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唐一代,洛阳地区文学之盛,其唯武后之世欤!隋末,王世充据洛邑,李密攻之,李世民克之,兵燹连年,庐舍为墟,居人救死之不暇,遑论吮墨操觚。故武德四年,世充降后,旋废东都之号。贞观四年六月,太宗发卒修洛阳宫,而给事中张玄素竭谏,以为“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足见洛阳于当时人之心目中,远不及长安之为重要也。逮高宗之世,关中食指渐繁,米粟不济,而洛阳有含嘉仓,江南漕运,多集于兹,取给为便,故终其世,七幸洛邑。并于显庆二年,复东都之号,“置东都官员,准雍州”。高宗崩于洛邑,拟迁葬长安,而伯玉上书有云:“陛下不思(?)、洛之壮观,关陇之荒芜,遂欲弃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险”。所论与张玄素相较,何啻霄壤?时势然也。
出处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1991年第1期69-72,共4页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 Bimonthly for Studies in Arts &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