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或则寄身首于锋刃，或则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这份阵前“宣传品”得失成败之所系。作为“招降书”，平庸手笔出之，很可能立足于“威逼”，然而，除非陷对手于绝境，单靠逼降很难奏其效；也容易着眼于“利诱”，须知，高官厚禄即令能暂时牢笼其身，但未必能永远诚服其心。丘迟这封信妙在致力于“规劝”，他既没有通牒式的虚声恫吓，也没有诓骗性的曲意逢迎，而是以诚恳态度“聊布往怀”，凛凛正义，拳拳真情，宣之于娓娓言辞，无异于提一旅仁义之师攻其心，终于使陈伯之翻然悔悟，“于寿阳拥兵八千降归”，避免了一场血沃大地、枕骸遍野的大厮杀。
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6期105-107,共3页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