡蛋突破5元，位居全国首位，再次印证了“不蛋定”之预言。2010年8月末杭州鸡蛋批发价涨到了4．4元／斤，零售价则为5元／斤，鸭蛋批发价为5．5元／斤。杭州农贸市场现有鸡蛋价格在5元／斤左右，与2010年8月末鸡蛋价格猛涨相比现在市场行情略显温和。在江苏海安经营禽蛋生意的鲍老板说，近年来，养鸡成本的上涨迫使鸡蛋价格必须上涨以保证利润。饲料原材料都涨价了，鸡蛋的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各地鸡蛋上涨形势趋之若鹜。杭州古荡农贸市场副总经理赵方明说，2010年该市场鸡蛋的价格总共经历了5轮上涨，从年初的零售价3．7元／斤上涨至8月30日的4．8元／斤，到目前为止这种涨价趋势仍在继续。“我认为2010年鸡蛋涨价是在其养殖、收购与运输环节成本上涨造成的，杭州的鸡蛋主要来自苏北、安徽以及河南等区域，鸡蛋调运困难，导致货源偏紧，因此价格上扬。”对于2010年8月下旬的蛋价攀高，赵方明认为，市面上大约一半的农产品都处于涨价过程中，特别是中秋临近，食品企业大量收购鸡蛋用于月饼生产，消费量会大量增加，批发商趁机提价，也给鸡蛋价格上涨带来影响。杭州市市场协会副会长金长表示，鸡蛋及部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肯定会给杭州市区消费者的生活带来影响，特别是对一些弱势群体的消费者来说。目前农产品市场并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涨一毛两毛，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但如今农产品价格的疯涨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 9．“大蒜也好，绿豆也好，红小豆也好，再怎么涨，也不会传导到大宗产品上来，因为它们有本质的区别。”2010年5月28日农业部市场司巡视员隋鹏飞在农业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个别产品由于产地相对集中、耐储存、市场容量小，较易成为市场投机对象，但是大部分农产品不易被炒作。针对2009年冬和2010年春蔬菜价格的上涨，隋鹏飞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灾害性天气对价格上涨的贡献为50．8％，劳动力、运输及经营成本增加的贡献为31．7％，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为12．7％，个别产品生产波动等其他因素的贡献为4．8％。据农业部2010年5月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达到16．42亿亩，比2009年增加700万亩以上。其中，春播粮食面积达到9亿亩，比2009年增加800多万亩。2009年全球食糖减产，市场价格全面回升，带动了农民种植意向趋增，糖料种植面积呈现恢复性增加。春播棉花、油料均已接近尾声，播种面积均比2009年持平略增。北京新发地市场，一位来自河北衡水的商户说，油价在涨，工人的工资也在涨，2009年每个人的月工资还只有1 200元，2010年就涨到了1 500元。比起2008年来，现在从衡水每拉一趟六七吨的蔬菜，成本增加了200多元。据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5月28日公布的全国农资价格行情表的数据，除了化肥价格普遍下跌，20l0年4月份高压聚乙烯棚膜和地膜、敌敌畏等农药、农用柴油的价格比2009年同期均有所上涨，其中O号农用柴油的价格为7．27元／升，同比涨幅超过27％。 10．38岁的董春国是山东寿光文家镇董家屯村人，种了近20年的蔬菜。这两年，他就是靠着一年好似一年的菜价，供孩子上学，维持家里的生活。董春国在2009年新扣了两个大棚。2010年7月末，棚里的樱桃西红柿和尖椒刚采完上市，他就立刻又种上了大西红柿和五彩椒。“今年的菜价相当可以，春天那会儿价格能比往年高上30％。价最高时，樱桃西红柿出棚就卖到每斤4元。”虽然后来价格下来了，但1万公斤的产量、平均每斤3元左右的价格还是让他的毛收入达到6万多元。但董春国并没觉得自己赚了很多，原因是“成本太高了”。他算了一笔账。土地——2009年新扣的两个大棚占地7亩，其中2亩是从别的村民那儿转包的，每亩费用800元，一共1 600元，比2008年贵了300多元。种苗——过去是自己育苗，现在都是工厂化育苗后农民购买。2010年西红柿的种苗每棵价格已达到0．8元，一个棚光苗子钱就要3 000多元。农药、化肥——现在对蔬菜的安全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多用有机肥，少用化肥，成本要增加；用于打虫、杀菌、防病毒的高效低毒农药，一周打一次，一季下来差不多就要1万多元。人力——家里的劳动力只有他和妻子，农忙时要雇人帮工。2009年冬天最贵时一个人工也不过90元／天，可2010年涨到140元／天，还不见得能雇到技术熟练的。再加上农膜、草帘子的支出和水电费用等，各项成本已占毛收入的一半以上。董春国说，这还没算他和妻子的工钱，不然盈利会更少。董春国说：“俺虽然菜不花钱，但买猪肉、鸡蛋、馒头，哪样钱能少花?现在什么都在涨价，城里人肯定不希望菜价涨，可农民是盼着菜价越高越好，俺们的吃穿用全靠着它呢!”目前，我国大部分蔬菜从田头到餐桌，一般要经过收购商、区域市场、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农贸市场(早市、超市)等5个环节。2010年一项调查显示，1斤芹菜农民以0．3元多的价格卖给收购商，到了批发市场环节价格就变为0．6元，到了二级批发价格已涨到0．8元，经过零售环节加价，农贸市场上的价格能达到1．5元。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9月5日，刘奶奶去某银行缴上月水电费时被告知，银行从9月份开始，代收水电费一律不收取现金，用户可以办银行卡缴费。刘奶奶已80高龄，从未使用过银行卡，再则，刘奶奶认为银行卡缴费不如现金缴费方便。但银行称，用银行卡代收水电费是规定，已贴出公告，不办卡者银行今后就不再为他代收水电费了。 2．最近，北京的宋女士收到河南某出版社从铁路托运来的两包书。两包书都用一面贴有化学纤维的防水特制牛皮纸里外包了三层，并用专用的化纤绳以井字捆得结结实实。当宋女士准备把这两包书转寄到外地时，却在邮局碰了钉子。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按照“规定”，邮件超过10公斤就要装箱，否则不能邮寄。无奈，宋女士只好花了18元买了两只邮局专卖的专用纸箱，将书装箱寄出。宋女士想不通，同样的包裹，为什么铁路可以托运而邮局就不能邮寄呢? 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人士介绍，国家邮政部门对包裹包装要求的第二款明确规定：书籍、簿册等物品，可以用纸或布包装，捆扎前上下加夹厚纸板或木板，以保护内件，避免损坏。