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历史上有种将先贤的历史行迹随意地在其他地域上重新移植或新编并塑造出景观的现象。本文从中国历史上上古时期大禹、中古时期诸葛亮、近古时期建文帝等先贤信仰的个案来看,先贤行迹的大范围可以分成历史行迹空间和泛化行迹空间,先贤故迹点的性质可以分成行迹点、祭拜点两大类。总的来看,中国历史上先贤崇拜景观空间演化形成四个基本特点,即历史行迹空间范围大和行迹不清晰会强化先贤景观的附会、时代越近的先贤泛化行迹类景观在空间泛化上会受到历史地域的限制更明显、在历史行迹空间范围内的历史行迹点的附会往往存在“大时空不虚,小时空不拘”的演化规律、先贤祭拜类景观点的扩展受国家诉求的影响大却较少受历史空间的限制从而遍地开花的特点。中国历史主流的正史文本往往只提供了一个宏大的主体历史叙事或者大的历史空间建构,乡土历史的重构往往就成为乡土中国的重要文化大事。在乡土历史的重构中,具体路径可以从低到高分为口述传说制造、口述传说文本化、口述传说和文本传说的景观化三个层次。在这个乡土历史的重构中,乡土先贤的历史记忆的景观化是最为重要的路径,但也是对后代最有欺骗性的路径。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乡土历史重构的原因相当复杂,也因此使乡土历史重构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存在差异。乡土历史重构中的文化历史制造是国家政治需要、民间功利诉求、乡土华夏认同共同催生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有辨明乡土历史重构中作为科学和文化的两种历史遗存的性质,进而提高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信度的责任,但同时在现实社会中也不能对已经成为文化的历史遗存产生漠视。
出处
《人文杂志》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7期80-92,共13页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