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05年哄闹公堂案发生后,上海社会各阶层、各团体连日集会抗议,形成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潮。风潮固因公堂案而起,但其背后实隐含着中外双方对于租界内警政和司法权力的争夺。在抗御外侮、卫护国权的过程,上海绅商一直主张以和平、文明的手段和体现华人尊严的方式,合力与争,并提出了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增设华董的要求。这不仅是对此前历次民族主义风潮中"文明排外"的抗争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承袭,实际上也提示了"文明排外"的新趋向。
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09年第5期29-35,共7页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基金
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B405)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