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广州外来民工经济收入与城市化经济门槛的差距越来越大,边缘化现象日趋恶化,城市化的难度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城乡二元政治体制起决定性作用,外来民工被剥夺了对市民生活方式的购买权和享受权,他们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90年代及以后,外来民工有权力购买市民生活方式时,却失去了经济条件和素质能力,处于经济边缘化与社会边缘化状态。产业分化所导致外来民工经济收入下降,外来民工边缘化的本质是产业边缘化。在权力垄断与新兴产业的双重挤压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边缘化,依赖这些产业生存的外来民工也逐渐被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