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黄哲伦在其成名作《蝴蝶君》中流露出矛盾的文化态度,剧作对伽里玛“东方主义”偏见的完全挫败颠覆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东方“陈词滥调”式的文化表征;同时,作者有意强化中国男性阴险狡诈的本质,刻意夸大“文化大革命”等中国文化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迎合并加深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他者”的刻板印象。做为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华裔,黄哲伦自身家庭的文化倾向,和他身为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文化与故国文化夹缝之间的边缘状态,造成其身份认同存在模糊性,由此产生《蝴蝶君》对“东方主义”既抗拒又迎合的矛盾态度。
出处
《绥化学院学报》
2020年第9期86-88,共3页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基金
2016年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一般项目“‘第三空间’理论下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研究”(2016AH0017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