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随后,白宫也发布了《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危害的备忘录》,引发对中美金融脱钩的担忧。本文认为,《法案》的提出并非偶然,背后叠加了短期、中期、长期三个因素。短期因素是瑞幸咖啡造假引发的针对中概股信息披露的质疑,这也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监管执法的重点内容。中期因素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叠加美国大选临近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法案》包含大量针对中国的政治性条款。长期因素是中美金融领域脱钩。《法案》极有可能出台,并直接影响中资企业在美上市与融资,特别是拥有国资背景的中概股,将首当其冲。对此,主要应对之策有三方面。第一,要坚持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的谈判,尽最大努力避免问题恶化。第二,应加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本文简称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同时,积极打造离岸金融中心,提升对中资公司海外上市的承接能力。第三,深化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建立中国版PCAOB机制,打造高质量的国际化资本市场。
出处
《国际金融》
2020年第8期39-47,共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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