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末民初，教佛在内忧外患、国运危殆的形势下勃兴．这既反映了知识界经世救亡的需要和理论思维的渴求，同时又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梁启超不仅用佛理补充儒家之说，形成了他的东方人生哲学和佛教救世主义，而且在向传统折返的同时，从学术的角度，把佛教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输入、发展盛衰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广泛地研究，成绩斐然，远在其佛教哲学研究之上。他在佛教历史的考证、义理的阐释以及典籍真伪的辨识诸方面，既有浓厚的兴趣，更有大胆的创新与实践。
出处
《学术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1993年第2期83-88,共6页
Academic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