包裹重量的限定为28公斤。宋女士去邮寄物品的这家邮局的“规定”与国家规定不符，属于典型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条款，限制了宋女士对邮件包装材料的选择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选择的产品和服务品种越来越多，但随之而来的各种“条款”、“规定”也多起来。这其中有大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平等格式条款和显失公平的行业惯例，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也就是所谓的“霸王条款”。特别是一些公用企业和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定，或仅从行业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格式合同，对消费者权利多方限制。其中以电信、铁路、电力等行业最为突出。 比如，市场上销售的一些电话充值卡上标明，卡内金额过期作废，或到期后余额将被封存，必须再次购买新卡才能使用封存的余额。如此循环往复，就好像一个“圈套”，强迫．消费者要么继续消费，要么蒙受损失。像邮政、电信等至今仍然带有浓厚垄断色彩的经营者，由于他们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消费者没有充分的选择余地，要消费，便只有硬着头皮接受他们单方面拟订的不平等条款。 3．据中消协统计，消费者对格式合同及其不平等条款的投诉主要集中在四类：一是电信、供电供水、供气供暖、公共运输等垄断行业；二是保险等具有一定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三是对商品房、家装、家具等标的额较高的消费品；四是对旅游、中介等服务行业。上述四个领域的“霸王条款”主要表现是：合同制定方设置为自己免责的条款，明确指出发生任何后果概不负责；在格式合同条款中限制或排除对方的正当权利，只约定消费者的义务，不约定消费者的权利；拟定合同时有意为自己设置不合理的权利，而减轻自己的义务；在消费者选择争议的解决途径时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等。 这些格式合同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在格式合同中列入一些不平等条款，消费者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对格式合同只能被动接受。二是经营者利用单方面制定的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等，逃避法定义务、减轻自己的责任，甚至将不平等条款强加给消费者。比如，“商品售出概不退换”、“打折商品概不：‘三包’”、“本店对此次有奖销售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等等。 4．长期以来，消费者对饭店不允许用餐者自带饮料等格式条款颇有微词。中国消费者协会3月12日表示，饭店的一些格式条款有违行业惯例，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成型，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正由卖方向买方市场转化，但中国的消费者在很多情况下仍被厂家或商家的不合理的规定糊弄和胁迫。 5．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首批“合同霸王条款”，涉及到商品房、物业、装修、金融保险、旅游、住宿、餐饮、邮政、公共运输等各个方面。说起“霸王条款”，消费者们并不陌生，比如某月手机因欠费停机，但停机不停费，月租费照收不误；买商品房，面积大小开发商说了算；商店、超市张贴的“贵重物品自堙，丢失概不负责”、“本店商品售出概不退换”，等等，都属于此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也不得以此种方式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6．(新华网北京2006年3月4日电)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启动“2005年度十大不平等格式条款”评选活动，20个候选“霸王条款”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引起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所谓“霸王条款”，就是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或者行业惯例等，限制消费者权利，严重侵害群众利益。“霸王条款”之所以遭到广大消费者的痛恨，是因为个别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供求关系不平衡，将不平等的消费条款强加给消费者。很多时候，由于消费者是以个人形式面对集体形式的商家，存在心理弱势，往往不得不自认倒霉，花了冤枉钱还得受窝囊气。 近年来，消费者通过打官司等方式反击“霸王条款”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也多次“声讨”，但“霸王条款”至今仍在一些行业和领域盛行，甚至愈演愈烈。究其原因，除了一些商家无视法律和社会正义之外，新华社记者在对一些“霸王条款”的调查中发现，有的部门多次表示要加强对“霸王条款”的治理，但迟迟不见行动；也有个别部门采取漠视态度，得过且过；还有一些领域的“霸王条款”找不到责任部门，或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可以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力是“霸王条款”长期横行的根本原因。 “霸王条款”与我国日趋成熟的消费市场格格不入。事实上，“霸王条款”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不利于商家自身的长远发展。如果商家不是更多地考虑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而是把脑筋放在如何限制消费者上，这样的企业肯定走不了太远。 要让“霸王条款”在市场上消失，光靠消费者自身或是消费者协会的力量远远不够。