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理性化”是“我们时代的属命。”①确实,正是以人类理性觉醒相贯穿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从文化精神上启动了西方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对于所谓“后发展”国家来说,“理性化”无疑是求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前提和价值目标。然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对西方“理性王国”的不完满性有着自觉批判意识的中国,应该通过何种理性化之路而达于现代化目标呢?对此,韦伯将理性二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观点,给我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一韦伯在研究人类行动的文化意义时,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传统的行动。
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1991年第5期58-63,共6页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