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韩驹宣和二年以著作郎被诏还朝,累迁至中书舍人,这与他结交梁师成等"贵近"有密切关系。宣和六年被黜,也是受朝廷人事斗争的牵连。而"苏轼乡党曲学"只是官方的借口。曾几"三黜本因元祐学"之说是讳饰之言,不可尽信。"元祐学术"禁令的执行与落实,常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往往取决于当权者的需要。在考察相关问题时,要关注其背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在动态中进行把握,方能切近历史实情。
出处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CAS
2021年第7期57-60,共4页
Journal of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基金
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宋南渡时期的政治文化与诗坛”(SK2020A0131)。
