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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报刊的公共性研究——以梁启超、刘师培的报刊活动为探究对象 被引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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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体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它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政治性辩论的、非歧视性的、自由的空间.有学者认为,传媒的公共性指的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公众,其平台和话语必须公开,其使用和运作必须公正.①本文选取梁启超、刘师培为考察对象.两人代表不同党派,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从其报刊活动与发表的言论出发或可以窥探出清末民初政党报刊的公共性.
作者 艾萍
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CSSCI 北大核心 2014年第2期153-154,共2页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基金 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现代视野下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3SJB720012)的研究成果
  • 相关文献

参考文献5

  • 1潘忠党.《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J].传播与社会学刊,.
  • 2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史林,2003(2):77-89. 被引量:178
  • 3梁启超.《变法通议》.《粱启超全集》,第1册,第2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4间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M].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8-129页.
  • 5刘兰肖:《近代史学与晚清报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232页.

二级参考文献4

  • 1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用来分析清明以来中国社会,比较著名的有Robert K.Schoppa、William Rowe、Mary Rankin和David Strand等,而对此持批评看法的,有Frederic Wakeman、Philip Huang和Philip Kuh等.有关这场争论,参见William T.Rowe,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in Late Imperial China ;Frederic Wakeman, Jr. ,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Philip C.C.Huang,'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in China?,以上三文均见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 2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市民社会属于私人领域,是自利性的资产阶级个人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领域,它以市场为中心,通常不扮演政治的功能.而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中,意味着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之间的批判性的舆论空间,是由资产阶级的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在市民社会中,私人利益是一切交换和交往的中心,而在公共领域,公共问题讨论的假设是从各自所理解的公共利益出发的.在欧洲的历史上,这两种现象念虽然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但不是同一个概念,不可互相替代或指称.
  • 3《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
  • 4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J].观察,1946.

共引文献181

同被引文献11

引证文献2

二级引证文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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