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34年以前,中英贸易处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垄断贸易时期,中英关系也集中体现为公司对华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公司,而是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复合体。早期中英交涉中,公司大班代表公司行使部分政府职能,管辖来华英人,形成了独特的“大班外交”。中方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性质的定位,以及其自身承担的海外扩张职能构成了大班开展官方交涉的基础。18世纪以来,广州商馆和特选委员会设立并成为英国对华关系中心,面对中国当局的管辖权,驻华大班在中英交涉中的角色经历了从被动躲避、服从者到主动干扰、对抗者的转型,直接塑造了早期中英关系。“大班外交”是一幅生动的“前治外法权史”,向我们揭示了独特历史时期帝国扩张逻辑下中英关系的早期模式及其近代转型。
出处
《金陵法律评论》
2023年第1期26-47,共22页
Jinling Law Review
基金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海外访学项目”资助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