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政策试点逐步推开,无论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全境开放的差序格局,还是近期推进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试点一直是地方和区域治理创新中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在国家整体开放已经完成之后,高质量的开放与发展开始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推进之时,立足于本土资源的各类示范区分别在各级政府文件中出现,深圳先行示范区则承担了国家战略性改革与引领型改革的重任,这一转向既显示了我国地方治理、区域治理向国家治理的总体性任务转变,又凸显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推进。
出处
《学术界》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8期25-32,共8页
Academics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特大城市贫困治理研究”(19BZZ08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