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切实负起职责，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依据法律规范商家拟定的各种消费条款， 对经批评教育仍不纠正的商家施以经济、行政处罚，铲除“霸王条款”生存的土壤，让消费者花钱花得扬眉吐气。 7．(上海证券报2006年03月15日)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年“3?15”消费者最关心哪些问题?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等城市1500位公众的调查显示：45.3%的被访者最关注霸王条款和不平等合约。在众多的“霸王条款”中，理财领域的“霸王条款”也很引人注目。 某著名网络近期在网上展开的一项金融维权调查中，八成多的网友表示在2005年的投资理财过程中有被侵权的经历。而在相关的领域选择中，除了股市之外的其他各个领域中，最受网友深恶痛绝的“霸王条款”分别是在保险、房产、银行和汽车领域中。 在保险领域，寿险代理人夸大宣传以及寿险条款释意不清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由于目前大部分的保险条款晦涩难懂，加上都是格式条款，投保者无疑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房产领域的“霸王条款”在房地产市场处于高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投资者的关注，但随着楼市进入盘整后逐渐显现出来，除了新楼盘之外，二手房以及商铺的问题同样很严重；银行的“霸王条款”虽然从数额上看并不大，但是由于涉及面广，从银行单方面更改条款开始收费，到在银行中被银行营销人员误导，购买了自己并不适合的理财产品，逐渐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至于汽车领域的问题，则是一些经销商将卖车与车险捆绑起来，导致消费者在遇险时索赔无门。同时，购车合同内玄机重重，也使得消费者免不了吃哑巴亏。 最近，深圳6名投保人将一家著名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无疑使人一下子看清了重疾险的“真面目”，原来“保险伞”竟然是一个大“陷阱”：事实上，赔付的条件是你不仅要得条款规定的病，还要按规定的方法诊断与治疗，甚至还要按规定的症状去生病，而获得赔付实际上意味着被保险人基本上已进入高危或死亡状态。 至于信用卡的“陷阱”也是由消费者发现并在媒体上披露的。其实，无论信用卡是否处于激活(即开通)状态都要收取年费。不少消费者在办理信用卡时都认为，如果没有开通就不会收费，银行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提醒你，但这在有关的条款中已经说明了。到了收费的时候，你就不得不交了。这种“霸主条款”对于那些申请了信用卡副卡的用户来说无疑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一旦申请了，无论开通与否都要收费。而且，目前一些信用卡是根据自然年计收年费的，而非按实际的“年”收取的。 从有关房产纠纷来看，五大新动向值得关注：一是退房；二是因变更小区平面布局引发的纠纷多；三是房屋装修质量问题明显增多；四是售后包租纠纷增多；五是因贷款办不出引发的纠纷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其原因基本上都是由于买房者在签署合同时候对于格式条款基本上没有修改并附加有关的协议。 近几年来，中消协受理的汽车消费投诉量占当年投诉总量的比例逐年大幅增加。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合同，目前的购车合同绝大多数是由经销商单方面制定的，保护的只是经销商自己的权益。签了购车合同，交了定金，可交车日期一推再推，退车又不退定金，消费者往往会维权无门。加上一些经销商将汽车的购买与车险捆绑，消费者稍不留神或许就会栽摔得“头破血流”。特别是不少经销商会以“保得多就赔得多”为诱饵误导车主超额投保，从中赚取更多的代理费。实际上，保险公司赔多少完全根据汽车出险的实际情况而定，并不会因为你保得多就赔得多。 8．经济学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教授认为，所谓霸王条款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消费领域，原因有二：首先是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垄断地位，消费者别无选择；其次是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什么。 海闻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打破垄断，要打破垄断，就必须引进市场竞争，只要有了充分的市场竞争，消费者就可以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自由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谁再制定霸王条款，谁就会失去消费者。对于那些不能够引进市场竞争、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就必须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对其进行管制才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海闻认为，消费者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生产者或者经营者都是有组织的，而消费者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去抗争，很难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去对抗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因此消费者始终是弱者，所以政府必须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显失公平的行为进行制约。对于消费者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海闻指出，消费者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只有给侵权者以比较重的惩罚或者使其支付数额比较巨大的赔偿，才能对垄断企业形成威慑，否则不但对侵权者不起作用，也不利于鼓励和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