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抽象的宏观的层次上讲“中国文化”、“文化心态”、“国民性”,正如抽象地谈论“文化”一样,固然有自身的价值,争论纷纷也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其实又是件十分具体而世俗的东西,至少在文化人类学家的眼中是如此,“如古迪纳夫(1961年)所说,(文化)这种知识提供了‘一些标准来决定是怎样……可怎么样……觉得怎么样……该怎么做……以及应如何对应等等。’”每个人在具体而委琐的日常生活中,每一行动的瞬间,都面临着这些问题,通过判断和决定,他做了,于是他的行动呈现出一种“文化型式”。
出处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3期25-33,共9页
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